中國戰略思想史：大秦帝國的興亡中國戰略思想史第四十九課

作者|鈕先鍾，著名戰略思想家、學者

來源|《中國戰略思想史》

六國相繼滅亡之後，秦始皇建立中國有史以來的統一大帝國。這是一種非常艱巨的工程，始皇在李斯輔佐之下，立即採取各種措施來鞏固其統治，其目的即為建立萬世之業。李斯曾從荀卿學帝王之學（大戰略），他雖然由於官運亨通之故，並無任何著作傳世，但他在建國過程中的大戰略思想又還是可以從始皇所行政策之中顯示出來。在此又應提醒讀者注意一點：所謂戰略思想者常同時保有兩條途徑（Approach），其一為理論導向，其二為問題導向。李斯的思想是採取第二種途徑，其目的為解決實際問題，而非建立理論體系。概括言之，在李斯指導之下，秦在完成統一之後，即曾分別在政治、交通、財經、文化、軍事等方面採取措施以來鞏固其統治和增強其權力：

（一）廢封建，設郡縣。始皇因丞相王綰請立諸子為王，以鎮新亡六國之地，下其議於群臣。李斯曰：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侵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註：史記：秦始皇本紀。]

始皇從其議，於是二千年郡縣天下之局遂歸確定。

其實郡縣之設置，早在春秋時即已有之。秦國自商鞅變法後，對此種制度擴大推行。凡侵略所得土地，大者置郡，小者置縣。始皇統一天下後，由於李斯的主張，始決定徹底廢除封建制，而使郡縣制永久化。依史記記載，最初區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外加京畿「內史」，直接受中央政府的統轄，以後又增設到四十一郡。各郡名稱在各書中記載不盡相同，然大致可謂此四十一郡即此後中國版圖的基礎。其疆域東至大海及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今越南北部），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後世所謂中國本部，即指此範圍內之領土而言。[註：史記：秦始皇本紀。]

郡以下設縣，每郡之中設縣數不等，視地方情況而定。縣為最基層的地方政治單位，此一名稱自秦代開始制度化以後，迄今仍無改變，奠定了中國永久統一的基礎。所以李斯之功實不可沒。

（二）開闢馳道，加強交通。秦代交通以陸路為主。始皇統一天下後，即有計劃的開闢道路，列為國家重大建設項目之一。依史記所載：始皇二十七年「治馳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註：史記：秦始皇本紀。]關於馳道的實際情形，漢文帝時的賈山曾描述如下：

秦為馳道於天下，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註：漢書卷五十一，賈山傳。]

國家欲保持富強統一，則必須建立更好的全國交通網，秦帝國在這一方面的成就可與西方古代的羅馬帝國媲美。所謂馳道是以秦都威陽為中心，向四方放射，而構成的全國交通網。此與「條條大路通羅馬」之說完全吻合。馳道既成，不僅可以鞏固國防，加緊控制，而且對於經濟發展也有極大貢獻。

（三）發展經濟、改革財政。商鞅變法，在秦國實行土地改革，准許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以來鼓勵農業增產。始皇統一六國後，也就把商鞅所建立的農業政策擴大推行，同時又發展工礦企業，一方面禁天下生產兵器，另一方面則輔導金屬工業增產農具，以來配合農業的發展。

在財政方面採取集中民間財富的措施。始皇二十六年初並天下，乃「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把民間財富都集中在首都，其目的有二：一方面增強中央政府的財力，並便於作有計劃的運用；另一方面則又可以控制地方的財源，並使六國遺民無財力來從事反抗活動。

此外，更具有積極意義的是同時又向全國推行統一度量衡和統一錢幣的兩大政策。秦國自商鞅執政時即已統一度量衡制度。現在也就擴大推行，普及於天下。故史記謂始皇二十六年初並天下「一法度石丈尺」。[註：史記：李斯列傳。]

至於錢幣的使用，早在周景王二十一年即已開始。秦國則遲至一百八十餘年之後，即周顯王三十二年（秦惠文王二年），始「初行錢」。後至始皇三十七年又「復行錢」。[註：史記：卷十五，六國表。]由此可知三十七年所行的是統一之後的全國性貨幣。

（四）統制思想，統一文字。戰國時代，學說紛歧，言論自由。託古諷今，議論朝政也已成風氣。此在多元社會中本為應有的現象，不足為怪。但秦統一天下後，對於過度的思想言論自由，則又自難容忍。在歷史上，以統制思想為鞏固統治的手段，本為常事，也未可厚非。但行之過甚，至於焚書坑儒，遂不免為後世所詬病。

其第一項措施即為禁止私學（塾），這本是法家的傳統觀念，韓非曾指出：

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謬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註：韓非子第五十，顯學。]

李斯對於私學的意見與韓非如出一轍，他說：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敵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註：史記：李斯列傳。]

於是始皇同意其說，遂禁民間設置私學。僅只禁止私立學校的設立似乎還不夠，於是李斯遂又建議嚴格管制出版物的發行，此即所謂「焚書」：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有知不舉者輿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註：同前注。]

至於「坑儒」，也就是對思想罪犯嚴加懲處，不過所謂儒者又包括方士在內，總人數不過四百六十餘，這在專制暴政之下，算不得是一件大事，後世的議論是不無誇大之嫌。[註：史記：秦始皇本紀。]

在另一方面，統一文字則為具有歷史重要性的大事，戰國時代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統一的國家須有統一的語文。但由於地大民庶，方言極多，要想統一語言，頗不容易，所以只能從統一文字開始。許慎說：

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新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註：許慎。說文敘。]

此所謂小篆亦稱秦篆。另外又有程邈作隸書，始皇善之，以為隸人佐書，故曰隸書。[註：張懷瑾：書斷。]

王國維說：「秦並天下，同一文字，於是篆隸行而古文籀文廢」。[註：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七。]篆隸不僅日益流行，以後又累經改革，始有今日之楷書。秦之統一文字固然是為了鞏固其對天下的統治，但對於中華民族的文化又還是有莫大的貢獻。

（五）北逐匈奴，修築長城。我國古時，北方邊疆，自東北遼河流域起，沿陰山山脈，橫亘大漠南北以至隴西之地，自始即有戎狄（異族）雜居其間。他們以游牧為生，不事農耕，逐水草而居。性情兇悍，擅長騎射，劫財殺人，常為中國患。戰國時代，大體分為東胡、匈奴、月氏三族，其中以匈奴最為強大，時為燕趙魏秦諸國之患。雖以始皇之雄武，在鯨吞六國之後，仍懾於「亡秦者胡」之流言，對於匈奴深具戒心。並決心採取有計劃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始皇的實際行動以始皇三十一年的親自巡邊，東至碣石門各郡，由上郡（今陝西綏德）回咸陽。接著即決定動員大軍，北逐匈奴。史記稱：「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征匈奴，略取河南地。」[註：史記：李斯列傳。]由此可知蒙恬北伐的目的為逐退已經侵入隴西河套以及舊趙國境內的匈奴，收復中國固有的國土。始皇三十二年夏秋之間，蒙恬按照既定計劃，率領主力由上郡經榆林，進入河套北部。另一部分兵力由義渠蕭關之道，進入河套南部。兩軍所至並未遭遇重大抵抗。至冬季，河套地區即已肅清，匈奴殘部向西北渡河逃去。蒙恬乃將兵力推展到黃河南岸，渡過嚴冬，並準備明年的後續作戰。

翌年初春，蒙恬主力由九原（今綏遠五原）渡河，攻佔高闕及陶山（今狼山山脈）。另一部分兵力西渡黃河，攻佔賀蘭山。匈奴懾於秦之兵威，紛紛向北遠遁。於是過去被匈奴侵佔的秦趙邊地全部光復，攻勢行動隨之告一結束。

蒙恬的勝利使中國的邊界由榆中（今甘肅蘭州之東），沿賀蘭山、狼山、高闕、及陰山山脈，達到雲中。於是為一勞永逸起見，始皇遂命蒙恬修築長城，同時命雲中、代、上谷、漁陽、右北平諸郡分別修茸舊有長城，與之連接，而構成一條完整國防要塞線。史記的記載為：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註：同前注。]

明代顧炎武則謂，蒙恬收復河南地後，即：

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此秦並天下後所築之長城也。[註：顧亭林：日知錄卷三十一。]

長城的修建，即自今日標準視之，也應算是偉大的工程，可以想見當年秦政府為了鞏固國防所作的努力是如何巨大。長城完成後，使原有分屬各國的邊牆連接成為一體，其整個體系的設計也完全符合戰略的原則，足以顯示主其事者具有高度的戰略素養。「萬里長城」不僅成為歷史名詞，而其維護國家安全、民族文化的功勞更是永垂不朽。尤其是自從長城完成之後，胡人也就望之生畏，從此不敢南下牧馬。從戰略理論的觀點來看，對於所謂「嚇阻戰略」（strategy of deterrence）更可以說是開歷史的先例。

綜合上述五點觀之，可以發現當秦始皇建立統一大帝國時，李斯所指導的大戰略，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方面，而構成完整的架構，實可謂戰略思想領域中的傑作。因此，在此種總體戰略思想指導之下，秦帝國的開國規模也似為後世所不能及。

但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大帝國的壽命卻非常短暫，前後不過十四年而已。從歷史上來觀察，統治是遠比征服困難。尤其古代，由於交通和通信的遲緩，要想統治新成立的大帝國則更是不易。離心力往往都是大於向心力，只要中央政權的控制一減弱，分裂之勢馬上就會形成。最大的原因還是秦始皇本人的英年早逝。他死於公元前二一〇年，他統治這個空前大帝國一共只有十年，無論他是如何雄才大略、天縱英明，在這樣短的時間內，還是不可能完成其安內攘外的偉業。

漢初的賈誼曾著「過秦論」以來檢討秦的過失（失敗的原因），其結論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註：賈誼：過秦論上。]賈誼所代表是儒家的思想，對法家的政策批評其為「仁義不施」，實理所當然。至於所謂「攻守異勢」也正是與陸賈向漢高帝所說的話：「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乎？」的意義完全相同。[註：漢書卷四十二，陸賈傳。]換言之，征服（攻）與統治（守）是兩種不同的任務，所以必須採取不同的戰略。

事實上，李斯的大戰略就原則而言並無大錯，儘管不免失之過分嚴苛，不過那也正是秦國百餘年的政治傳統，不是李斯所能改變。大帝國之所以迅速崩潰，主要的關鍵還是人事。始皇好大喜功，對國力消耗過度，而對後事也毫無安排。李斯又受趙高蠱惑，矯詔殺其長子扶蘇和大將蒙恬，而擁立其次子胡亥（僅十二歲）為二世皇帝。這樣的發展也就自然斷送了秦帝國的前途。

秦統一天下之後，對於思想言論自由嚴加限制，對於學術的發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當然十分巨大。戰略思想也自不例外。有許多先秦遺產均遭破壞，而思想理論在此階段中也自無進步之可言。雖秦代存在的時間很短，但對於我國學術思想的演進所造成的傷害仍然還是非常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