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人知香港抗日女游擊隊，隊長母親為送情報被日軍殺害

本文的主人公「方姑」方蘭，抗戰結束後仍在香港以小學教師為職業，擔任中共香港大嶼山區委書記，從事地下黨活動。1948年，中共黨組織調方蘭到廣東工作，從此離開香港。新中國成立後，方蘭歷任廣東省婦聯秘書長、副主任、主任，中共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委員。上世紀80年代，在香港西貢區民間人士和旅英香港同鄉的捐款資助下，一座「烈士碑園」終於在風景秀麗的西貢軒竹灣落成。挺拔而又莊嚴的「抗日英烈紀念碑」，在民間留下永久的記憶。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大典。方蘭和原港九大隊、市區中隊的老戰友們，集體赴港觀光。方蘭徘徊在烈士碑園，彷彿又聽到了母親的聲音：「我是中國人啦！」

下面是她的故事

「方姑」是一位瘦弱文雅的年輕姑娘，那時只有二十二三歲，原名孔秀芳，後改名方蘭。香港淪陷前在崇德學校當老師。方姑的親生母親，也因為游擊隊傳送情報，被日軍殺害了。

抗戰勝利後，方姑和她的隊友們回到各自的街區、工廠，繼續各自的人生。當初舉著白旗向日軍投降的英國總督楊慕琦重返香港，復任總督。之後，港英當局每年都要舉行光復紀念日，但是，香港人民堅持抗日鬥爭的歷史被遮蔽，方姑和她的隊友們，似乎在香港的記憶中消失了……

方蘭，香港市區抗日游擊隊隊長兼指導員。

方蘭，原名孔秀芳。1921年生於香港，畢業於崇德學校，以小學教師為業。1938年被選為香港兒童團總團長，同年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日軍佔領香港後，撤離市區至新界，擔任港九抗日游擊大隊女子隊長、幹部隊長。1943年潛回香港，組建市區中隊，戰鬥至日本投降。戰後任中共香港大嶼山區委書記。1948年，中共黨組織調方蘭至廣東工作。1949年後，歷任廣東省婦聯秘書長、副主任、主任。中共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委員。1998年病逝於廣州。

此照是方蘭所存個人照片中拍攝時間最早、最年輕的一張。約攝於1950年廣州，時年29歲，任廣東省婦聯秘書長，兼廣東省總工會女工部部長。

母親遇難

自從「方姑」在香港組織地下游擊隊以來，她無論去哪裡，母親總跟在身邊，警惕的眼睛注視著前後左右，一旦有危險，母親就會像母獅一樣撲上去保護自己的女兒。

跟著女兒走過一兩次，游擊隊長方姑常去的幾個接頭地點和人，母親全都默記在心裡。後來，方姑隊長和幾個聯絡點之間傳來的消息、信件、情報等等，往往都由母親——馮芝、馮媽媽，默默地來回傳遞。母親是方姑也是市區中隊最忠實可靠的交通員，是不在編的游擊隊員。這天，和往日一樣，阿四挎著一隻盛滿了「中草藥」的竹籃，來到了方姑的媽媽家。阿四是方姑家鄰居的女孩，雖然十分誠實可靠，但母親總認為她是個孩子，遇到繁重和危險的任務，阿四的角色就會由母親自動代替。阿四從竹籃里提起一串鹹魚，「馮媽媽！這是阿芳姐孝敬你的。」放下鹹魚，急著就要走，說是要給藥材鋪去送藥材。馮媽媽拿出幾條鹹魚遞到阿四手裡：「回家去看看你阿爹，藥材鋪我去。」阿四知道拗不過馮媽媽，說：「那好，我一會兒就過來。方姑交待了，天黑以前一定要返回坑口。」

這一老一少，向來配合默契。她們說的「藥材」、「藥材鋪」，全都心知肚明，無需多動唇舌。阿四提著鹹魚，母親拎著草藥，各自去了。游擊隊員伍惠珍家開的「伍記藥材鋪」，是方姑隊長直接的聯絡點。中隊部發給各地段各小組的指令、宣傳材料或其它物品，各地段各小組向中隊部報告的情報消息，都是在這「伍記藥材鋪」交接傳遞。這是游擊隊的核心秘密。

伍惠珍計算著日期，知道坑口「家裡」今天要來人，坐在店裡靜靜地等候。藥材鋪既按方配藥，也收購藥材。自從做了游擊隊的聯絡點，把收購業務改在了後店。

馮媽媽挎著竹籃來了。這時店裡沒有其他人，馮媽媽還是照規矩說：「伍小姐，鄉下送藥材來了。」伍惠珍應答：「馮媽媽，後店看吧。」

兩人進了後店，伍惠珍把那些稱作「藥材」的草根樹皮扔到一旁，取出一隻油布包裹，放進柜子。又從柜子里取出幾封信件，還有一張捲成「火柴棒」似的紙條，全都交給馮媽媽。伍惠珍指著那支「火柴棒」特別叮囑：「送來的人說非常重要，要格外小心，搞不好要掉腦袋的。」馮媽媽將那「火柴棒」裝進貼胸的口袋，把那些信件放入竹籃，又將那些草根樹皮覆蓋在上面，藏得嚴嚴實實。兩人不動聲色地交接完畢，伍惠珍將馮媽媽送出店來。

馮媽媽回到家裡，伍惠珍叮囑她的話音總在她耳邊響起，「非常重要」、「要掉腦袋的」。她打定主意，找出一件夾衣，拆開一條縫，將那支「火柴棒」藏進衣服夾層，又找出兩件舊衣服，全都放在竹籃里。

剛收拾停當，阿四回來了。馮媽媽用不可爭辯的語氣說：「今天我和你一起走。」天真的阿四樂了，「又想我阿姐啦？」馮媽媽笑了，「媽媽想女兒，犯法呀？」一老一少相擁著，高高興興地出門而去。

她們來到筲箕灣碼頭。這裡多是一些販運魚菜柴草的民間小船，平常不檢查。已經是下午時分，正是漁民菜農返回新界的時候。突然開來一隊警察，由日本憲兵指揮，進行突擊檢查，任意沒收物品。這種檢查，實際上是他們搜刮財物的一種手段。有人塞給警察幾張鈔票就過去了。有些船隻迅速離岸而去。日本憲兵朝海上亂打槍。碼頭上一片混亂。馮媽媽的心緊張地跳了幾下。她很快鎮靜下來，已經來不及下船了。馮媽媽悄聲對阿四說：「擋住我。」馮媽媽靠在阿四身後，從竹籃里掏出那些信件，迅速地撕碎了擲入海水中，然後挎著竹籃若無其事地站在一邊。這時，一個印度「摩羅差」過來檢查。這些印度人，受雇於日軍，他們一般同情中國人，但也不會錯失眼下這種發財機會。他把馮媽媽的竹籃翻檢一遍，除了幾件舊衣服沒有其它東西。這個「摩羅差」知道中國人喜歡把值錢的東西藏在衣服里，他拎起衣服從上到下地摸索，搜出了那隻「火柴棒」。馮媽媽正要掏錢賄賂「摩羅差」，一個日本憲兵從「摩羅差」手中奪走了那個火柴棒似的紙卷。乘著「摩羅差」向日本人報告，馮媽媽拉住阿四的手，低語交待：「你我不認識，你跟我一起走路，什麼都不知道。」阿四望著馮媽媽，快要掉下眼淚。馮媽媽用力握了一下她的手，示意沉住氣。

日本憲兵厲聲喝問：「你的，幹什麼的？」

馮媽媽回答：「收估衣，做水客。」

憲兵手舉著那小紙卷：「這個的，是什麼？」

馮媽媽回答的理直氣壯：「我收了舊衣服拿到鄉下去賣，衣服里夾那麼個小東西，我怎麼知道？」

日本憲兵命令「摩羅差」把馮媽媽帶走。「摩羅差」指指阿四，馮媽媽搶著說：「她只是和我一起走路，不相干的。」日本憲兵喝道：「通通帶走！

」

母親和阿四被捕了。

這一天，是1944年3月17日。

傍晚，方蘭坐在坑口海邊的礁石上，等待交通員阿四由市區歸來。隨著夕陽西沉暮色漸濃，她的心情越來越焦急，胃部愈來愈疼痛。長久以來，環境殘酷，安危無常，身心處於緊張狀態，患上了神經性胃炎，一緊張胃就痛。天已經全黑了，月光映照著海面，船已全部靠岸，海面上空蕩蕩的再也看不見划動的船隻，喧嘩的碼頭也漸漸寂靜，可是沒有阿四的蹤影。

方蘭凝神端坐在礁石上，夜色中像一座雕塑。海水輕輕地拍打著礁石，濺起的水花落在她的身上，她全然沒有感知，腦海中翻騰著各種各樣可能的設想，又一個一個地推翻。不，阿四是個聽話的孩子，是個守紀律的交通員，她一定會按規定當日返回。可是，黑黢黢的夜晚，靜悄悄的海濱，仍然沒有阿四的蹤影。

一種不祥的預感，在方蘭心中不可遏止地升起。

游擊隊員陳佩雯輕輕地來到方蘭身旁。

坑口歸來的船家相告，今天下午在筲箕灣碼頭，日本鬼子抓走了兩個婦女，一老一少。是啊，是她們了，母親和阿四。

方蘭和陳佩雯，誰也不願說出口。兩人靜靜地坐在海邊，等待天明。

天剛蒙蒙亮，船艇開始出港了。方蘭要陳佩雯留守，她一人到市區去作應急安排。陳佩雯第一次違抗命令：「不行，萬一你……」下面的話「出事了」她沒有說出口，「我向大隊怎麼交待。今天我一定得跟著你，要死我和你一起死。」方蘭為自己的戰友感動，但她還是批評阿雯：「又犯幼稚病，我們還沒到死的時候。要死也得法西斯先死。」阿雯堅持要與隊長方姑同行，方蘭只好答應。

兩位客家女登上一艘漁艇。由坑口至香港，小艇行約二小時，她們從筲箕灣上岸的時候，太陽剛從海面上升起。灣仔大道東101號，也就是方蘭的家門前，站著兩名荷槍的警察。兩位客家女低頭從門前匆匆走過。她們去了「伍記藥材鋪」，去了和中隊部直接往來的各個聯絡點。

方姑得到證實，在母親和阿四被捕二三個小時之後，憲兵從海軍制船所抓走了提供情報的游擊隊員張詠賢。伍惠珍交給母親的那隻「火柴棒」，正是關於日本海軍制船所的一份重要情報。憲兵截獲了這份情報，根據內容和筆跡，按圖索驥，追查到海軍制船所繪圖室，隨即逮捕了張詠賢。

方蘭當即指令各地段各小組，改變聯絡路線，做好隨時轉移的準備。

之後，方蘭來到妹妹阿娥的家，陳佩雯寸步不離地跟著她。阿娥抱著姐姐哭了起來，「阿姐！媽媽……」阿娥告訴姐姐，昨天下午警察來通知，母親和阿四暫時關押在筲箕灣區役所，等候憲兵部發落。阿娥給母親去送飯，母親讓阿娥告訴方蘭：不要管她，她不會做對不起自己女兒的事。

方蘭在心裡譴責自己，是她把母親帶入了危險的境地。

阿娥從痛苦中清醒過來：姐姐！你快走！日本人昨天就到家裡去搜查過了，現在還派警察守在家門口。

方蘭和陳佩雯回到坑口，立刻放棄雜貨店，撤回檳榔灣去了。

游擊隊員「大頭九」提出了營救母親的方案。關押母親的區役所後面有一條溝渠，渠內有流水通往海邊。可以搖一條小艇進去泊在區役所樓下，游擊隊從區役所衝上樓去，將母親用繩索從樓上吊放在小艇上，小艇就可以迅速划到海上。「大頭九「說，他已經劃著小艇從海邊沿溝渠實驗過，在區役所四周查看過幾回。他們已經做好了準備，只等方姑隊長一聲令下，今天夜間就採取行動。「大頭九」拍拍腰間，「傢伙我都帶著。」自從母親被捕二三天以來，方蘭不能吃飯不能睡覺，心急如焚。母親正在受敵人折磨，聽說已經用過電刑，讓狼狗驚嚇。母親正在為她受難，她多麼想衝進去救出母親。方蘭擔憂，萬一從母親和阿四那裡泄露了什麼，市區中隊就會全軍覆沒。她迫切地期盼母親早一天安全歸來。她聽完「大頭九」的營救方案，本能地握起她的左輪手槍，不假思索地喊一聲「走！」帶著「大頭九」直奔茶果嶺。過海到筲箕灣，沿著「大頭九」所說的那條溝渠，直接到了區役所後面。這時，方蘭的心態已經趨於平靜，仔細地觀察著樓上的每一個窗口。有一個窗戶釘著鐵條，想必那就是關押母親和阿四的房間。區役所沒有正式牢房，方蘭再到區役所正面去觀察，門口有兩個「摩羅差」站崗，還有兩隻狼狗守著，不時地向過往行人狂吠。樓上走廊有日本憲兵來回走動。

方蘭冷靜了下來：解救行動肯定會被敵人發覺，只有以死相拼。一旦行動失敗，那將是市區中隊整體的消亡。我有這樣的權力嗎——為了營救自己的母親？「媽媽！」方蘭在心中呼喚，「以更多其他人的生命來救您，媽媽！您同意嗎？」方蘭多麼希望母親此刻出現在那個窗口，讓她瞧一眼媽媽！方蘭似乎看見了母親的笑容，聽見母親在說：「我懂，秘密。」方蘭向「大頭九」打出「撤」的手勢，離開了區役所。

幾天之後，阿四被釋放回來了。在檳榔灣，阿四抱住方姑一場大哭。慢慢平靜之後，講述了這些日子在牢里的經過。

從被捕的那一刻起，母親就再三交待阿四，互不相識，互不相干。後來，無論什麼人什麼時候審問，阿四都一口咬定，做出傻乎乎渾然無知沒有干係的樣子。日本鬼子從始至終逼問母親一個問題：那隻「火柴棒」是誰給你的？你要把它交給誰？母親從始至終就一個回答：我收估衣收來的，拿到鄉下去賣，哪曉得衣服里夾著那麼個小紙棍？不是你們搜出來，我還不知道哩。母親蠻有理，說話語氣總是佔上風。日本鬼子牽來狼狗對著母親嗥叫，震懾母親的神經，企圖讓母親在神經崩潰的狀態下再說出什麼。母親抱著腦袋側轉身躲在牆腳，任你怎麼瘋狂嗥叫再也不理睬。有一次上電刑，一通電，母親就暈了過去。醒過來還是那個說法。有一次，日本鬼子問母親，那張紙上寫的什麼？母親回答的更好：我不識字，我怎麼知道？紙在你們手上，你自己看呀！審了多少回，結果都這樣，他們真拿老太太沒辦法。前天，母親和阿四被帶到憲兵部，和被關在那裡的張詠賢互相指認。阿四看見張詠賢

猛一吃驚，母親暗中搗了阿四一拳。憲兵問，你們認識嗎？母親搶著回答，不認識。憲兵又問，見過嗎？母親走到張詠賢面前，做著辨認的樣子，拉住詠賢的手輕輕一握，說，我沒見過這麼漂亮的姑娘。張詠賢和阿四互相都說不認識，沒見過。憲兵把她們三人關在了一起。憲兵一走，三人緊緊地靠在一起。母親撫摸著詠賢，察看她身上的傷痕。張詠賢說，他們審問我，我就是一句話，不知道。他們就用皮鞭抽我，我還是不知道。母親和阿四忍不住掉下了眼淚。母親說，我們進來了，不能再連累外面的人。詠賢說，馮媽媽，你還記得嗎，去年冬天的那個晚上，在我家裡，方姑領著我們宣誓，我是對天發過誓的。那天晚上，母親一直守候在門外。

第二天，她們三人被帶到憲兵部接受審問。和以往不同的是，除了憲兵隊長，多了一個穿著海軍制服的日軍官佐。無論怎麼審問，阿四還是那個誰也不認識誰也不相干的傻丫頭。無論問什麼，張詠賢都回答一句「不知道」。憲兵隊長惱羞成怒，用日語吼叫，張詠賢回敬一句：「上帝會懲罰你們的！」再也不說話，保持沉默。審問母親，母親還是那句回答過多少遍的話：「我是收估衣的，拿到鄉下去賣……」憲兵隊長拍打桌子，探出半截身子逼向母親，氣勢洶洶地問：「老太婆！你到底是什麼人？」母親感到莫名其妙，這還用問嗎：「我是中國人啦！」

母親馮芝和詠賢姑娘，由憲兵部移交給了駐港日本海軍刑事部(即軍事法庭)，阿四被釋放。這以後，母親和張詠賢被囚於香港赤柱監獄，不準探視。她們在獄中的情況，無從得知。也沒有任何消息由獄中傳出。

日本海軍刑事部，最終對馮芝、張詠賢強加「間諜罪」，判處死刑。

1944年6月22日，60歲的母親馮芝，19歲的詠賢姑娘，在香港加路連山，遭日軍槍殺。

人們記住了，她們倆面對日本法西斯，各自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張詠賢說：「上帝會懲罰你們的！」

馮芝說：「我是中國人啦！」

方蘭沒有哭。她把眼淚藏在心內。她不能去安葬自己的母親。日本特務正在尋找馮芝的女兒、抗日激進分子孔秀芳。「孔秀芳」作為符號已不復存在。有一位「方姑」，領導著港九市區游擊隊，展開了更加猛烈的抵抗活動。來源：紅潮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