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為何放走300萬日軍

蔣介石信奉基督教，1930年受洗為基督教徒，深受基督教之影響。他曾在日記中寫道：余之讚美耶穌者五：一曰犧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奮鬥精神，四曰純一精神，五曰博愛精神。盧溝橋事變前，面對日本的侵略，蔣介石講的最多的就是「忍耐」，「忍耐」成了妥協退讓的代名詞。現在抗戰勝利了，蔣介石認為前恥已雪，不能再提雪恥了，要「以德報怨」，「不念舊惡」，要全國人民都像他一樣，善惡不分，以虛偽的博愛精神去對待昔日的日本強盜。

投降後的日軍向中國軍隊繳械

蔣介石為什麼會提出「以德報怨」的對日政策呢？其實，很好理解。蔣介石雖然痛恨日本帝國主義，但是日本投降了，眼下要對付的是中國共產黨。對日本「不念舊惡」，對共產黨可是要舊賬重算。他認為，日本人帶給的恥辱雖然已經「湔雪凈盡」，但是如果不徹底消滅共產黨，那「新恥重重，不知此恥何日可以復雪矣？」他打算儘可能地利用日本的力量來對付共產黨。

早在8月10日，蔣介石即對即將投降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發出訓令：命敵軍駐軍司令維持現狀，除接受政府指定之軍事長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8月15日，蔣介石命令日本中國派遣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所部日軍：「軍事行動停止後，日軍可暫保有其武器及裝備，保持現有態勢，並維持所在地之秩序與交通，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同日，蔣介石再次命令岡村寧茨，要日軍維持佔領區秩序，並據守城市，抵抗共產黨武裝的進攻。岡村寧次根據蔣介石的命令發表通告，拒絕向共產黨八路軍投降，聲稱，如果對日軍採取不法攻擊態度，或要求解除武裝者，將認為系不服從蔣委員長命令之軌外行動，不得已時決采自衛行動。岡村寧次還親自起草了《和平後對華處理綱要》，依照這個綱要，日軍官兵紛紛向國民黨軍隊繳械，而拒絕向八路軍投降。日軍在投降後按照蔣介石的要求維持佔領區秩序，使主要交通線及重要城市「確保無恙」，密切配合了蔣介石搶佔軍事重地的行動。蔣介石對受降活動比較滿意，1946年12月31日，他在日記中得意地寫道：

本年受降工作，幸已達成預定目的，頗足自慰。回憶當時共產黨爭取受降情形，詭計百出，險象環生，但終能突破艱難，順利完成任務者，實因去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余立即發表廣播演講，說明中華民族傳統之至高至貴之德行為——「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決不以日本人民為敵，亦決不對敵人以前暴行加以報復，使敵偽安心投降而共產黨遂無蠱惑之機矣！

日本投降後，關於遣返投降日軍、審判戰犯及戰爭賠償等問題就被提上議事日程。首先是遣返投降日軍問題。戰後，日本在中國有大量軍人及僑民。除少數軍官和技術人員被國民黨徵用外，截至1946年9月，自中國遣送回國的日本人共計271萬多人。何應欽回憶說：為了日軍複員，中華民國撥出了80％的船舶（30萬噸）和70％至80％的列車，以致國內的緊急運輸活動受到了影響，確屬事實。

在遣返過程中，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對返鄉日軍及僑民採取了相當寬大的政策。岡村寧次回憶說：「我們打了敗仗，但是中國派遣軍卻沒有一個人變成俘虜，我們所受的稱呼不是俘虜，而是『徒手官兵』，就是沒有武裝的軍人。」當遣返之際，無論軍人或僑民都准許除了被褥之外，各帶行李30公斤，及僑民1000日元、軍官500日元、士兵200日元的現款，「與其他從南洋各國返日的人相較，從中國返日者的行李的確太多了」。1952年日台和約簽訂之後，芳澤謙吉出任日本駐台首任「大使」，臨行前裕仁天皇對他說：「日本軍在中國大陸戰敗時，由於蔣總統對部下發出『以恩報仇』的命令，我不能忘記我數十萬軍民得以平安回國，在會見蔣總統時代為轉達深深感謝之意。」

1943年開羅會議召開期間，羅斯福和蔣介石曾探討過對日佔領問題。當時的記錄記述：「羅斯福以為中國宜於佔領日本時居於主要之地位。蔣以中國此時尚難有擔當此項責任之準備，請美國領導執行，中國必要時輔助之。並謂此事可俟將來實際發展，再作決定。」但是，羅斯福只是表面上說說而已，並不真心要中國派遣軍隊佔領日本。抗戰勝利前，中、美、英共同發表的《波茨坦公告》確立了對日佔領原則，《公告》規定：日本領土上經盟國指定之地點，必須佔領。日本投降前，美、蘇在佔領日本問題上分歧較大，美國策划了獨佔日本的陰謀。1945年8月30日起，美軍陸續進駐日本，將日本控制在自己手中。完成對日佔領後，美國在《日本投降後初期美國對日政策》中說：「在對日戰爭中曾起過主要作用的其他國家的軍隊」，如果參與佔領，將予以歡迎。美國最初要求中國提供陸軍10個師及空軍派遣軍，1946年3月又提出減少中國派遣軍數量，只邀請中國派遣5萬軍隊。蔣介石為了打內戰，不願意大量派遣軍隊到日本，在與美方協商後，蔣介石最後擬定派一個陸軍師佔領日本。後來，內戰局勢越來越對蔣介石不利，蔣介石也無心向日本派駐佔領軍了。中國只派出了一個外交性質的代表團。

日本侵華期間，有很多軍國主義分子對中國人進犯下了滔天罪行，因此，戰後審判日本戰犯就成了一項必須進行的工作。1946年5月，東京遠東國際法庭開庭審理日本侵略戰爭，歷時兩年多時間，對東條英機等28名甲級戰犯進行了正義的審判，判決東條英機等7名戰犯絞刑，荒木貞夫等16人為無期徒刑，東鄉茂德為20年有期徒刑。中國政府分別在南京、上海、北平、漢口、廣州、瀋陽、徐州、濟南、太原、台北設立10個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到1946年10月為止，國民黨政府共逮捕日本戰犯1100餘人。截至1949年4月底，中國軍事法庭共審理戰犯案2200餘件，判處死刑145人，判處無期、有期徒刑400餘人，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等一批罪大惡極的戰犯受到了嚴懲。

但是，國民黨為了內戰的需要，對一些戰犯沒有追究責任，岡村寧次就是被「無罪釋放」的最大的戰犯之一。岡村寧茨為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在華北地區實行「三光」政策，殺害中國人民無數，罪大惡極，是日本侵華的主要戰犯之一。日本宣布投降後，岡村寧次卻被蔣介石宣布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官」，讓他協助完成遣返日軍、日僑的任務。1946年12月，東京國際法庭要求把岡村寧次送到東京出庭作證，蔣介石出於反共的需要，以岡村寧次身體健康有問題為借口予以拒絕。蔣介石一再庇護岡村寧次的行為，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議。蔣介石不得不下令拘捕岡村寧次，並移交上海軍事法庭審判。

1948年8月23日，上海軍事法庭對岡村寧次進行公開審判，多名中外記者和1000多名各界人士出席公審。在法庭上，岡村寧次竭力狡辯，為自己和其他戰犯開脫罪責。中午休庭時間，法庭庭長石美瑜接到國防部次長秦德純的電話，要他暫停審理岡村一案，聽候命令。

休庭5個月後，軍事法庭對岡村再次公審。這次公審，規模很小，各界人士都沒有參加，只有20多名記者參加了旁聽。審判前，法庭庭長石美瑜接到署名蔣中正的加密電報，要他將岡村寧次宣判無罪。石美瑜只能照辦，當庭宣布岡村寧次無罪釋放。

軍事法庭宣布岡村寧次無罪的理由極其荒誕，判決書說：本案被告於民國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各會戰中日軍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廣東，松井石根、谷壽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殺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發生之事，與被告無關。被告在任期間，我軍作戰大有進展，日軍陷於孤立，戰意喪失。日本政府正式投降後，被告立即停戰，率百萬日軍奉命投降……綜合以上各項，依法應判無罪。一個侵華日軍總司令竟被宣判無罪，不知蔣介石是如何做出這個決定的。難怪今天的日本右翼分子不為過去的侵略戰爭道歉。

湯恩伯在《湯恩伯札記摘要》一書中供認：民國三十七年，對岡村寧次大將進行審判時，正值華北局勢惡化，共產黨對此審判也極為注意。在國防部戰犯處理委員會審議本案時，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員均主張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我從反共的見地出發，主張宣判無罪，並要求主任委員、國防部副部長秦德純，特別是何應欽部長出席參加審議。結果我的意見獲得勝利，並經蔣總統批准。

這清楚地說明，蔣介石主要出於反共的需要才庇護岡村寧次。岡村寧次在遣返日軍和日僑的過程中，為國民黨徵用和留用了一部分日本軍事技術人員，的確有助於國民黨打內戰。

在處置日本天皇制問題上，蔣介石也表現出極大的寬容態度。日本侵華戰爭中幾乎所有的重大軍事行動與策劃都得到了天皇的批准，或者是在御前會議上決定的，天皇是名副其實的最高統帥，負有直接戰爭的責任。抗戰勝利前後，國民黨政府內及輿論界要求廢除天皇制的呼聲很高。1943年8月，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訪問英國時，表示戰後應廢除天皇制。1943年10月，立法院院長孫科在重慶的英文報紙上發表了《廢除天皇》的論文，主張廢除日本天皇制，要求追究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大公報》也發表社論指出，《波茨坦公告》應加入廢除天皇制的內容。

可是，蔣介石卻不主張強行廢除天皇制。開羅會議時，當羅斯福就日本天皇制存廢問題向蔣介石徵求意見時，蔣介石說：「此次戰爭之禍首，為日本軍閥。我以為除了軍閥必須根除，不再讓其預問日本政治以外，至其國體如何，最好待戰後由日本人民自己來決定，同盟國在此次大戰中，不要造成民族間永久之錯誤。」1944年元旦廣播中，蔣介石再次提出：戰後日本國體問題應由該國自己選擇。波茨坦會議時，蔣介石曾致電美、英首腦，主張維持日本天皇制。結果，波茨坦會議沒有把天皇制存廢問題列入正式議題，也未寫進《波茨坦公告》。由於蔣介石對天皇制的保留態度，加上美國出於自身戰時與戰後在亞洲戰略的需要，日本天皇制終於得以保留。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大半個中國，燒殺搶掠，對中國人民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據不完全統計，在八年抗戰中，中國軍民傷亡達3500萬人以上，中國軍隊傷亡達380萬餘人，中國官方財產損失和戰爭消耗達1000多億美元，間接損失達5000多億美元。因此，戰後中國向日本要求戰爭賠償是天經地義的。

早在1943年11月開羅會議召開時期，蔣介石就私下與美國總統羅斯福商議：「日本戰後給予中國的賠償中，一部分可用實際財產的方式付給，日本大部分的工業機器及設備、戰艦及商船，鐵路機車及車輛等，都可移交中國。」羅斯福表示同意這一建議。1945年7月，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涉及日本戰爭賠償問題的條款規定：「日本將被允許維持其經濟所必需及可以償付實物賠償之工業，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不在其內。」抗戰勝利前，蔣介石就下令成立專門機構，並著手進行調查抗戰期間中國軍民的傷亡情況及公私財產的損失情況，以便對日索賠。

日本投降後，同盟國雖然成立了一個以中、美、英、蘇四國為首的賠償委員會，但在美國單獨佔領日本的情況下，美國對日索賠態度非常重要。美國為防止日本東山再起，制定了運走日本本土絕大部分工業設施充作賠償的嚴厲方案，美國的最初設想是準備把日本「拉回原始的農業國發展階段」。依據美國制定的賠償方案，國民政府提出對日索賠的若干重要原則：中國對日索賠應有優先權，日本賠償以實物為主，中國應取得日本賠償總額的半數以上等等。

當時，美國把中國看成是在遠東的戰略基地，所以支持中國的賠償要求。美國向遠東委員會提出一個《日本賠償先期支付案》，規定先行拆遷一部分日本國內兵工廠設備，交付中國、菲律賓等受日本侵略的國家作為賠償物資的一部分，價值約佔總賠償的30％，其中，中國可得15％。另外，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在美國的支持下，宣布所有日本的公私財產，凡在中國領土上的都應作為賠償，歸中國所有。但是，蘇聯單方面宣布東北的日偽財產為其出兵東北的「戰利品」，不應充作賠償。蘇聯把東北各地的重工業設施的重要部分，火速加以包裝並向本國拆運，運走的工業設備價值8.58億美元。

戰後東亞局勢的發展大大出乎美國的預料。美國原指望蔣介石能夠在國內戰爭中取勝，成為它以後在亞洲對抗蘇聯的戰略基地。但是，沒想到蔣介石在內戰中一敗再敗。冷戰全面開始後，美國根據遠東局勢的發展，改變了原定戰略計劃，把扶植的對象由蔣介石國民黨改為日本，由原來的削弱日本變成了重建日本。作者：翁有為 趙文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