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奇特而悲劇的翻譯家孫大雨

文 |冉雲飛

早年曾迷莎士比亞戲劇，英文不好的我，不足以領會莎翁原著的精微，於是著力搜求國中能看得到的莎士比亞漢譯本，來體會其間的妙處與差別。在朱生豪、梁實秋、方平等人之外，最讓我注意的是孫大雨。一來他像嘗試自己新詩創作一樣，竭力與眾不同地用音組來翻譯莎翁的作品，以期能細達毫芒地展現出莎翁的曼妙來。二是他的人生經歷讓我特別有興緻想了解他，這源於我搜集整理並編輯《反右史料知見錄長編》文獻目錄，得知他是一位極有名的右派，並在我編輯的史料中羅列了幾篇彼時報紙上對他的批評揭發文章，由此總是期望有機會對他有更多的了解。

最近研讀黃健、雷水蓮的《孫大雨評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3月版），看到他們花了不少篇幅談及1949年後孫大雨的生活，並且對他諸般遭遇做了比較深入的發掘，在常常迴避現實痛楚的傳記寫作中是難得一見的。在這方面，作者花了不少功夫，有點對史料「竭澤而漁」的精神。不僅採納了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周策縱《我和孫大雨先生認識的經過》、嚴祖佑《教授風骨——獄友孫大雨》、孫近仁、孫佳始《耿介清正——孫大雨紀傳》、黃昌勇《孫大雨傳略》、右派難友李梧齡《泣血年華》、葉永烈《沉重的1957》等歷史及回憶錄性文獻，而且像我所搜羅的彼時批評孫大雨的報章文章，這樣發表在網路上的資料他們也注意到了，還補充了我未曾寓目的1957年19期《新華》半月刊刊載的《孫大雨面紅耳赤醜態畢露》（p.188）。

如果孫大雨只是像一般右派那樣有著曲折的苦難經歷，只是最終活著看到自己被「平反」，從而完成一種苦盡甘來的「大團圓似敘事」，那麼對我這樣見此種史料與聽說此種故事比較多的人來說，並不覺得稀奇，吸引力不大。那到底是什麼因由吸引我來寫這篇文章呢？希望下面的言說是個令你也覺得有意思的角度與回答。

孫大雨的青年與晚年

▍一

孫大雨出生於1905年，五四運動時正在讀中學，這一代人所受西方文化特別是基督教文化的影響，是我比較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我所翻讀喻天舒《五四文學思想主流與基督教文化》、楊劍龍《「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基督教文化思潮》與《曠野的呼聲：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劉麗霞《中國基督教文學的歷史存在》、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學》等書來看，側重點各不同，但所涉作家無非是那幾個比較出名的基督徒作家如冰心、許地山、林語堂、老舍等——至於他們有沒有教會生活，及後來有人甚至否認自己是基督徒，那是另題，暫不討論——間或涉及魯迅、茅盾、巴金、沈從文等人作品中關涉基督教的一鱗半爪，自然沒有人提到孫大雨與基督教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新月派詩人群體，無論早期的國家主義者與後來的民族主義者聞一多，或是自由主義者如徐志摩、梁實秋等，還是自由而偏左派的孫大雨（他與朱湘、饒孟侃、楊子惠被詩界稱為「清華四子」）等人，都是一群沐浴歐風美雨的留學生。這些人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不言而喻，泛化意義上受基督教文化的影響也相當有可能，但從經歷與創作上看，可以直接肯定受基督教文化影響的人，孫大雨是最為明確的一位。

十三歲以前的孫大雨因父親作為頂樑柱在家庭里的支撐，專門請私塾老師來家中教他讀《論語》《孟子》《大學》等傳統典籍，且在九歲時亦開始學英語，孫大雨都學得不錯。可惜十三歲時父親病故，家中失去了穩定的經濟來源。但其母想到兒子學習不錯，在十四時將孫大雨送到收費相當低廉的上海青年會附屬小學讀書，接著上初中，直到1922年在青年會的教會學校完成高中學業，考入清華學堂為止。

上海青年會中學由上海青年會1901年創辦，老師多聘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一些知名人士也到此授過課，如曾虛白、鄒韜奮、洪深等。（p.13）青年會受自由神學影響，把益人看得比榮神更重要，所以思想新派到與社會上的新思潮，並無太大的分別。孫大雨在學校創辦的《學生呼》雜誌上撰寫鼓吹進化論的言論，同時他還將相似的言論寫成一封信寄給校長，校長看了大約覺得有挑釁的意味，自然生氣，準備開除他。「但孫大雨並不畏懼，而是給校長又寫了一封信，聲言若因批評學校而開除學生，就要在報紙上寫文章與校長進行公開辯論。懾於『五四』新文化、新思潮蓬勃發展的形勢，校方只好派副校長趕到孫家，收回了開除通知，並請孫母阻止孫大雨在報上寫文章。」（p.18）因作者沒有公布資料來源，不能說此事必有，也許是事後追憶所致。但揣度當時系非基運動爆發前夕，教會學校有這樣的風氣，亦屬情理之中。

到了清華學堂，孫大雨就更是如魚得水，由於經常讀外國文學作品特別是莎士比亞、彌爾頓、雪萊等人的詩歌，使得他此前即有詩作發表——1920年5月15日曾有20行短詩《海船》刊載於《少年中國》第一卷11期上——的詩情更加勃發旺盛。在他這個時期刊發出來的詩作中，有一首1922年發表於《時事新報·學燈》的小詩《水》，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水呀！你是何等清潔可愛，

你是至公無私的救主！

你能洗滌一切塵垢污泥，

能救人於危急——渴極。

江河大海是你的形體，

荒山深谷有你的蹤跡，

冰霜雨雪是你的變相。

不信貧的，富的；賤的，貴的；弱的，強的；

小的，大的；你都一樣待遇，

沒有一些兒分別。

總之，你是普遍公平……

《孫大雨評傳》的作者說，「全詩始終透露出對公平、平等意識的渴望和讚美」（p.25），他們彷彿一點都沒有看出這有基督教文化的因子與影響。把水比作神自然是泛神論的影響，因作為受造物的水等一切事物，不可能給出作者所說的這些東西，也沒有這一系列的特性，這只不過是人文主義意義上對水是生命之源的現象性表達。但從這話語外在包裹來看，應是從基督教而來無疑，是對造物主非位格性模仿表達無疑。我沒讀過《孫大雨詩文集》，不知他的其他詩文里，是否還有像《水》這樣的小詩，倘若有，那是值得做個案分析的。

1986年9月，徐開壘訪孫大雨

▍二

孫大雨算是五四文化之子，復以歐風美雨的熏沐，其對個人自由的追求，自然是比他的許多同胞高出不少。但以人本為中心的自由追求，很容易滑向人就是最高目的乃至以上帝自況而不自知。如此境況下，對人性幽暗的深入洞察，對無知之幕與人之致命致負的認識，無疑有不能洞達的死穴，即人追求自由最終帶來的是無所不在的奴役，孫大雨後半生遭遇無疑應作如是觀。

1947年春，孫大雨經清華同班同學彭文應的引薦，參加了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大教聯」是由曾留學美國、德國的法學家張志讓牽頭，並接受周恩來指示，於1946年夏天成立的一個共產黨外圍組織，被共產黨視為打敗國民黨的「第二條戰線」。參加的教授們由地下共產黨員李正文、曹未風等人來直接領導，孫大雨是其中很積極的參加者，其主要活動當然是反對國民黨，支持學運，還被選為幹事，曾任代理幹事會主席。但這一切在1949年5月上海甫一易手後的幾天，就出現了讓孫大雨不痛快的結果，代理幹事會主席不用說，不能代理了，就是幹事也被拿掉。後來為了照顧他的情緒與統戰的需要，把他增補為「後補幹事」。這事如果到此為止也就罷了，可孫大雨似乎「不識時務」，以致此事直接成了他後半生苦難遭遇的導火繩。

孫大雨性情固執，對一些事情很較真，他認為「大教聯」在上海易手後的改選，是有預謀的、非法的、過河拆橋的，因此與後來成為他直接領導——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李正文等人有了化解不開的衝突。於是他不停寫信與告狀，甚至發展到用以牙還牙的辦法——別人說他是反革命，他也到處說那些認為他是反革命的人是反革命——去「雞蛋碰石頭」，或許他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整個中國少有的著名「上訪戶」，不停上訪的結局是成了著名的右派，反革命分子，坐牢兩次達數年之久，身心遭受重創。

1949年8月5日至9月15日孫大雨先後兩次給當時的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與副總理董必武寫信，謂「大教聯」的改選是被「小集團」操縱了，還竭力陳述自己參與地下鬥爭的事迹，並附上他參加鬥爭所草擬的有關聲明文件資料共二十餘件。孫大雨當然不知道這樣的改選，不是什麼「小集團」的操縱，而是官方「革命鬥爭」的需要，即必須把「大教聯」這樣有一定行動能力的組織，嚴格把控在自己人手上，以便應對政權才到手的複雜局面，哪能再由孫大雨這樣的「民主人士」當代理幹事會主席呢？給你增補為「後補幹事」，你就應該知足了。你可以說孫大雨是詩人，看不懂「革命形勢」，但他在美國習政治學的清華同學彭文應、王造時也未能看懂，這說明「革命形勢」高妙到一個地步，是英美政治學和自由左派洞也穿不了的，因為政治學不等於政治術也。

1952年2月，在思想改造與三反五反中，查究一件造謠污衊案件時，孫大雨被打擊了五個月，同時被裭奪了曾經再三要求擔任的外文系系主任職務，這使得他與李正文的衝突進一步惡化。1953年許廣平作為政協華東視察組領導人到上海視察時，就組織包括孫大雨在內的教授座談，對孫反映的情況進行核實。同時高教部副部長曾昭掄到上海調查，並由上海市委黨校工作部部長兼高教局局長陳其五主持，召開了與「大教聯」改選一事有關的十八名當事人參加的會議。會後華東局統戰部還轉發了《關於孫大雨問題的座談情況》，說孫大雨等人和李正文之間是誤會，他們是一條心，只是改選時「對孫大雨照顧不夠是一個缺點」。官方當然要堅持李正文的做法是正確的，因為李才是真正的自己人，但又要照顧一下孫大雨等著名知識人的情緒，於是來了個「和稀泥」的折衷做法。但孫大雨並不買賬，他認為曾昭掄、陳其五的勸解是「糊塗官斷糊塗事，原被告各打四十大板了事」（p.153）。

不服的孫大雨自然不依不饒地狀告下去，1954年他公開批評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李正文在思想改造中對他打擊報復，並且重提「大教聯」 舊事。同時1955年2月他寫信給上海市長陳毅狀告李正文等人搞「小集團」，是「反革命集團」，在隨後的約談中，陳毅、柯慶施、陳其五都批評孫大雨鑽牛角尖，陳毅說到激動處，批評孫大雨說沒有那麼多反革命，反而說孫反黨反政府，使得孫意氣難平。1955年肅反運動如火如荼時，孫大雨花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撰寫了一份詳細的材料，羅列了六十多名「反革命」，並說這是一個「反革命集團」，因為他覺得這些人參與了對他及一些民主人士的迫害。同年10月還寫了準備上訴的長達八萬多字的申訴書，有股子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氣概。

1956年，借到北京參加第二次全國民盟大會之機，孫大雨把自己所寫的八萬餘言上訴材料，以及自己認定的上海「反革命集團」檢舉材料，交與民盟領導如羅隆基及一些朋友看，大家都覺得他這樣做欠妥。一些被檢舉的所謂反革命在他們看來並非事實，但孫大雨固執己見。同年12月在上海市政協一屆三次全體會議上，孫大雨作了《明辨是非，分清敵我》的長篇發言，再次指控上海黨內有「反革命分子」。在接下來召開的上海市二屆第一次人代會小組發言上，孫大雨作了與上述相同的發言，直接把上海高教局局長陳其五、前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李正文、復旦大學現任黨委書記楊西光、上海市高教局主任曹未風、著名作家靳以、復旦大學教授漆琪生等說成是一個「反革命集團」（p.170）。

反右初起時，復旦大學黨委邀請孫大雨發言，他還是痛斥此前的「反革命集團」，1957年6月8日《解放日報》以非常醒目的標題刊出他的發言，題為《孫大雨在會上作長篇發言，指控陳其五楊西光章靳以等都是內部隱藏的反革命分子》（p.174）。孫的結局自然是被毛澤東欽點而打成極右派，蔣麗萍、林偉平所寫的《本是同根生》一文里寫到談家楨、蘇步青等人因批評動物學家張孟聞，而連帶批評孫大雨。而文藝界的巴金、周而復、柯靈、靳以、郭紹虞等聯合發言，痛批孫大雨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pp.186—187）。1958年6月4日《文匯報》頭版有孫大雨被判刑六年的消息，同一天該報第六版卻有郭紹虞的一首詩《歌頌總路線》：「多呀多！百花齊放開朵朵。/快呀快！腦筋一動竅門開。/好呀好！工作先進稱英豪。/省呀省！節約那計一星星。/躍進更躍進，/比先進也比幹勁。/歌唱吧！/歌唱吧！/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算是同校同事，反右後不同命運在同一天報紙上的交集。

《孫大雨評傳》，黃健、雷水蓮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3月版

▍三

我們知道有很多人被整，便默然無聲，並不反抗；或者說即便反抗，也並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孫大雨卻獨辟應對彼時困境之蹊徑，不過要讓人理解他這樣的行為也並不容易。難友嚴祖佑在《教授風骨——獄友孫大雨》一文里說，有次他問孫大雨為何要狀告李正文等人為「反革命」時，「我發問後，孫大雨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似乎認為我的提問是多餘的，然後不假思索地回答：從50年代初民主改革開始，接連幾年他們一直說我反動、反共。反動、反共，當然就是反革命。他們可以說我是反革命，我為什麼不可以說他們是反革命。再說我明明不是反革命，他們卻說我是反革命，這就說明他們是反革命。孫大雨又說，換一種說法，我們這叫作對罵。俗話說，相打無好拳，相罵無好話，怎麼說得上誣告呢？打個比方，兩個人罵架，有人罵了娘，罵娘當然是不文明的，但總不能說，罵娘的就是企圖強姦吧」（轉引自《孫大雨評傳》p.158）。

上文「50年代初民主改革」一說，要麼是孫大雨誤說，要麼是嚴祖佑誤記，因為此說是共產黨上個世紀50年代治理少數民族地區才有的術語，應該是「50年代初思想改造（或三反五反）」才準確。從孫大雨的回擊來看，既有法理困境也有倫理困擾，但孫的回應並非完全無法解釋。孫大雨上大學以前受教於教會學校，若是他片面地理解教義，《聖經》中也有「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說法，拿來在實際生活中運用，自然會走樣。但他幾乎不受教會生活與基督教教義的影響，他認同進化論，也不認同人是全然敗壞的罪人，否則他絕不會身上充斥著不少道德自義，導致細大不捐的事，必爭輸贏，乃至到了不乏睚眥必報的地步。從上以的回應來看，或許他狀告一批人集合成「反革命集團」，在他看來屬於法律上的「正當防衛」。不過，這表明孫大雨對具體與他衝突的人不信任，對法律（當時連法律條文尚不健全）也喪失了一定信心，倒是相信越級上訪的人治，這說明了他的天真與無奈。天真就是從「大教聯」改選的失寵，到後來的爭寵——按具體情形來看，共產黨一直對他還算客氣與隱忍，在反右以前讓其當過復旦大學外文系系主任，當上海市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等——與那些奔赴延安的人比老資格，將一系列人舉報成「反革命集團」，打擊面太大，樹敵過多，從而為他後來的第一次被判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官方看來，孫大雨長年累月地寫控告信，不聽勸阻，令人頭疼與厭煩。但得找一個「拿得出手」的罪名，必讓那些被其控告者來反戈一擊。在反右以前那些被他控告的人，大多至少表面上還在隱忍，到了有機會挾反右之風雷回擊的時候，那當然是「天助」他們，故集體起訴孫大雨誣告他們。1958年6月2日上海法院判處孫大雨六年徒刑，並在6月4日號的《文匯報》上以「伸張正義維護國家法紀 上海法院判處孫大雨徒刑六年」的標題，於該報頭版右下角刊出。這篇近千字的新聞區為六段，中間四段陳述法院判決的事實，開頭一段是「一再捏造事實，誣告誹謗我黨、政機關負責人及教育界人士為反革命分子的孫大雨，前天被判處徒刑六年」，最後一段為「這個判決宣布以後，出席旁聽的復旦大學師生及其他旁聽群眾，長時間的熱烈鼓掌，擁護這個公正的判決」。

《文匯報》關於孫大雨的報道

《文匯報》關於孫大雨報道的具體內容

判決新聞中間四段大體描述孫大雨狀告的細節，黃健、雷水蓮比較詳盡的《孫大雨評傳》里沒有涉獵——不知孫大雨的女婿孫近仁、女兒孫佳始所寫《耿介清正——孫大雨紀傳》一書是否寫有，因沒有讀過，不敢斷定。但鑒於黃、雷二人引用二孫本的內容不少，未涉及此，我初步斷定二孫本也沒有提到這個判決新聞的細節——為使孫大雨遭難被判決的諸多細節，讓人有所了解，對此內容多說幾句。判決中說1952年復旦展開三反五反運動，孫大雨即開始說李正文是「CC公館派」留在復旦的頭子，在思想改造中說當時正領導思想改造的李正文為文化系統特務與地主惡霸分子，「並污衊善意幫助他進行思想檢查的楊豈深、李振麟、全增嘏等人為反革命『CC公館派』分子」。所謂「CC公館派」是指國民黨大佬陳立夫、陳果夫二人為中心的派系，這樣的罪名在彼時可謂罪大惡極。

1955年肅反運動開始後，孫大雨寫了八萬多字的控告書，「向中共中央、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等機關負責人，誣告上海市高教局局長陳其五、復旦大學副校長兼黨委書記楊西光、復旦大學副校長蘇步青等人為潘漢年反革命集團在文教單位的重要分子；誣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志讓、上海市高教局處長曹未風、復旦大學教授漆琪生等人為特務分子；誣告復旦大學教授全增嘏、副教授楊豈深等為反革命『CC公館派』分子等共達五十餘人」。反右時孫大雨除繼續指控上面一些人為反革命外，還指司法部部長史良、上海市副市長兼新聞日報社社長金仲華為反革命分子，並指《解放日報》和《新聞日報》里有反革命集團。

被孫大雨指為反革命分子的人，大約很多與他是有過節的。除有些人說孫是反革命分子外，新聞透露出來的信息中，其間過節可以大致分析出來。比如所謂善意幫助他進行思想檢查的楊豈深、全增嘏、李振麟等人，或許只是提意見與建議，但凡是對歷次運動有體會或者是有研究的人來說，知道這「善意幫助」並不好受。像陳垣那樣公開寫信勸胡適回來的「善意」算是文明的了，但1949年的善意幫助檢查，恐怕就沒有這樣和風細雨了。至於張志讓被指為反革命，顯然與他曾是「大教聯」創始人，又在高院副院長重要位置不幫孫說話，甚至說了不利於孫的話，不能伸張法律正義（史良被孫指為反革命或為同樣理由）有關。為何張志讓與史良沒有位列共同起訴孫大雨誹謗罪的大名單中，大約是因他們在高院與司法部領導位置，於法理來講，還是要有所迴避。當然也許是他們覺得自己位高權重，不必在意他的污衊，沒必要起訴他。而《解放日報》和《新聞日報》被指有反革命集團，其中金仲華也被指反革命，或者在孫大雨看來兩家報社有偏袒性或者不實報道。

大約是孫大雨這個案子影響不小，只給出個一千字的判決新聞，難免使人覺得整他的嫌疑太過明顯。於是1958年8月7日《文匯報》與《解放日報》以醒目的標題刊載十六人起訴孫大雨誹謗罪的全文控訴狀。控告事由「為控訴孫大雨誣衊誹謗、蓄意陷害好人，請依法偵查，提起公訴」、「被控訴人孫大雨，自解放以來，處心積慮，多次捏造事實，一再肆意誣指公開誹旁控訴人等為反革命，企圖陷害成罪。最近以來，孫大雨更假借幫助共產黨整風為名，變本加厲，又大肆公開誹謗，其用心之險惡，令人忍無可忍。為此特向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提起控訴」。提出誹謗指控的十六人，除了少部分如職工代表等是官方有意安排外，大約都被孫大雨誣告過，相當有來頭。如陳其五（上海市高教局局長）、楊西光（復旦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李正文（高教部副司長）、蘇步青（復旦大學副校長）、章靳以（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副主席）、漆琪生（復旦大學教授）、全增嘏（復旦大學教授）、曹未風（上海高教局副處長）、楊豈深（復旦大學副教授）、李振麟（復旦大學教授）、徐燕謀（復旦大學教授）、程雨民（復旦大學講師）、謝受康（復旦大學學生處副處長）、龍文佩（復旦大學助教）、雷蘭（《解放日報》職工代表）、魯平（《解放日報》職工代表）。（見葉永烈《反右派史末》一書，轉引自《孫大雨評傳》pp.192—193）

其實孫大雨對他的朋友與同學是有很深感情的，如對落難的清華同學彭文應，對曾經的獄友嚴祖佑都有關照。但他為人直到容不得沙子，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這往往也是道德自義者容易做的事，因為不明白每個人都是全然敗壞的罪人。同時這樣的性格，也難免犯下《聖經》中所說的，只見別人眼中的刺，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梁木的事。鑒於他曾經就讀教會中小學，他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不完美的人，自然也不理解寬容的真義，自己並不是真理在握的審判者，就更有理由為他的人生嘆息。一個「大教聯」選舉事件，就奠定了孫大雨人生後半生的悲劇基調——黃昌勇的《孫大雨傳略》、孫近仁、孫佳始的《耿介清正——孫大雨紀傳》里都有相當剴切的分析——說明他的固執有時到了狹隘的地步。但這並不是要為那些整他的人與制度辯護，不說別的，單就平等與公義來講，不認識至高者，哪能得到真正的公平正義呢？

孫大雨於文革中再度遭受牢獄之災，那幾乎是他此前命運的邏輯順延，關於此點，《孫大雨評傳》已寫得相當充分。孫大雨一生的遭際，有時代洪流的裹挾自我，個人無法阻擋的原因，但也有他自身的獨特性——從家庭角度來看，孫大雨父親早逝，母親獨自將他養大，既受寵又聰明，難免滋長了他的驕傲與好勝乃至好鬥，這也是促成他後半生悲劇的性格原因——這樣的獨特性，在我所了解的文化人中是相當少見的。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對右派群體算是花了不少精力去了解並加以研究，但很少發現像他這樣的「奮起反擊」而遭難的，此種「特殊性」也令人不勝唏噓。好在他足夠高壽，晚年總算過了十幾年相對平安的日子，完成了一些自己想做的翻譯工作。

【作者簡介】

冉雲飛|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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