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生命不能繼續，這名醫生記錄下對生死與人性的思考

今晚是聖誕前夕，提前祝大家聖誕快樂！

聖誕過了，緊接著新年就快來臨。拒了蘇州好友的邀請，不打算去卧室以外的地方跨年。一心想著打掃好房間，寫好New Year resolution，開一盞黃燈，聽聽音樂，讀讀書，抱著我的貓，反思一下人生，當新年的鐘聲敲響時可以在美夢中從容淡定地邁進新年，憧憬著美好，畢竟願望之一是要早睡早起。

我不喜歡變老這個詞，更願意說長大了，更有經驗了。基於過往的經驗，跨年要麼跟好友去廣場上倒計時，要麼在迷幻電子酒吧里倒計時，或者跟朋友打牌開著電視當背景音倒計時。總之在震耳的音樂或是歡呼中，那條似乎寓意滿滿的時間線稀里糊塗地就被跨過去了，總覺得少了什麼，心慌：我這麼過到底有沒有意義？什麼樣的生活才值得過呢？

在辭舊迎新之際，不妨思考一下這個問題。對你來說，什麼樣的人生是有意義的呢？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不過最近我看了一本新書When Breath Becomes Air，它給我啟發。即使目前的生活不是最滿意的，我也願意像本書的作者Paul Kalanithi那樣不斷地探索人生的意義，哪怕人生在即將志得意滿時戛然而止。

Paul Kalanithi於2015年3月9日因癌症去世，生前曾是一名印度裔美國神經外科醫生。在確診癌症後，保羅開始創作When Breath Becomes Air，但由於病情急轉直下，他沒來得及完成就去世了，由妻子露西完成最後的部分。

該書發表後，很快成為《紐約時報》暢銷書。保羅用優雅冷靜的語言回憶了他從事神經外科醫生的經歷，簡潔的語言中充滿智慧。保羅在書中抒發了對生命的熱愛和渴望、對死亡的抗爭和無奈、對於妻女父母的愛，以及對生命的意義孜孜不倦的探索，打動了無數讀者。

中文譯本《當呼吸化成空氣》也很出色，譯文流暢自然，譯出了原文的節奏和氣氛。

不過，看這本書需要巨大的勇氣。前半本充滿趣味，後半本我是哭著讀完的，心碎不已，在辦公室里眼淚鼻涕一大把很是丟人。

朋友想看這本書，就借給了她。

這本書不厚，200頁，譯文流暢，很快就能讀完，我一邊把書給她一邊說。

第二天一早，她把書還給我。

「這麼快就看完了。是還蠻容易看的吧？」我問。

「我只看了一半，就沒有勇氣再看下去了，」 她說，「我還無法面對後面的痛苦。」

完全理解。誰能輕鬆面對急轉直下、毫無希望的人生呢？更何況是這樣的前半生。

Paul Kalanithi有著漫威電影《奇異博士》的相似經歷。作為一位神經外科醫生，在做住院醫生期間，醫術逐漸精進，備受同行和患者的敬重。但是跟狂妄自大的奇異博士不同，保羅悲天憫人，不僅關照病人的病痛，也試圖慰藉他們和家人不安痛苦的靈魂。

七年的住院醫生階段眼看就要結束，保羅和露西（他的醫學院同學，也是一名醫生）即將進入人生最美好的階段（因為保羅德才兼備，很多重點大學都向他倆發出邀請，他即將實現理想，成為神經外科醫生，同時也可以做科研上不斷探索的神經學家，這兩個角色很少有人能夠同時做好）。

熱愛文學和醫學的他對人生的規劃是：前20年做神經科學方面的治療和研究，後20年寫作。

然而，就像志得意滿的天才奇異博士被車禍重創，年僅36歲的保羅被查出了肺癌三期，活不過兩年。

上帝選中了你，給你一路坦途一路美景一路凱歌，未來的征程似乎也將鋪滿鮮花載滿榮譽，然而他突然性情大變，一揮手，懸崖出現，而你哪裡有什麼退路和別的選擇？

保羅是那種讓人艷羨的人。雖然也短暫迷茫過，但在不斷的探索中，他逐漸找到了人生的意義。

1977年，保羅出生在美國亞利桑那州一座叫金曼的沙漠小鎮，父親是起早貪黑辛勤工作的醫生。是父親說服母親從紐約搬到這個充滿有毒生物的沙漠小鎮，原因是這裡有燦爛的陽光、很低的生活成本，還有親手創辦地區性心臟專科診所的機會。

金曼是美國人口接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地區，高中輟學率比全美平均水平高30%，沒有人能考上諸如哈佛這樣的好學校。為了讓家中的孩子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保羅的母親做了很多努力。她不知從何處找來了一個「大學學前書單」，讓保羅閱讀。不到十歲，他就念了《1984》，耳濡目染地逐漸愛上了語言文字。

《1984》之後，保羅系統地讀了無數作家的作品：《基督山伯爵》、埃德加·愛倫·坡的作品、《魯濱孫漂流記》、《艾凡赫》、果戈里的戲劇、《最後的莫希幹人》、狄更斯、馬克·吐溫、簡·奧斯丁等等。

到了12歲，保羅開始自己挑書看，讀大學的哥哥又給他寄來了大學的書：《君主論》、《堂吉訶德》、《老實人》、《亞瑟之死》、《貝奧武甫》、梭羅、薩特、加繆、等等。

保羅最終收到了斯坦福大學英語文學系的通知書，但在開學前，他的女友給了他一本書《撒旦：不幸的卡斯勒醫生的心理療法與治癒》。

保羅一天就看完了，之前對文學深信不疑的他被一個假設震撼了：思想不過就是大腦運轉的產物。

「文學是人類的一大財富和意義，而通過某種方式實現文學價值的，就是大腦這個機器。」

當晚，保羅就在斯坦福大學課程的總目錄上尋找生物和神經科學的相關課程了。

I was driven less by achievement than by trying to understand, in earnest: What makes human life meaningful? I still felt literature provided the best account of the life of the mind, while neuroscience laid down the most elegant rules of the brain.

我學習的最大動力，不是成就感，而是一種求知慾，我非常認真地想要探究，是什麼讓人類的生命充滿意義？我仍然認為，文學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而神經系統科學則探索大腦最為優雅的規律。

在斯坦福，保羅獲得了英語文學和人體生物學兩個學位，他申請了英語文學碩士，在有關惠特曼的學位論文里結合了精神病學和神經學歷史。他越來越肯定自己不再想研究文學了，因為文學研究主要關注的很多東西，「太政治化」，而且「反科學」。

為了探索人類的精神世界，與魯迅先生相反，保羅「放下書，棄文從醫」，因為他相信只有醫生才能真正理解「生理與精神並存的人」。

於是他申請了耶魯醫學院，花了十八個月學習和申請。之後一年空出，他去劍橋讀了科學醫藥歷史與哲學學位。

接下來是我最喜歡看的章節：保羅在醫學院解剖屍體。

保羅的醫學院經歷讓我想起我在醫學院的那段經歷，尤其是在解剖樓里。人體被分解成幾百個零部件泡在裝有福爾馬林溶液的密封玻璃器皿中，秩序井然地陳列在涼爽的展廳里，幾近完美。

不過我懼怕完整的屍體。有一次實驗課，我們正在研究大腿上的肌肉，樓下來了一批屍體，同學們成群結隊地去看，我猶豫了很久，最終也沒敢去，畢竟那些屍體以前活過、笑過、哭過、開心過、痛苦過，有過靈魂和人格，並不是像現在一樣直挺挺冰冷地躺在這裡，將要被懵懂無知的20歲不到的年輕人開膛破肚，他們的態度可能很輕浮，說不定學生們還隨意調侃，毫無敬重之意。

保羅在書中表達了類似的想法，還不無調侃地說，他跟其他專業學生聊到解剖的時候會刻意強調這個事是多麼詭異、可怕和荒謬可笑，以讓同學相信，雖然他每周花六個小時切割屍體，但仍然是個正常人。

Cadaver dissection is a medical rite of passage and a trespass on the sacrosanct, engendering a legion of feelings: from revulsion, exhilaration, nausea, frustration, and awe to, as time passes, the mere tedium of academic exercise. Everything teeters between pathos and bathos: here you are, violating society s most fundamental taboos, and yet formaldehyde is a powerful appetite stimulant, so you also crave a burrito.

屍體解剖是醫學生的重大儀式，但也侵犯了聖潔的神明，令人剎那間百感交集：嫌惡、愉悅、噁心、沮喪與敬畏。然而時日長久之後，這只不過是枯燥沉悶的課堂練習。一切都彷彿在蹺蹺板上忽高忽低，有時悲痛感傷到無以復加，有時又想些瑣碎平常的小事。你看看你，違反著最基本的社會禁忌，但手術室里的甲醛能讓人胃口大開，所以又特別想吃個玉米卷餅。

All of medicine, not just cadaver dissection, trespasses into sacred spheres. Doctors invade the body in every way imaginable. They see people at their most vulnerable, their most scared, their most private.

不僅屍體解剖，醫學的一切，都是對神聖的冒犯。醫生們以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方式入侵人體。他們看到的，都是人們最脆弱、最恐懼、最私密的時候。

然後是去醫院各個部門實習。

醫學生的第一個實習目的地總是婦產科，因為正常情況下婦產科因為新生命的誕生和母親的偉大，會鼓舞學生的士氣。然而保羅第一次目睹的是出生也是死亡，一對早產17周的雙胞胎24小時內先後去世了。

Baby A died yesterday afternoon; Baby B managed to live not quite twenty-four hours, then passed away around the time I was delivering the new baby. In that moment, I could only think of Samuel Beckett, the metaphors that, in those twins, reached their terminal limit: "One day we were born, one day we shall die, the same day, the same second…. Birth astride of a grave, the light gleams an instant, then it s night once more."

昨天下午A寶寶去世了，B寶寶堅持了不到二十四小時，在我接生剛才那個寶寶的時候也走了。那一刻我滿腦子都是塞繆爾·貝克特的隱喻，正與這對走到生命盡頭的雙胞胎相合：「有一天我們誕生，有一天我們死去，同樣的一天，同樣的一秒……他們讓新的生命誕生的墳墓上，光明只閃現了那一剎那，跟著又是黑夜。」

最後，保羅選擇了」世界上最糟糕的職業」：一名神經外科醫生。住院醫生期間，每周工作100多個小時，一台手術十幾個小時很正常，還要常常面對手術的不完美帶給病人的痛苦。

Neurosurgery attracted me as much for its intertwining of brain and consciousness as for its intertwining of life and death. I had thought that a life spent in the space between the two would grant me not merely a stage for compassionate action but an elevation of my own being: getting as far away from petty materialism, from self-important trivia, getting right there, to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to truly life-and-death decisions and struggles…surely a kind of transcendence would be found there？

神經外科對於我的吸引力，不僅僅在大腦與意識的交纏，更在於生與死的糾葛。我以為，在生與死的空間中，我一定能找到一個舞台，不僅能憑憐憫和同情來採取行動，自身還能得到升華，儘可能地遠離所謂的物質追求，遠離自我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直達生命的核心，直面生死的抉擇與掙扎……在那裡，一定能找到某種超然卓越的存在吧？

閱讀前半本就像在看那些優秀的醫學電視劇，比如《豪斯醫生》或者《實習醫生格蕾》，不僅僅是因為精彩的神經外科案例，更是因為保羅在跟多位令人尊重的醫生和神經學家的交流過程中對人生奧秘和價值的探索。

他的一名好朋友Jeff是普通外科住院醫生。他們經常在一起交流，工作上遇到不順心，就會互相開解慰藉。但是Jeff因為一個患者得了併發症去世，自責不已，跳樓自殺了。

Our patient s lives and identities may be in our hands, yet death always wins. Even if you are perfect, the world isn t. The secret is to know that the deck is stacked, that you will lose, that your hands or judgement will slip, and yet still struggle to win for your patients. You can t ever reach perfection, but you can believe in an asymptote toward which you are ceaselessly striving.

也許病人鮮活的生命就握在我們手中，但死神總是最後的勝者。就算你是完美的，這個世界卻不是。秘訣在於，支撐我們繼續下去的秘訣在於，明白從發牌的那刻起，你已必輸無疑，你會手滑，你會判斷失誤，但即便如此也要拼盡全力奮戰到底。你永遠無法達到完美的境地，但通過不懈的努力奮鬥和追求，你能看見那無限接近完美的漸進曲線。

保羅一步一步記錄了他的醫生成長之路。書中充滿了他對於醫生這份職業的思考。

The pain of failure had led me to understand that technical excellence was a moral requirement. Good intentions were not enough, not when so much depended on my skills, whe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gedy and triumph was defined by one or two millimeters.

失敗的痛苦讓我明白，專業技術上的出類拔萃，其實是道德的要求。光有一顆好心是不夠的，關鍵還是要靠技術。有時候一兩毫米的差距，可能就是悲劇與勝利的分水嶺。

Technical excellence was not enough. As a resident, my highest ideal was not saving lives—everyone dies eventually—but guiding a patient or family to an understanding of death or illness. When a patient comes in with a fatal head bleed, that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neurosurgeon may forever color how the family remembers the death, from a peaceful letting go ("Maybe it was his time") to an open sore of regret ("Those doctors didn t listen! They didn t even try to save him!") When there s no place for the scalpel, words are the surgeon s only too.

專業技術出色是不夠的。人人終有一死，作為一名住院醫生，我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導病人或家屬去理解死亡或疾病。要是一個病人腦出血，救不了了，送到醫院來，神經外科醫生與家人的第一次談話，可能將永久決定他們對這場死亡的感覺，有可能是平和地接受（「也許他該走了」），也有可能是痛苦的遺憾（「那些醫生根本不聽我們說！他們都沒努力去救他！」）。要是手術刀沒有用武之地，外科醫生唯一的工具，就是言語。

如果說前半本是對生的直接探索，對死的間接反思，那麼在後半本中，患了肺癌的保羅必須直面死亡，在有限的生命里繼續探索一個問題：什麼樣的人生才算有意義？

Years ago, it had occurred to me that Darwin and Nietzsche agreed on one thing: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organism is striving. Describing life otherwise was like painting a tiger without stripes. After so many years of living with death, I d com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easiest death wasn t necessarily the best.

多年前我就發現，達爾文和尼采有一個觀點是一致的：生物體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奮鬥求生。沒有奮鬥的人生，就像一幅畫里身上沒有條紋的老虎。多年來與死亡並肩而行的經歷，讓我更深刻地懂得，最輕易的死亡有時候並非最好的結局。

所以，他選擇繼續神經外科醫生的使命直到無法再繼續下去，他選擇和妻子孕育新生命，他選擇寫一本書。

譯者何雨珈說，他崇敬像保羅這樣的人，生命所剩無幾的時光也還在為別人奉獻。

保羅在女兒8個月大的時候去世。她的妻子露西幫他完成無法完成的作品，記錄他生命最後的階段，詞句間滿是溢出的愛，那種不會因為死亡而消失的愛。

We each joked to close friends that the secret to saving a relationship is for one person to become terminally ill. Conversely, we knew that one trick to managing a terminal illness is to be deeply in love—to be vulnerable, kind, generous, grateful.

我們各自都對很親密的朋友開過同樣的玩笑，說挽救婚姻關係的秘訣，就是其中一個人患上絕症。相反地，我們其實是明白了，直面絕症的方法之一，就是深愛——袒露自己的脆弱，滿懷善良、慷慨與感恩。

Paul is gone, and I miss him acutely nearly every moment, but I somehow feel I m still taking part in the life we created together. "Bereavement is not the truncation of married love," CS Lewis wrote, "but on of its regular phases—like the honeymoon. What we want is to live our marriage well and faithful through that phase too."

保羅走了，而我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強烈地思念他。但不知怎麼，我還是感覺仍然在過著兩人一起創造的生活。「喪親之痛並不能阻礙婚姻之愛，」CS 劉易斯曾經寫道，「這只是婚姻中必經的階段——就像蜜月。這個階段的婚姻，也要誠心誠意，好好經營。」

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露西給了她的答案：愛是虛無中的唯一。

讀完書，我又跟何雨珈簡單交流了幾句。我問她，這本書最讓你動容的地方是什麼？她的答案是：面對死亡的保羅雖然也有掙扎和痛苦，但還是那麼冷靜。

何雨珈也有瀕死的經歷。大學畢業的時候，她出了車禍，粉碎性骨折，小腿險些沒保住。第一次住院做了兩次手術，養了五年沒痊癒。第二次去做手術，又失血過多險些喪命。好在現已痊癒。所以在讀這本書的時候，保羅的冷靜讓曾經也直面過死亡的譯者震撼，直到妻子的後序才讓她釋放出情緒，淚流滿面。

「我做不到保羅那樣偉大，但是這本書給我最大的影響是：在不影響別人的情況下，活成我喜歡的樣子，如果能因此給別人帶去一些好的影響就更好了，」 她說。

我同意她的說法。

中國日報網雙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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