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確」是如何影響科學研究的？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引發了美國學術界和高校師生的普遍抗議。先是有多位科學家聯名抵制選舉這位大嘴巴的候選人，在其當選後多日，又傳出麻省理工學院300餘名教授發表公開信，捍衛種族平等、知識多元化以及有關氣候變化的科學結論，並聲明：被特朗普陣營指控的科學不是一個特殊利益群體，也不是可有可無。科學是我們作為一個社會去分析、理解並解決我們所面臨的最嚴峻挑戰的根基。

另一方面，眾多「特粉」，包括很多網路達人卻為特朗普當選歡呼雀躍。一些人更是直指美國知識分子和科學家短視，認為他們被追求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遮蔽了眼睛。

那麼科學，或者更泛泛地講，學術是否真被意識形態化了呢？在學術界普遍存在的政治正確，是否讓科學和學術失去了求真的核心使命？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回到科學是如何被社會因素影響這一更根本的問題。

科學的社會建構

科學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對自然真理的追求。研究科學發展的學者們在傳統上儘管意識到社會因素會影響到科學進程，但大多數認為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形式上而非科學內容的真理性。然而二十世紀70年代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SK)以相對主義的視角來看待科學知識，認為科學不是絕對真實而是被社會構造得看似真實。

例如，英國學者夏平（Steven Shapin，曾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關於17世紀一場辯論的經典研究就體現了這一觀點，這場辯論發生在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和皇家學會會長化學家波義爾之間。夏平的研究中認為，霍布斯和波義爾對實驗方法的辯論深受不同的社會政治觀點的影響。霍布斯希望一個強大的專制國家能解決社會的動亂。因此，他認為科學集中於數學和邏輯學，從而反映絕對的秩序。波義爾則珍視社會自治，包括科學界的獨立。因此，他強調實驗研究方法，認為研究方法是由科學家自己決定的，而非外部力量，這反映了社會的自治。最終，伴隨著議會政治的確立、王權被限制以及英國自治傳統得到了體制的確認和強化，波義爾贏得了爭論的勝利。

夏平的著作《利維坦空氣泵: 霍布斯、波義爾與實驗生活》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經典之作。圖片來源wikipedia

SSK學者對科學進行的系列案例研究表明，在科學實驗中，實驗者和他們的同事有巨大的「解釋的靈活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來確定這些實驗是否是決定性的，是否允許變更、調整和重複。SSK學者們普遍認為，科學結論的得出並非不受人類行為影響。它需要不同科學學派、團體或不同科學家之間進行協商，因此，科學知識的生產具有社會建構的特點。

需要指出的是，科學的社會建構並非社會虛構，科學家仍然需要根據實驗和數據對自然現象進行解釋。但由於試驗中總是存在很大的執行者的經驗因素，而依據不同理論標準對相同的數據也會做出彼此差距很大的解釋，所以科學結論的構成，不能排除科學家的主觀因素。然而這種主觀因素並非是肆意妄為，也並不意味著科學可以被隨便收買。而是說，科學家對科學的理解離不開其所在的社會環境和試驗本身被賦予社會意義。

政治正確與學術正確

在眾多影響科學的社會性因素中，政治正確無疑是其中一環，政治正確性就是這方面的體現。在特朗普選戰中，人們抨擊知識界被政治正確性性蒙住了眼睛。真相如何呢？

首先，在美國歷史上，政治正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改造社會或維護社會主流價值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推動進步的產物。許多知識分子把話語權作為工具，來對抗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階級歧視以及後來的同性戀歧視，通過在話語層面的政治正確運動，種族、性別和性取向方面的平權固化成知識階層的日常意識，也廣泛影響和維繫了社會主流價值。在這種情況下，知識界和科學家對特朗普選舉時在移民、宗教、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的厥詞進行廣泛和深刻的抨擊，完全不是為了黨同伐異而是為了維護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和權利平等。

當然，政治正確也會讓一些學術研究成為相對禁忌，這並非因為這些研究會導致主流知識界不願看到的結果，而是因為這些研究的主旨經常會蘊含對特定群體的歧視色彩。如探究男性是否比女性聰明，或者檢測黑人是否具有某些不愛好學習的天然稟賦。不論其研究結果如何，這些研究本身都將其研究對象特殊化並體現出對其的歧視，因而自然得不到學術界待見。數年前，哈佛大學校長Lawrence H. Summers甚至因為引述一項認為男性比女性聰明的研究而引發輿論風波，並最終辭職了事。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有關政治正確的絕大多數例子，都體現了學術界維護值得肯定的主流價值的取向，而不是相反，為了某些特殊癖好而封殺學術研究。而且，學術研究的多樣化本身並沒有因為政治正確性被抑制，即便是一些需要體現政治正確性而成為禁忌的研究，也可以通過學術共同體成員的多樣化而得到解決，而學術共同體成員的多樣化，本身也是政治正確性運動的產物。

比如，2015年獲得素有青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之稱的克拉克獎（只授予40歲以下經濟學家）的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Roland Fryer在獲獎感言中表示，自己的非洲裔美國人身份可以讓他 「合法地」研究黑人貧困問題，而不用擔心這樣的研究會蘊含種族歧視的成分。

很多人不喜歡乃至排斥政治正確，實際上是受到了極端行為的影響。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輿論環境中，極端表達、極端行為總是更容易獲得關注。這會使得社會公眾對一定的群體、主張和活動做出的評價容易受到這樣的極端表達或極端行為的影響。這些表達，看似符合民意，但事實上，任何方向的極端行為，都是在撕裂社會、傷及其他群體。它們恰恰是在傷害政治正確所維護起來的社會主流價值。

當然，「政治正確」運動也會讓學者把自己小圈子的文化錯以為是整個社會人們主動追求的價值。從特朗普污衊移民和伊斯蘭教的言行仍然得到大量粉絲支持來看，無疑美國社會中有相當數量的成員內心中秉持這種態度。實際上，這反而說明了政治正確運動的價值，它束縛了大量民眾心中根深蒂固的種族、宗教、性取向歧視。這種歧視實際上中國人中也有。在缺乏政治正確約束的情況下，我甚至見過一家知名新聞網站在報道某位名人是同性戀者這樣的新聞時，直接在標題中將之報道為「醜聞」。

為何說科學沒有被意識形態化

除了政治正確性對行為的影響外，我們是否還可以根據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認為，政治正確性會讓科學意識形態化，從而影響或扭曲科學結論呢？

圖片來源：thegabbler.com

的確，政治正確性會影響科學的運行，但認為它對科學運行的這種影響會誤導甚至扭曲科學結論，則沒有任何證據。政治正確性對科學的影響，首先體現在選題上，其次則表現為對科學界多樣化的高度推崇，第三則是會影響到科研資助。

就科研選題而言，如上所述，研究男性是否比女性聰明或黑人是否天生缺乏學習能力等課題會成為禁忌。但問題在於，如果沒有政治正確性，這樣的研究就會成為有意義的選題么？這樣的選題成為研究對象，並非是因為它具有「天然的」研究價值，而恰恰是因為它本身就是用性別或種族歧視的視角進行觀察的產物。

除了對抗性別和種族歧視外，政治正確運動近年來主要的涵蓋目標就是支持同性戀者平權。大量的科學研究揭示了同性戀行為具有一定程度的遺傳因素，但主流研究也從不排斥後天的心理和社會狀況對同性戀者性取向的影響。如果政治正確成為扼殺學術真理的大棒，那自然的結論似乎就是同性戀行為是先天遺傳決定，這樣就可以在道德上完全為這種行為開脫。但事實是，學術界從未禁止或壓制對同性戀者性取向的心理或社會決定因素的研究。

政治正確運動對科學界多樣化的高度推崇也適用於同性戀情景，但這並不意味著要把工作或研究機會從異性戀者手中搶過來交給同性戀者，而是相反，保護同性戀者不會因為性取向而喪失學術自由以及工作機會。這方面的主要表現，就是學術界對性取向隱私權的保護以及對同性戀社區的支持。

康奈爾大學每月都會舉行同性戀派對，也歡迎異性戀者參加，藉此增進交流，粉粹對這一群體的妖魔化。美國很多重要的學術會議，如美國科學促進會年會上，也會召開LGBT（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和變性人）酒會。我每次參加科學促進會年會，都會去這一酒會上蹭飯，同時也可以與組織者和其他參加者愉快交流。我發現，即便以推崇自由和多元的學術界而論，主動去參加這一社區活動的人數也不是很多，這表明人們心中可能仍然對這一群體心存芥蒂。這就更說明帶有一定強制性的政治正確運動的價值。

政治正確也會影響到科研資助，這方面與科研選題的禁忌相似。如上所述，我們不能認為對政治不正確的研究資助申請書的打壓，會扭曲科學的結論。

在美國，特朗普的支持者反過來會指責氣候變化的科學被意識形態化，編造出全球變暖的結論。這與特朗普說氣候變化是中國人編造的謊言如出一轍。但全球變暖的科學結論已經為包括美國、中國、歐洲各國等幾乎所有國家的科學家所公認。反對氣候變化的極少數科學家最多提出一些對部分影響氣候變化的影響因子（如氣溶膠對溫度的影響）的質疑。這些質疑完全不能說明氣候變化的結論是編造數據的產物。恰恰相反，美國保守勢力拒不接受氣候變化，打壓公眾對這一研究結論的接受才是意識形態化的產物。這完全不代表氣候變化的主流研究結論被意識形態化。

那麼政治正確是否會影響到科學家之間對科學結論的協商過程呢？比如，是否會因為一些數據可能得出「政治不正確」的結果而忽視它們呢？應該說，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很難變成現實。一方面，科研選題和科研資助方面的過濾已經讓大多數研究的數據不大可能得出「政治不正確」的數據。另一方面，即便真有這種數據，科學家也完全沒有必要棄之不用，因為科學研究總是處於一定的條件和前提下，也總是要對數據進行合理的闡釋。這些前提和解釋，可以讓我們明白，一些體現「政治不正確」的數據，恰恰是因為一些特定的、可能是有損公平的社會條件所導致的。因而這樣的結論，反而更加凸顯了追求政治正確性的重要。（編輯：婉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