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聲反思五四：對西洋文化奴性崇拜

1950年，楊振聲發表《從文化觀點上回首「五四」》，全面地批判了「五四」在文化上的弊端，幾乎達到了完全否定「五四」時期文化的地步。他認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古腦地反對中國舊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

1919年5月25日，在「五四」當日被捕、剛剛釋放幾天的北京大學國文系學生楊振聲，受北京學生聯合會委託，與其他三名代表一起，去向京師警察總廳辦交涉，要求歸還被扣留的《五七》日刊。

《五七》日刊是五四運動後，北京學生聯合會為了便於繼續奮鬥，出版的一份小報（取名「五七」，一是紀念5月7日被捕學生的釋放，二來「五七」是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的國恥日）。學生在街頭講演時，可以用來分送路人。但剛出4期，就被警察扣留了。

警察當局拒絕了學生代表的要求。「警察總監吳炳湘又長又臭，夾軟帶硬地訓了我們一頓，我們還是要他還我們的報。『你們煽動軍警造反！』我們知道這是因為學生在街頭講演時，也有軍警站在人群中聽，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軍警書》。他們有些惴惴不安起來。我們還是要他還我們的報。『怎麼？』他的臉紅漲得像灌腸。大叫：『給我扣下！』我們就被押送到一間陰濕發霉的小屋子裡去了。」（楊振聲《回憶五四》）

京師警察廳警察總監吳炳湘

一星期後楊振聲被釋放，同年11月便去了美國留學。但是作為五四運動前後的潮頭人物之一，「五四」在楊振聲身上留下的烙痕是如此之深，他日後對「五四」的反思也就特別值得關注。

對於五四運動愛國和反封建的方面，楊振聲一直是肯定的。《回憶五四》一開始就講了「小時候的兩件怪事」：嫁給牌位的新娘和橫行霸道的日本兵船。「在他出獄後寫的家信中，充滿了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賣國賊的痛恨之情……當他在美國學成歸國回蓬萊看望我們的祖父、祖母時，當地的美國傳教士想見他，被他拒絕了，他對我們說，這些人到我們國家來傳教、辦學校、開醫院，真正目的是為了侵略我們。」（楊起《懷念我的父親》）

1918年，楊振聲參與創始了新潮社，任《新潮》編輯部書記。從「五四」前發表的《漁家》、《一個兵的家》到1920年的《貞女》，楊振聲作品的特點是「極要描寫民間疾苦」，如《貞女》寫的就是一個姑娘因嫁給一個木頭牌位而自殺的悲劇，正像魯迅指出的，「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言》）。

《新潮》雜誌

但在解放前後的著述中，楊振聲開始對「五四」的文化意義進行懷疑和反思。在發表於1949年5月4日的《我蹩在時代的後面》中，楊振聲將自己「五四」以來的表現概括為「我是悶在葫蘆里了，這葫蘆是以個人主義為表裡的」，「我深感我的最大的敵人是我自己」，進而推衍到「五四時代的文藝」，認為「為人生而藝術的也好，為藝術而藝術的也好，都是以『小我』的興趣為中心，以中產階級的生活為內容的」。

同日發表的《「五四」與新文學》一文中，楊振聲指出了五四運動與新文學的關係：「五四運動除了反帝反封建兩層重要意義外，它還有一個附帶的意義，那便是與新文學的關係。在根本上說，二者都是解放運動；在形式上說，五四運動是思想表現於行動的解放形式；新文學運動是思想表現於語言的解放形式。」他認為這個運動「主要是工具上的改變，就是以現代的語言來寫現代的生活」，但它的內容是「以資產階級為對象，以個人的興趣為出發點的」，因此「自五四以來，三十年中的文學，在暴露帝國主義和封建社會方面最顯出它的力量與成績。換句話說，它還屬於在破壞時代的產品，不是建設時代的產品」。

1950年，楊振聲發表《從文化觀點上回首「五四」》，全面地批判了「五四」在文化上的弊端，幾乎達到了完全否定「五四」時期文化的地步。他認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古腦地反對中國舊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換句話說，便是無批判地反對中國文化，而又無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當時對自己的文化，凡風俗、禮教、哲學、藝術、文學等只要是中國的舊東西，就不加分別，一概反對。」「再講那時對西洋文化的態度吧，這是一物的陰陽兩面。天哪，那真有點奴性的崇拜！」楊振聲對五四後的文藝表示「慚愧」，原因是「盲目地崇拜偉大與刻板地摹仿偉大，都不是偉大，也不可能創造偉大」。他覺得新文學對民間的東西吸收得不夠，不是「土生土長的」，因此不為老百姓喜聞樂見，導致了其「微弱的命運」。這些批判當然是受到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影響，但也不乏作者的親身體會。

正在講課的楊振聲

對於這種種弊端的起因，楊振聲認為看似與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環境不一致，但實質上是相合的：「外抗強權，而又欲學其致強的原因，故一切吸收；內傷貧弱，而又欲消滅其貧弱的來源，故一切打倒。」他的結論是：「雖矯枉過正，勢有必然；但到底是過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