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榮：西方學者對「皮朗命題」的驗證與再討論

20世紀前期，比利時著名經濟史家皮朗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以地中海為中心的古代經濟並沒有因為日耳曼人的入侵而告終，而是延續到7世紀。是伊斯蘭教的擴張打破了地中海世界的統一，並迫使西部歐洲背向大海，靠開發自身資源，主要是北方的土地維生。中世紀歐洲自給自足的農本經濟，以及植根其上的新文明由此產生。8、9世紀是轉變的關鍵時期，也是歐洲經濟的最低點。在此期間，來自東方的商品，如莎草紙、香料和絲綢中斷了；地中海金幣被加洛林王朝的銀幣所取代；除少數猶太人之外，專業的商人階級消失了；羅馬城市蛻變為失去經濟功能的主教住所。直到10、11世紀具有冒險精神的威尼斯人、斯堪的納維亞人重新打開歐洲向外的通道，歐洲的貿易和城市才開始復興。從這種意義上，皮朗說，「沒有穆罕默德，就不會有查理曼」。

「皮朗命題」提出不久即遭質疑。美國經濟史家羅伯特·S.洛佩茲逐一考察了皮朗列舉的三種「消失的」商品，即莎草紙、香料和絲綢，發現它們的「消失」與伊斯蘭教的擴張並不同時。比如，直到10、11世紀莎草紙仍被羅馬教廷和羅馬地區許多私人使用。銀幣取代金幣的確發生在8世紀，但並非如皮朗所言，是為了適應「大規模貿易消失」的時代，而是出於查理曼政治方面的考慮。由於拜占庭皇帝堅持擁有鑄造肖像金幣的壟斷權，查理曼放棄金幣，改用銘文銀幣，是為了向拜占庭皇帝示好，以利睦鄰。瑞典古錢幣學家斯圖雷·博林根據在斯堪的納維亞和俄羅斯發現的大量窖藏阿拉伯錢幣，指出8、9世紀北歐同阿拉伯帝國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商業交往。最初的交往以西歐即法蘭克王國為中介，但隨著維京人向東擴張，9世紀30年代以後逐步轉到經俄羅斯交往。加洛林王朝改用銀幣也是受東方白銀流入的影響。他將8、9世紀稱之為「東方白銀時代」，其源頭在阿拉伯帝國新征服的興都庫什山脈。儘管如此，批評者掌握的證據還沒有充分到足以推翻「皮朗命題」。

8世紀的弗里斯蘭銀幣

20世紀70年代以來，歐洲中世紀早期考古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過去研究資料的不足。從80年代初開始，英國考古學家理查德·霍奇斯發表一系列論著，試圖根據新的考古發現檢驗皮朗命題。他支持皮朗的基本觀點，即中世紀早期歐洲經歷了從以地中海為中心的古代經濟向西北歐農本經濟的轉變；轉變的根本原因在於遠距離貿易衰落。但具體過程與皮朗論述的不同。在他看來，古代經濟的確承受住了5世紀日耳曼人的大衝擊，但在6世紀戰爭、重稅和社會動蕩的打擊之下崩潰了。到600年左右，地中海上的東西方貿易停滯了，西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歐的羅馬城市衰落了，古代經濟進入垂死階段。因此，霍奇斯不贊成將歐洲從古代向中世紀的轉變歸因於伊斯蘭教的擴張，他說「在一定程度上，7世紀末8世紀初伊斯蘭帝國的創建是皮朗察覺到的經濟轉型的結果，而非原因」。霍奇斯還認為加洛林王朝的經濟並非全封閉的，事實上，為了滿足新權貴對奢侈品的需求，該王朝積極發展經北海、波羅的海和第聶伯河同西亞阿拔斯王朝的貿易。在這一點上，他不僅同博林的觀點一致，還提供了可以證明北方貿易存在的新證據，即考古學家在北方諸海商路節點發掘或調查的港市，如北海南部的多爾斯塔德、康托維克、倫敦，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里伯，波羅的海的海泰布等。這些港市有市場，但沒有城牆，時人稱之為「emporium」（通商口岸或商埠），以別於有城牆的羅馬城市「civitas」（城市或城邦）。霍奇斯認為這些港市是7世紀至9世紀新出現的，與過去的羅馬城市沒有多少聯繫；這些港市由國王們控制，反映了北歐從原始的禮物交換向有限商品交換的轉變，這種轉變對於10世紀的城市革命有著重要影響。

根據考古發現還原的北海港市多爾斯塔德

受考古學新的研究成果推動，歷史學家圍繞皮朗命題進行了更加深入細緻的探討。美國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麥考密克廣泛搜集並閱讀西部歐洲、拜占庭帝國和阿拉伯的文獻資料，並採用了數字化處理方法。鑒於有關貿易和商人的直接記載較少，他將更加廣泛的交流作為間接證據納入考察範圍，包括人流如使節、朝聖者、難民、奴隸等，物流如聖徒遺物、錢幣、絲綢、藥物等。在2001年推出的《歐洲經濟的起源》一書中，他肯定了皮朗命題的前提，即伊斯蘭教的擴張對歐洲經濟轉型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對影響的性質和後果看法不同。事實上，他的結論與博林相近。他認為羅馬帝國經濟是由國家管控的穀物貿易帶動的，以保障地中海沿岸大都市的供應為目的。隨著7世紀亞歷山大港和埃及先後落入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之手，古代地中海貿易確確實實衰落了。但從8世紀晚期，而不是皮朗所言的10、11世紀，歐洲貿易開始了復興，並形成了不同於古代的新特點。中世紀早期的貿易是落後的歐洲同先進的阿拉伯帝國之間的交換，歐洲向阿拉伯帝國出口毛皮、木材、特別是奴隸，以換取歐洲所需要的黃金、白銀、絲綢和藥材等；歐洲腹地通往東地中海的商路由過去的一條（沿法國羅納河南下，到馬賽轉海路向東）變成多條，其中尤為重要的是溯萊茵河而上、越過阿爾卑斯山關口、到亞德里亞海的一條。通過這些商路，西北歐和中歐的奴隸被源源不斷地運送到西地中海沿岸港口，特別是威尼斯，再從這裡出口到「伊斯蘭之家」。麥考密克認為奴隸貿易是中世紀早期歐洲經濟增長的催化劑。

霍奇斯、麥考密克和皮朗一樣，都特彆強調遠距離貿易的影響，因此，他們被學界稱為「新皮朗主義」。他們的觀點受到了重視歐洲內部經濟，特別是農業生產的學者的批評。比利時經濟史家阿德里安·費爾胡爾斯特批評霍奇斯過分強調考古發現的重要性，忽視歷史資料，沒有將港市研究放到同一時期歐洲歷史總體發展中考察。他認為，北海貿易獨立於地中海；它興起於7世紀晚期，並持續發展到10、11世紀及其以後；使北海貿易保持持續增長勢頭的是歐洲內部農業生產的發展。根據他本人對低地國家早期城市史的研究，北海港市主要經營上萊茵、中萊茵地區生產的穀物、酒和陶器，除了部分供沿海地區消費，其餘部分出口到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事實上，中世紀早期的國際貿易不過是歐洲區域交換的延伸。但是，北海貿易並不是直線發展的，9世紀維京人的入侵衝擊很大，它導致了北海沿岸不設防港市的衰落，乃至消失。與此同時，一批靠近內陸、通常設防的內河港市興起了，如斯海爾德河的瓦朗謝訥、圖爾納、根特，默茲河的馬斯特里赫特、於伊和迪南。由於後者具有古老的城市傳統（其中有的就是過去的羅馬城），並便於控制周圍鄉村，從而為10世紀及其以後更大規模的國際貿易拉開了序幕。

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牛津大學教授克里斯·威克姆反對皮朗等人的外因決定論，強調交換水平取決於社會內部的需求。在他看來，前資本主義社會絕大多數農民生活在自給自足狀態，因此社會內部需求主要是社會精英即教、俗貴族的需求。與霍奇斯的看法不同，他認為貴族不僅需要來自東方的奢侈品，更需要來自歐洲不同地區的大宗貨物，如酒和陶器。貴族需求的大小取決於對農民榨取的能力，因此，交換問題需要從總體社會，特別是國家形態層面考察。威克姆認為古代世界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是貢賦生產方式，代表貴族利益的國家通過稅收進行剝削；中世紀占支配地位的是封建生產方式，個體化貴族通過地租進行剝削。中世紀早期處在羅馬帝國的貢賦生產方式已經崩潰，封建生產方式又還沒有完全確立階段，貴族力量薄弱，農民的自主性強，使得交換經濟大倒退。不過羅馬帝國崩潰後地中海世界和歐洲的經濟朝著區域化方向發展，不同地區的發展水平不同。就歐洲來說，西北歐因出現了強大的法蘭克王國，財稅制度相對完善，有助於王室和教會積累財富，從而使得交換經濟有較大程度的發展，北海港市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但是，隨著查理曼帝國解體，經濟下行，北海港市也淡出歷史。直到10、11世紀貴族對農民的控制最終確立，歐洲貿易和城市才在發達的地方經濟基礎上重新開始。

近年來內因論在西方學界的影響很大。劍橋大學2011年出版的中世紀教科書《加洛林世界》中有言：「交換體系的發展最終依賴加洛林鄉村生產率的增長和相對廣大的地主階級抓住機遇的能力，這些機遇是由國王及其宮廷精英推出的日益雄心勃勃、越來越廣泛的再分配製度創造的。考古發現呈現的遠距離貿易網路也許很壯觀，但即使最樂觀的估計，它們所能反映的也只是整個經濟中很小的一部分。」從這段論述中我們無疑可以看到費爾胡爾斯特和威克姆的身影。

由此可見，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新的研究成果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皮朗命題」。首先，古代經濟的衰亡並非因為伊斯蘭教的擴張，事實上，該過程早在伊斯蘭教擴張之前已經開始，甚至可以上溯到羅馬帝國晚期；其次，考古學家對北海港市的研究表明，加洛林時代的經濟並非完全自給自足，也並非歐洲經濟的最低點；第三，不應過分誇大遠距離貿易的影響，相反，只有從古代晚期中世紀早期長時段的經濟社會過渡中考察，遠距離貿易的變化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認識。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