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史詩——從一座館看一座城

知識 12-02

2016年6月，成都博物館新館建成並開放。她位於成都市天府廣場西側，毗鄰四川省圖書館、四川美術館、四川科技館，佔地面積約17畝，總建築面積65000平方米。

歷時六年修建，成都博物館新館正式對外開放，不僅展出了與李冰治水相關的石犀、刻有「巍巍大漢」「列備五都」字樣的漢碑、改寫醫學史的經穴漆人、填補世界紡織史的一勾多綜提花織機模型等一批近年來成都的重要考古文物，更是通過多種藝術展示手法，撩開成都數千年歷史的神秘面紗。

一、錦繡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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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物館漢代文物中，最值得一提的自然是老官山漢墓出土的織機，這是我國首次出土西漢的蜀錦織機模型，對於研究中國乃至世界絲綢紡織技術的起源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4部織機中較大的一部高約50厘米、長約70厘米、寬約20厘米；其他3部略小，大小相近，高約45厘米、長約60厘米、寬約15厘米。考古人員還發現織機模型上有用來懸掛綜框的繩索。綜框是織機的一個重要部件，是由上下橫樑和左右側檔連接的帶有穿綜桿和驅動件的框架。織機有兩個綜就可以織平紋，有三個綜就可以織斜紋，綜越多，能織的紋飾就越複雜。其中一台織機模型上有多達四五個綜框。這說明它確系織錦機，已經具備了提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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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機四周散落著15個漆木人俑。這些人俑或立或坐，手臂姿勢各不相同。他們是司職不同的織工，正在操作織機，另外還有一名「監工」正在監督工作，儼然是漢代成都織錦工場實景的模擬再現，讓人彷彿回到了2000多年前，織工們正在一台台織機不停地忙碌，一條條華彩絲線縱橫交織，一幅幅名滿天下的蜀錦魚貫而出。

蜀錦織機模型實物的首次出土，是西漢成都織錦繁盛、工藝精湛的歷史證物。漢代成都是全國聞名的織錦中心，「女工之業，覆衣天下」。漢成帝曾令益州留下三年稅輸，為宮廷織造「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之」。用一州三年的賦稅製造一床錦帳，其精緻豪華可以想見，同時亦反映蜀錦工藝水平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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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漢碑傳奇

兩漢——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興學，建立文翁石室。文翁開了全國地方政府辦學的先河，填補了中央太學與私學之間的教育空白。文翁石室也就成了中國乃至世界最早的地方官辦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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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5日下午1時，天府廣場東御街口人防工程施工現場，工人在地表下5米處挖到兩塊石碑。經過考古專家一周的仔細清理，兩塊石碑終於重見天日。它們一大一小，呈長方形，大的一塊碑高2.61米、長1.24米；小的一塊石碑高2.37米、長1.1米，均重達4噸左右。石碑出土時保存狀況完好，碑文銘刻字口清晰，兩碑豎放在漢代地層之下的生土沙石層，因此兩碑的埋藏應在漢代立碑後不久。由於它們分別記錄了漢代裴君和李君的事迹，它們分別被命名為《裴君碑》和《李君碑》。其中較大的一塊是《裴君碑》，其碑陽及碑陰（即正反兩面）共1400多字。除碑陽銘文外，《裴君碑》碑陰還刻有聯袂捐碑的人名，共104個名字；《李君碑》亦有800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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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命俊臣，移苻（符）於蜀。同心齊魯，誘進儒墨。遠近輯熙，荒學復植……」兩塊碑的內容都是敘述碑主人——蜀郡太守任內的事迹，以振興儒學，為國家培養人才為目的，興辦學校教育的內容特別突出。這說明碑與學校教育有直接聯繫。有專家根據史料推斷，碑文中的李君是東漢順帝年間蜀郡太守李膺，兩塊石碑安置在學校，正是當年的文翁石室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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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君碑

公元133年左右，河南襄城人李膺在成都教育處於最低谷時，被任命為蜀郡太守。李膺飽讀詩書，滿腹經綸，文武雙全。他是帶著恢復、振興蜀郡學校教育的明確任務和理想而來。李膺在任時，以當年的文翁石室為基礎，大力推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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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碑

133年秋天，李膺調離蜀郡。在李膺離任3個月後，蜀郡人為李膺立下了碑文，這通碑便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李君碑》。這通碑在146年被洪水衝倒。後來又由另一位裴姓蜀郡太守在組織修繕學校建築設施的工程中，安排人員再度將它豎立起來。《李君碑》上有人在正面碑文結束後刻下一道橫線隔斷，另外加刻了一段說明，講述了《李君碑》被洪水衝倒後，再次豎立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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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時期的文翁在蜀興學，以石頭修建教室，振興教育，從此，文翁種下的教育火種在成都代代相傳，源遠流長。

三、南朝遺珍

南北朝——成都南朝造像填補了中國南朝石刻的空白，開創性地引領了中國佛教造像之風，也暗示著南北朝時的成都是一個梵宮琳宇鱗次櫛比、塔剎莊嚴的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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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唐代詩人杜牧的這首《江南春》，是我們打小便耳熟能詳的古詩。南朝的江南寺廟林立、佛像眾多，卻在無休止的王朝更迭與歲月滄桑中煙消雲散，以萬佛寺、西安路、寬巷子為代表的成都南朝造像——阿育王像、釋迦牟尼佛、無量壽佛、觀音、天王、力士、伎樂等，讓後人一睹「褒衣博帶」「秀骨清像」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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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二菩薩組合造像

成都的南北朝石刻，有釋迦牟尼佛、無量壽佛、阿育王、觀音、天王、力士、伎樂、供養人諸多類別。西安路發現的一個石刻窖藏，出土的8件佛像全部為南朝造像，其中一件為阿育王像，建造於太清五年（551年）九月三十日，為「佛弟子柱僧逸為亡兒李佛施敬造」。阿育王身著通肩袈裟，左手握著袈裟一角，頭頂有著碩大的束髮狀肉髻，留著八字鬍須，眼睛圓睜，帶有濃烈的異域之風。所謂阿育王像，其實是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造釋迦牟尼像的簡稱，阿育王像在中國卻極為罕見，僅龍門石窟、敦煌莫高窟323窟中偶有發現，考古發掘的阿育王像迄今只在成都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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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造像

南朝造像一般面容清秀，秀眉軒昂，杏眼修長，嘴唇微翹，一副病弱清瘦的模樣，即所謂「秀骨清像」。魏晉南北朝老莊玄學盛行，名士往往以自然秀美為高，欣賞一種瀟洒自由、清奇飄逸之風，「秀骨清像」正是對尚玄學、重清淡的六朝士大夫的形象概括。

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國的第一個高潮，當時中國北方羽檄紛飛、金戈鐵馬，百姓民不聊生，佛教恰好在那個嗜血的年代走進了中國人的心靈，那些馬背上的少數部族，也試圖借佛教鞏固統治。南朝佛教之盛一點也不落下風，又以梁武帝最甚，竟放下皇帝不當，捨身到寺廟中當雜役了，群臣花了一億萬錢才把他贖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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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屏式佛像

在無止境的王朝更迭與歲月流逝中，南北朝最終成為歷史。北朝佛教遺迹在中國存世頗多，敦煌莫高窟、雲岡石窟、天龍山石窟、克孜爾石窟、炳靈寺石窟、麥積山石窟都留存著為數眾多的北朝造像與壁畫；相反，南朝石刻除了江蘇南京棲霞山、浙江新昌寶相寺有少量龕窟外，在中國已不多見。這便是成都南朝造像的價值，它通過實物讓我們走進杜牧詩里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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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東晉奇俗

東晉——成漢為五胡十六國時以成都為中心的一個割據政權。成都出土的成漢俑，眼睛外鼓，造型獨特，這類陶俑出土地域主要在成都。隨著考古研究的進展，成漢俑之謎已得到越來越多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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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成都博物館考古部主持發掘了傳說中的張飛衣冠冢。出土近百件陶俑及陶制動物模型，鎮墓俑眉弓凸起，雙眼外突，呈橄欖形狀，眼瞼較寬。墓葬主人是成漢時期的一個貴族。

成漢政權公元303年建立於成都，347年為東晉權臣桓溫所滅。統治範圍包括今日之四川全境、雲南北部、陝西漢中地區等，統治中心在成都。

1986年廣漢三星堆出土青銅人像69件、青銅面具22件和金面罩3件，其造型奇特詭異，「方形臉，眼睛外凸，眉弓粗且凸起……」與收藏於成都博物館的成漢俑面容相似，對眼睛強化到了近乎崇拜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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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漢政權的建立者李特祖上為賨[cóng]人。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賨人自巴西宕渠（今四川渠縣一帶）遷漢中楊車坂。曹操大軍征服漢中，李特的祖父李虎（這支賨人之首領）率部投誠曹操，再受命遷往陝西略陽。

西晉元康六年氐人齊萬年起兵反晉，關中大飢，天水等六郡十萬餘人口進入巴蜀就食，李特成為流民領袖之一。永寧元年（301年）李特在綿竹聚眾起義，兩年後死於戰事。305年李特之子李雄攻下成都，即皇帝位，史稱成漢。李氏家族在氐人的傳統居住區略陽居住了83年，很大程度上羌氐化了。

強大的古蜀王國是由魚鳧酋邦征服蠶叢酋邦和柏濩酋邦後建立的。魚鳧氏也是氐人的一支。「通過對成漢俑和三星堆器物坑人像的比較，可以看出二者極其相似。」成都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索德浩大膽提出假設，「二者的相似性是由於有著共同族源。」

「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華陽國志·蜀志》對古蜀第一代蜀王外貌特徵的描述，給解開成漢俑之謎提供了新線索。古氐人的發祥地甘肅隴南地區仇池山，傳說著「立眼人」的故事。

從巴蜀生長的道教，同樣有「立眼」神祇，二郎神楊戩直立三目的形象，已在中國人心目中紮根。道書《灌江備考》云：「二郎為蠶叢之後，故額上有一縱目。」

成都是道教誕生地和早期最重要的傳播地，成漢政權一開始就受到道教的深刻影響。李氏家族建立成漢政權的過程中，道教領袖范長生起到重要作用。李雄稱帝後，立範長生為丞相。

成漢政權帶來奇特的墓葬文化，也為道教發展產生推動作用。這樣的環境產生了遠承三星堆古蜀文明、含有蜀地覡文化和道教底蘊的成漢俑，不足為怪。成漢俑和三星堆青銅塑像體現的眼崇拜文化，盡顯古蜀文明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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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街市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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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被評為200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是目前全國發現的唯一保存完好的磚鋪古街。它成為唐宋成都繁盛的重要實物見證。經過2年多細緻發掘，唐宋時期的鋪磚主路4條、泥土支路4條、房址28座和大小排水渠21條，相繼重見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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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成都城內花木扶疏、閣樓高聳，張儀樓、散花樓、錦樓、籌邊樓，俱蔚為壯觀。劍南川西節度使韋皋、白敏中先後開鑿解玉溪、金水河。唐代成都城內水網密布，還有湖泊摩訶池、江瀆池。

人口因城市繁榮持續增加，唐貞觀十三年（639年），成都有近12萬戶、74萬餘人，僅次於長安。天寶元年（742年），成都有16萬餘戶，以戶數計為全國第三大城市。晚唐元和年間，「揚一益二」的記載開始出現。

公元876年高駢調任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878年他新築周長25里的羅城，並最終形成成都郫、流二江抱城的城市格局。

江南館街遺址中發現的21條大小排水道均為磚砌，道路、排水道縱橫交錯，地面地下構成獨立而相互關聯的系統，呈棋盤格局。下水道系統最早建於唐末，多次維修，沿用至南宋。地面排水系統主要由主道路兩側的排水道構成，與道路同為南宋修建……它們折射出城市的繁盛和管理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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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推行里坊制，居民住坊內，商品交易在市內，坊與市用圍牆隔斷，不利於商業活動。富有商業精神的成都人從唐代中後期逐步衝破里坊制的桎梏，還興起夜市。蠶市、草市、錦市、花市、葯市等專業化市場也陸續出現。

北宋中後期市場交易擴大到全城。江南館街街坊遺址中發現的房址都以磚砌房基，室內墊土或鋪磚，牆體為木（竹）骨泥牆結構。房屋有單間或套間，分布於道路兩側，不成院落，均面向街道開門。既有住宅也有小商鋪，坊與市已融為一體。

宋代成都的夜市和各種市場更興盛，包括江南館街在內的大慈寺周邊成為名噪一時的商貿集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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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成都為全國農業、手工業、商業、金融中心，商業持續繁榮，讓成都發明了改寫中國乃至世界貨幣史的交子。交子約出現在公元982年後，1024年4月1日「官交子」正式發行，世界上第一種由政府發行的紙幣誕生。

六、西蜀名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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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時期，蜀地工匠已經發明了獨具特色的省油燈。對於，陸遊曾在其文章中記述產於邛崍的邛窯省油燈。這種燈盞將蜀人精彩絕倫的創造天賦，詮釋得淋漓盡致。

在邛窯出土的眾多文物中，被鑒賞者和收藏家視為至寶的，無疑是那一盞盞造型獨特的燈盞，它們在結構上有別於中國其他地區發現的古代陶瓷燈盞，被稱為夾瓷盞、空心燈等。研究者發現，這種燈盞具備神奇的省油效果。據成都博物院黃曉楓研究員介紹，1951年，邛窯出土的這種陶瓷燈盞第一次定名為省油燈。

目前考古發掘出土的省油燈實物數量有限，集中存放於邛崍市博物館、四川大學博物館、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院等。時間集中在唐末至兩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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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孝宗乾道年間，陸遊任嘉州代理刺史，他在《老學庵筆記》里寫道：「《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盞》詩，今漢嘉有之，蓋夾燈盞也。一端作小竅，注清冷水於其中，每夕一易之。尋常盞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此獨不然，其省油幾半。」省油燈當時在讀書人中炙手可熱，官員也將其作為禮品饋贈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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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遊《陸放翁全集·齋居紀事》更詳細記載：「蜀有瓷盞注水於盞唇竅中，可省油之半。」據後人研究，省油燈的省油原理在於它的夾層結構，從注水口將冷水注入油燈的夾層中，油燈燃燒時可降低燈碗的表面溫度，從而減緩油的揮發速度，達到省油目的。小小油燈，展示出古代蜀地匠人的絕世才華。

唐宋數百年間，省油燈的結構和造型不斷變化。唐代省油燈多為青釉，宋代多為乳濁青釉。燈盞面的曲柄從無到有，燈體由矮變高。工藝日趨精緻，使用也更方便。

唐末五代邛窯達到第一個高峰，入宋以後，邛窯是成都平原最興盛的瓷業生產區，創造了眾多美不勝收的瓷器精品。宋代邛窯十方堂窯區燒制的乳濁青綠色釉的產品造型規整，釉色滋潤溫厚。南宋末年受戰亂等因素影響，邛窯停燒，省油燈也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唐宋時期，臨邛的商業、手工業十分繁盛。當時邛崍是長江水道、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古道的交匯處。濃厚的文化氣息，水陸交通便利，鑄就了邛窯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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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花間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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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2010年11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龍泉驛區十陵鎮青龍村發現一座五代時期的大型磚室墓，一支千年前完整的歌舞樂隊重現天日：20餘件伎樂俑色彩鮮艷、神態各異，手執陶質樂器，是西南地區迄今發現的最精美伎樂俑組合。

後蜀宋王趙廷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戰將，卒於後蜀廣政十三年（950年），享年66歲。趙廷隱位列三公，受封宋王，家族顯赫一時。

公元940年，趙廷隱長子趙崇祚所編《花間集》問世，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歐陽炯作序。孟昶好舞文弄墨，能賦詩填詞，趙氏以此投孟昶所好。《花間集》是中國第一部文人詞集，內容香軟柔媚，風格綺靡曼艷，開啟了北宋詞壇婉約派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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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廷隱墓出土的50餘件彩繪陶俑件，包括文官俑、武士俑、伎樂俑、神怪俑等，俑高0.5至1.4米，俑表面施彩，部分描金。最讓考古界驚嘆的是一整支歌舞樂隊：20餘件伎樂俑高約0.6米，皆為立姿，按裝束及姿態分為樂俑、歌俑及舞俑三種，服裝鮮艷，衫裙清晰可辨，且多描金。樂俑所執樂器有琵琶、篳篥、羌鼓、齊鼓、笙、排簫等；歌俑神態尊貴，頭飾金簪，位於眾樂俑中部；舞俑中2件為女裝柔舞俑，姿態柔和優美，1件為男裝健舞俑。這是迄今西南地區發現的最精美伎樂俑組合，部分俑所著服飾有典型的異域風格，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五代女性服飾、五代音樂史的寶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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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趙廷隱這樣的王侯將相家中，養了龐大的歌舞樂隊。這組大歌舞俑出現在他墓中，是其生前生活的寫照，也印證了《花間集》的流行。著名學者饒宗頤指出：「觀孟昶昵於舞倡，趙廷隱家養有伶人，時教坊部頭且以徘優為亂，《花間集》之編成，正為教坊歌舞演唱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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婀娜多姿，宛轉悠揚，歌伎使詞這一全新藝術形式迅速風靡。從王建墓的「二十四伎樂」到趙廷隱墓伎樂俑，為我們勾勒出音樂之都成都的繁華景象。唐五代時期，成都成為南方絲綢之路音樂文化北進中原與南、北絲綢之路多母音樂文化交融、發展的樞紐。中原戰亂頻繁、經濟衰微、文化沒落，樂工散落民間，此時的成都，不僅保存了唐代音樂文化（尤其是宮廷歌舞音樂）的精髓，更為宋代音樂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在中國音樂文化史上佔據重要地位。

八、金銀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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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彭州市西大街出土了350件宋代金銀器窖藏文物，震驚天下。這批迄今為止全國發現的最大規模金銀器窖藏，代表宋代金銀器最高水平，被譽為「天下金銀第一窖」。

在彭州出土的這批宋代金銀器，形制精美，紋飾精湛細膩，有金器27件，銀器316件，其中115件成為國家一級文物。800年前中國人的精緻藝術與優雅生活，重現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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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勺

從銘文看，它們絕大多數屬於一個姓董的家族，少量屬於一個姓齊的家族，顯然是兩個有較高社會地位和財力的官宦或大戶人家。這批器皿多是日常生活用品，碗、盞、杯、碟、盤、瓶、盒、壺、釵、爐等。那把銀鳳頭形蓋執壺工藝考究，製作精美，構思奇特，宋代成都人獨特的審美情趣，躍然於上。

這批稀世珍寶中，金銀器上的銘記落款成為研究宋代工商業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可辨別的銘記有250多件，銘文為「羅祖一郎」「汪家造十分」「寺街陳家」等，製造工匠、商家、地點的名款，只出現在某種或某套器具上，表明當時分工很細，一個作坊只打造一種或少數幾種金銀物品。很多金銀器上標明了成色、重量，如「王家十分」「注子一付重叄拾壹兩」，可見當時人們對質量和技術充滿自信，私營作坊和個體工匠數量既多又很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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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形銀執壺及菱口溫碗

宋代成都是全國重要的商業都會之一。成都平原物產豐富，工商業與農業發達，人口繁盛，人文薈萃。但是，從公元1227年至1279年，宋元之戰戰火燃燒半個世紀。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八月，蒙古大汗窩闊台的次子闊端統軍50萬攻蜀，十月攻入成都，大肆燒殺搶掠，成都城成為廢墟，蜀人匆忙逃亡。元軍「屠成都，焚眉山，蹂踐邛、蜀、彭、漢、簡、池、永康，而西川之人十喪七八矣。」（虞集《道園學古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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