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阶级为何子承父业？

「要解释中产阶级子弟为何能继续从事中产阶级的工作，难点在于解释别人为什么成全他们。要解释工人阶级子弟为何从事工人阶级的工作，难点却是解释他们为何自甘如此。」著名人类学家保罗·威利斯在他的名著《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的前言中写道。

威利斯想探讨的是，在英国为什么工人阶级孩子甘愿从事父辈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低薪、社会地位低、不体面。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在英国的一个小镇进行了民族志研究，对象是小镇上的十二名工人阶级子弟。这项民族志研究后来以《学做工》为题出版于1977年，甫一出版，即成为文化研究、人类学领域的名著。

上周日，应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城市与乡村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保罗·威利斯来到上海进行学术演讲。早报记者借着这个机会，与威利斯教授聊了聊这本出版于40年前的名著。

在书中，威利斯发现工人阶级子弟中间盛行一种反学校的文化，他们认为体力劳动是有尊严的，是有男人味的，而那些循规蹈矩的乖男生没有男人味，文凭没用。而悖论在这里，如果他们主动拥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好好学习，或许能摆脱命运的安排，顺利上升为中产阶级；反而是他们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反抗，使他们走向了自我诅咒的道路，最终完成了自身阶级身份的再生产。

《学做工》描述的是1970年代的英国状况，在中国的语境下，一个与书中的反学校文化有些许类似的例子或许是所谓的「读书无用论」。当一个贫家子弟倾尽所有进入一所三流大学，却发现毕业后依然找不到工作时，曾经笃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家人或许会重提读书无用论。当然，《学做工》无法直接用来分析中国的状况，但就英国工人阶级如何复制自身的阶级身份而言，这本书无疑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参照。

「男性气概的概念可细化到具体地方的具体人群」

早报记者：您现在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为什么选择来中国任教？是因为对中国感兴趣吗？

威利斯：我很高兴《学做工》的中文版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2013年我受邀来中国谈这本书。当时我遇到北京师范大学的人，他们说想邀请我来北师大教育学部任教。但我从来没有事先计划过这件事，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都是因缘巧合。

但我一直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曾经我们的衬衫上还有毛泽东的肖像，但我们当时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当然现在大家都对「中国奇迹」感到惊奇，所以我也对中国经历的转变感兴趣。你知道我的祖国英国200多年前发生了工业革命，我对中国如何经历类似的一场规模百倍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变迁很感兴趣。

早报记者：回头再来看《学做工》，你认为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正吗？

威利斯：我写《学做工》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以为只有英国人对它有兴趣，这本书后来居然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我也觉得很神奇。中文版可能是第20个译本了。或许你可以告诉我这本书是如何被中国读者接受的，是不是它讨论的内容与中国的问题相关。

如果你问我是不是有地方要修正，我可能可以给你列一个表来告诉你这本书哪里哪里不完善。比如，我认为我可能过于偏重阶级这个因素。女权主义者批评我没有给予家庭的因素足够的重视，工人阶级主体性在家庭中的塑造。我的重点放在学校上。我想如果另一个人从头写一本这样的书，性别关系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也有人批评我太聚焦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也就是书中的「家伙」身上。那些顺从这个体制的人在哪里呢？女工在哪里？我想这些批评都是不太合理的，因为这本书用的是民族志的方法，你需要深入地、长期地研究，你只能聚焦在某一点。

早报记者：男性气概（masculinity）在你的书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你认为工人阶级的男性气质有什么特殊性？

威利斯：你说得没错，男性气概是《学做工》一书很重要的主题。我依然认为我是男性气概研究的早期学者之一，尽管我很少得到这方面的肯定，但我很早就意识到男性气概是一种象征结构，我把男性气概看成一系列的可能性，或漂浮的能指。我不认为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男性气概。

英国的男性气概必然不同于中国的男性气概，更重要的是，不同阶级的男性气概也不同，所以这些不同的男性气概符号、实践、观念都是在特定的时段、地方被体现的。这也引导我把男性气概的概念更细化到一个具体地方的具体人群里，他们是如何展现自己的男性气概的，如何界定何为男人。

在《学做工》里，我想说的是男性气概是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写这本书的1970年代，那时正值英国工人阶级黄金时代的末期，当时的一个巨大阶级差别就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而这是我研究中的「家伙」们理解男性气概的方式（在《学做工》一书中，这些人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才是有男人味的，而那些书呆子则没有男人味。——记者注）。如果按照别的标准来看，他们的工作是不体面的、工资又低。但通过把自己的体力劳动解读为有男人味的，他们为自己的劳动赋予了尊严。

「要和工人阶级保持联系而不只是做学术研究」

早报记者：在《学做工》里，你批评了一种看法，你认为「西方工人阶级文化正在以某种方式实验未来」这样的观点是浪漫主义的，为什么？

威利斯：这个问题很大。我认为工人阶级处于一个暧昧的位置，他们受到资本力量的宰制与压迫，劳动与集体生活等等都是知识资源，但是西方工人阶级并没有把自己与理论化的知识、教育资源连接在一起。（在《学做工》一书中，他们鄙视脑力劳动，轻视理论知识，重实践。——记者注）

如果你看象牙塔里的所有这些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社会主义理论——它们不是来自工人阶级的，它们是关于工人阶级的。西方工人阶级的经验并没有形成一种自己的体制化的知识。相反，工人阶级最容易被消费主义或其他资本主义的扭曲所蛊惑。

早报记者：在一次访谈中，你提到写完《学做工》后，你会把书给你的访谈对象看，是不是因为你强调来自下层的创造力？

威利斯：没错，但这一直是非常矛盾的。我可能是最早把自己的研究发现分享给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家之一，现在这样的做法当然已经司空见惯。当时我的想法是要把研究和行动结合在一起，我感到我有责任把自己的研究分享给他们。这是一种集体合作的项目，我们以民主的方式来讨论，什么是当下有用的知识，这些知识如何能在以后具有社会意义。

但是我很难说这样的做法是成功的，你有没有读书中的「补充访谈」这部分，第一部分的民族志他们都感兴趣，但第二部分的理论部分，他们就直接跳过了，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学术训练，不知道怎样去对前面的民族志解码。这就是矛盾，就像我们刚才这半小时的对话，中国的工人阶层是否能理解？但我们不该放弃这样的努力，教育的重要性不应该被低估。

许多失业的工人会重回学校。在我家乡的高校，有一个项目就有4个失业工人会来，他们很费劲地理解专业化的知识，也会给出回应，也会写信给我，分享他们阅读《学做工》的体会。所以永远永远不要放弃这样的可能性。我不能说我当年做的是成功的，但我还是希望《学做工》可以对工人有用，而不只是对学术界有用。

早报记者：在一次访谈中，你说「如果文化研究在早期阶段就让民族志成为主流，而不是分裂成好几个意识形态阵营（女性主义、后殖民、后结构主义等等），那么今天文化研究可能早已经成为成人教育的形式了」。我很好奇文化研究在今天如何像早期那样成为一种公共教育、成人教育？

威利斯：永远不要忘记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当时就积极参与到工人教育、成人教育中，理查德·霍加特创立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雷蒙·威廉斯也写了很多引领我们的著作，E.P. 汤普森写了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他们都深入到工人中，参与到工会政策的制定中。至少在文化研究的早期，对于教育的理解是更宽广的。

当年我在文化研究中心读博士的时候，也深深地意识到要和工人阶级保持联系，而不只是做纯粹的学术研究。我们希望知道什么样的知识是有用的，然后让它通过体制性的力量来让知识产生社会作用，尽管是非常理想主义的。这是文化研究的起源，但现在已经完全丢失了。文化研究变得越来越学院化、学科化、体制化、专业化、碎片化，现在说到文化研究，可能有20种文化研究的分支，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学科跟文化是没有关系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方面我们确实做到了，我们把大众文化变成了大学课程，当年引领学生运动的鲍勃·迪伦现在拿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文化研究已经抛弃了工人阶级。

然而，我认为早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民族志。因为在民族志那里，受支配的人群，不论是工人，还是女性、黑人，都可以把很多问题放到台面上来讨论，什么是他们面临的矛盾，什么样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民族志不能使他们成为非常专业的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学者来说，呈现一种可以被认知的图景来说，民族志有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民族志不能成为那些受支配的人自己的知识教育？（文/沈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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