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夫所指的「零號病人」
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許無從考證，但「第一個」將病毒傳入美國的人卻有跡可循——蓋爾坦·杜加（Gaétan Dugas）。他傳奇的一生有著太多矚目的標籤：英俊性感的加拿大空乘、流連於各種同志酒吧和浴室的同性戀、故意以性接觸傳播疾病的反社會分子、以及最臭名昭著的「零號病人」。
「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個外星人。」在1982年1月的一個寒冷冬日裡，杜加將自己的絕望與無奈封進了寄給前男友的信中，他隨後拖著重病的身子，匆匆穿過被大雪冰封的街道，走進城市東部的一個同志酒吧，尋找新的情人。
這或許是這位最著名也最備受爭議的美國艾滋病「零號病人」生前最後的宣洩了。此時距離科學家發現艾滋病性傳播途徑僅剩2年，杜加的身體卻早已被這些未知的病毒拖垮，一頭濃密的棕發在化療後幾乎掉盡，一路上引來路人側目。杜加絕想不到，短短2年後，他本已十分悲慘的人生將以一種更為悲壯的方式，寫進人類抗擊艾滋病的歷史之中。
一直以來，杜加都被世間誤解為第一個將艾滋病傳入美國的人，謾罵與非議未曾停歇。直到最近，研究者通過歷史和基因組分析宣布，杜加並非臭名昭著的「零號病人」，而是曾為艾滋病研究做出巨大貢獻的參與者。這個遲到近30年的真相值得每個人銘記。
「我會死，你也一樣」
「我是最帥的那個。」1980年，28歲的蓋爾坦·杜加（Ga?tan Dugas）熟門熟路地走進舊金山一間同志浴室，他仔細打量著過往男子，俏皮的口頭禪脫口而出。
就在幾個月前，杜加身上平白生出許多紅疹與紫斑，隨後被確診為卡波西肉瘤——一種在當時多見於同性戀群體的皮膚癌。和同時代的所有人一樣，杜加並不知道這是艾滋病併發症的一種，以為自己只是不幸罹患「同志癌」的他決心到紐約一家診所積極治療，擊敗癌症。
1981年，29歲的杜加由於接受皮膚癌化療而不斷脫髮，他索性為自己剃了個光頭，並繫上一條豹紋髮帶，這是當時最為時髦的打扮。這個英俊瀟洒的加拿大空乘曾留有一頭蓬鬆的淺棕頭髮，他的衣著服飾大多購自巴黎和倫敦的時裝專櫃，而他招牌式的微笑和魁北克口音幾乎令美國同志浴室為之傾倒。（Ray Redford, 1981）
1982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研究者找到杜加，希望他能提供患病前五年里的性伴信息，協助他們弄清一種免疫缺陷癥狀的傳播方式。同其他三緘其口或記憶模糊的參與者相比，杜加表現得異常配合，他跟隨研究者專程到亞特蘭大接受詳盡的生化檢查，也十分樂意分享他驚人的性史——平均每年與250名男性發生性接觸。杜加隨後為研究者列出一張多達72人的性接觸名單，其中8人隨後被確診為艾滋病患者。此舉不僅大大縮短了研究者確定艾滋病可通過性接觸傳播的時間，更幫助他們發現病症在洛杉磯和橘子郡間的傳染路徑。
「你必須停止和他人性接觸。」當杜加從研究者口中獲知一切都是為揭示艾滋病的性傳播途徑，且自己極有可能成為傳播源時，他幾乎驚呆了。
但前所未有的挫敗和苦悶令杜加並未停止。「癌症是不可能傳染給別人的。」杜加信誓旦旦。
在一年前艾滋病剛被發現時，《紐約時報》就以《41名同性戀患有罕見癌症》的標題，稱該病「爆發原因不明，且尚無證據證明其傳染性」。隨後，以男同性戀為代表的男男性接觸人群被美國疾控中心圈定為該病的高危群體，死亡數字的節節攀升卻未換來政府的行動。
在正處同性戀群體積極爭取平權的當時，被突然告知自己是一種恐怖疾病的感染者和傳播者，並被禁止出入同志浴室，這令杜加難以接受，他開始向朋友抱怨自己像是研究者的實驗小白鼠，並堅稱自己只是得了一種不會傳染的皮膚癌，而不是什麼艾滋病。
1983年，參與者在美國紐約的同性戀驕傲大遊行中抗議社會對艾滋病的恐慌，他們手中的條幅顯示：我們需要艾滋病研究，而非歇斯底里的恐懼！（Barbara Alper/Getty Images）
更糟的是，研究者很快聯繫到杜加的情人，並在調研後告訴他們杜加可能患有一種通過性接觸傳染的免疫系統疾病。這下好了，幾乎每個人都知道杜加得了艾滋病，並且極可能傳染給自己，這一下顛覆了杜加的生活，他就像一個暴躁又敏感的大男孩，他想通過更加頻繁的性接觸來證明自己只是個安全的癌症患者，而不是什麼危險的艾滋病人。
杜加依然頻繁出入同志浴室，也依然輕易覓得新歡。完事後，杜加指著自己胸口的紫斑說：「瞧，這是同志癌，我可能會因此死掉，你也有可能。」
但事情並沒有超杜加預想的方向發展。杜加的一些情人及情人的情人，先後出現了同樣的癥狀，這足以令通知群體警覺起來，當他們將性與病聯繫起來時，杜加的名字被反覆提及。最終，他們決定不再信任和接納杜加，趕走了這個因無心之失而將疾病傳給他人的外國人。
「沒錯，這很不公平」
1983年，杜加被迫回到溫哥華後感染了卡氏肺囊蟲肺炎——另一種艾滋病併發症，他依然固執地否認自己患有艾滋病，而是向朋友透露，自己可能是美國最早一批「同志癌」患者，並對此深信不疑。
自被懷疑患有艾滋病以來，杜加花費近2年時間查閱資料，攫取一切有關這種陌生疾病的信息，他找不到任何證據來支持研究者和同志圈的判斷。「很多人指責我通過性接觸傳染艾滋病，但哪項研究能證明這種病具有傳染性？他們憑什麼在搞清發病原因前就認定它可以被傳染呢？這一切為什麼發生在我身上？」杜加憤憤不平。
一位勸杜加接受現實的朋友令他換位思考，試圖使他減少性接觸來保護他人：假設一個有淋病的人和你發生性關係，並讓你得病，那該有多不公平。
「或許你是對的，這很不公平。」一個邪惡的念頭在杜加心中萌發：既然有人把病傳染給我，置我於危險之中，為什麼我不能把病同樣傳染給別人，讓他們也嘗嘗不公平的滋味？破罐破摔的行徑和疾病一併被杜加帶到了溫哥華的同志酒吧里，他並不隱瞞病情，而是隨意地挽起袖子，讓胳膊上的紅紫斑痕顯露無餘，這並沒有妨礙他搜尋獵物的腳步。
當地一家同志媒體隨後傳來有人在美國同志浴室惡意傳染艾滋病的情況，雖然報道並未指名道姓，卻提到這是一位常年往返美加兩國的加拿大空乘。人們很快便想到杜加——這個仍在同志酒吧流連的傢伙。一位情人曾怒不可遏地就此同杜加對質，但後者依然有辦法把前者哄上床去。
艾滋病的種子就像彩票一樣，在杜加身下散播開來，倒霉蛋會抽中大獎，幸運兒暫時逃過一劫。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一段時間，直至杜加的病情惡化，直至溫哥華的同志群體也開始主動疏遠他。
在杜加生命最後的一段日子裡，他似乎突然就想開了，開始積极參与社區艾滋病組織的志願工作，並竭力避免同情人發生關係，彷彿意在在彌補年輕時犯下的錯。在斯坦利公園內的一家餐廳內，杜加克制地回絕了一位情人的邀請：「我們不能這樣……我不能再解釋更多了。」
杜加的刻意改變也在多年後促成了艾滋病研究領域的另一項重要成果——「免疫超負荷」理論的提出，它告訴人們可以通過減少性伴數來盡量減少同病毒、精液、毒品等可能削弱免疫系統的因素相接觸的機會，而無需完全克制性行為，為艾滋病防控工作提出了新依據。
有意無意的人造悲劇
1984年，在杜加迎來31歲生日僅一個月後，這個飽受絕症折磨的可憐人死於艾滋病並發的腎功能衰竭。同月，他提供的情人名單為美國疾控中心揭示艾滋病的性傳播途徑起到重要作用。
在這篇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是國際最為權威的醫學雜誌之一）上的論文中，杜加原本被稱作「O號病人」（Patient O），用來指代他本人不在加州（Outside of California），但由於研究者改用發病時間重新標號時誤將英文字母「O」看成數字「0」，杜加最終被稱為「0號病人」（Patient 0），這與代表疾病起源的醫學術語「零號病人」（Patient Zero）只有寫法之差。
儘管研究者再三澄清，尚無證據指向杜加就是為美國帶來艾滋病的罪魁禍首，但這一寫法還是引起了廣泛誤解。杜加的第二處人生悲劇就此拉開序幕。
一份發表在1984年《美國醫學會雜誌》上的研究首次揭示了艾滋病的性傳播途徑。在這篇由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醫學社會學家William Darrow主導的研究，「0號病人」杜加位於患艾滋病美國男同性戀性接觸譜系的正中心。（Auerbach et al., 1984）
美國記者蘭迪·席爾茨（Randy Shilts）正打算寫一本有關美國艾滋病「英雄和惡棍」的書，來解釋「這種在1982年前仍聞所未聞的疾病是如何席捲美國，並奪走10000條生命的」，他敏銳地察覺：有必要挖掘「0號病人」的故事。
蘭迪試圖通過美國疾控中心獲取這位「0號病人」的資料，並希望聽到他們親口成為此「0號」即彼「零號」，儘管後者拒絕了蘭迪的請求，還是將「一位頻繁旅行的加拿大人」的信息透露給他。1986年，一位熟悉舊金山艾滋病病情的人士說漏了嘴，令蘭迪鎖定杜加就是這位關鍵人物。
1987年，蘭迪的新書《曲未終》（And the band played on）正式出版。杜加被描繪成一個相貌英俊且性慾旺盛的同性戀，他以病態的反社會情緒故意濫交，將艾滋病傳給他人，並被首次冠以「零號病人」的惡名。
儘管蘭迪曾親口承認自己並未採訪杜加，有關杜加餘生積極防艾的一些採訪細節也被雪藏，但書中的觀點成功左右了世人對杜加的評價，非議與詆毀接踵而至，惡名在其死後30多年裡未曾擺脫。
1987年，美國記者蘭迪·席爾茨（Randy Shilts）在其著作《And the band played on: Politics, people, and the AIDS epidemic》中首次將杜加定義為「零號病人」，儘管他在書中也提及杜加是否為首個將艾滋病帶入北美的人仍有爭議，但其仍在美國艾滋病快速傳播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St. Martin』s Press, 1987）
媒體率先站上道德制高點，傳奇性史和故意致病成為抨擊這位已亡人的有力武器。學者們也紛紛在著作中將杜加描繪成「一個因無法擺脫命運而被憤怒和復仇沖昏頭腦的人」，認為他「瘋狂濫交而沒有良心」，「以每年感染250個性伴的速度，為美國播下疾病與死亡的種子」。
於是，不再有人懷疑故事的真實性，也不再有人情願重提杜加為艾滋病研究做出的巨大貢獻和犧牲，人們不斷散發出鄙夷的惡意，總要有人要為美國艾滋病的誕生付出代價，誰還在乎這些細枝末節是否禁得起推敲呢？
1987年，美國《人物》雜誌將杜加評為當年最有魅力的25位人物之一，稱其10年里至少在同性酒吧和俱樂部中發生過2500次性接觸，並因其在1982年至少導致40人感染艾滋病而被流行病學家確定為零號病人。（NIH）
遲來的真相
真相總是來得太遲。
2016年3月，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的一群進化生物學家重新分析了美國1970年代採集的8例艾滋血樣中的HIV病毒，發現病毒早在1970年就已從海地和其他幾個加勒比國家傳入美國，紐約可能是被傳染的第一站。
研究者通過進一步比對杜加血樣中的HIV病毒發現，杜加體內的典型美國病毒株位於HIV病毒進化樹的中後部，這一病毒沒有任何特別之處。這意味著現代科學已經證明，杜加既不是將HIV病毒帶入美國的第一人，更不是令艾滋病疫情在全美傳播的關鍵人物。
這篇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論文正式推翻世間對「零號病人」的誤解，終於還杜加一個遲來的清白。此時，杜加已死了32年，流言也飛了29年。
在這世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情願得病，也沒有任何一種疾病生來就是誰該得的，更沒有任何一個理由允許人們對誰的得病指指點點。蓋爾坦·杜加，這個曾為艾滋病研究做出巨大貢獻和犧牲的人，本不應以如此令人唏噓的方式承受生前身後的諸多污名。也許今天仍有許多人無法消除對杜加作為「零號病人」的偏見和詆毀，但他們終將明白也必須明白，真正的「零號病人」不過是不幸被艾滋病擊垮的數千病人中的一個，而杜加也是他們中的一員罷了。
2016年3月，科學家在《自然》雜誌上列出了美國艾滋病病毒的傳播途徑和感染年表，發現該病可能最早在1971年由海地和加勒比地區進入紐約，隨後在其他城市傳播開來，由此證明杜加並非第一個將該病帶入美國的「零號病人」。（Worobey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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