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馬盟書發掘記

1.侯馬發現晉國朱書文字

1965年11月，山西侯馬今新田路南側，侯馬發電廠的建設如火如荼。

侯馬盟書出土現場

侯馬遍地都是寶。1961年3月4日，侯馬晉國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遺址保護範圍內任何基本建設用地之前都要進行考古勘探工作。果然發現在東西長70米、南北寬約55米的範圍內，分布著東周時期長方形豎坑400多個，隨即開始發掘。考古單位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侯馬文物管理站派出陶正剛、張守中、梁子明等參加發掘，幫助發掘的是曲沃縣農業中學勤工儉學的老師和同學們。按照考古發掘的程序，一切都在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地進行著，12月中旬的一天快到中午時分，奇蹟出現了。同學們在一個豎坑的取土中碰到了一件件帶土的石片，上面隱約有朱書字跡。這一發現使其他同學感到新奇，這個拿一片，那個拿一片，石片立刻分散了。正在工地的陶正剛知道後，馬上察看了現場，隨即通過老師向同學們宣傳保護珍貴文物的重要意義。經他的動員，已經分散的60件石片，重新又聚集到一起。

那時的考古工地非常辛苦，中午吃飯陶正剛還要在工地值班。張守中吃過午飯後步行去工地換班，在侯馬火車站南道口東側兩人相遇。張守中至今不能忘懷地回憶，「不知是因為天氣冷還是因為發現了珍貴文物，陶正剛同志臉色通紅，見了我激動得幾乎連話也說不出。他從背包中取出幾件用手帕包著的石片給我看，但當時我首先注意到的卻是他正在顫抖著的手。」

2.郭沫若確定為「侯馬盟書」

侯馬發現朱書文字，一石激起千層浪。

謝辰生

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太原、北京，國家文物局立即派謝辰生先生和山西文物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頷趕到侯馬，會同侯馬文物管理站暢文齋等許多先生共同查看了朱書文字石片標本。當即決定由張守中臨摹、張頷執筆，寫成的《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文字》的文章，發表在《文物》1966年第2期，介紹朱書文字出土情況並作了初步考釋。

張頷執筆《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文字》書頁

朱書文字的發現，也驚動了在京的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他先期看到張頷的文章後立即寫了《侯馬盟書初探》，第一次提出「侯馬盟書」，其中首先發現的那個坑的第3號朱書文字石片他認為是盟書誓辭總序的一件重要標本，也發表在同期《文物》月刊上。緊接著《考古》第5期刊登了著名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陳夢家先生的《東周盟誓與出土載書》，根據《周禮》中的「載書」，他認為是晉國的「載書」。但陳夢家沒有郭沫若名氣大，再加上「盟書」通俗易懂，現在這批朱書文字通行名稱就是郭沫若確定的「侯馬盟書」，考古上這個地點就叫「侯馬盟誓遺址」。

郭沫若

郭沫若看到盟書實物是1970年以後的事了。當年周恩來總理提出要舉辦一個「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展覽」，展覽預展由郭沫若審查。他看到了侯馬盟書實物後又寫了《出土文物二、三事》、《桃都、女媧、加陵》兩篇短文，再度充實他的觀點。由此可見，他對侯馬盟書的關注程度。

3.《侯馬盟書》的出版

侯馬盟誓遺址的發掘從1965年11月開始至1966年5月結束，歷時7個月。限於當時的實際情況，最後只發掘了長方形豎坑326個，這些長方形的豎坑深淺不一，深者5.7米，淺者0.2米。坑口大小亦有差異，最大者長1.6米，寬0.6米；最小者長0.4米，寬0.28米。有壁龕的豎坑164個，多數龕內置有玉環、玉圭、玉璧、玉璋、玉簡、玉片、玉塊等，共21l件；無壁龕的豎坑162個。在這326個坑中埋有羊骨177具、牛骨63具、馬骨19具；無牲坑57個，存疑坑10個。一般每個豎坑埋牲體一具，埋葬姿勢或俯或仰或側，無一定律，部分似活體。其中在42個豎坑內發現有寫在玉、石片上的盟書5000餘件，這是繼河南安陽殷墟甲骨文、商周時期銅器銘文、戰國至漢代竹簡以來，中國早期文字的重大發現。它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出土「侯馬盟書」的侯馬盟誓遺址，1995年10月被評為建國以來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豎坑分布（由南向北）

但發掘工作還沒有結束時，十年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中斷了這一批千載難逢的好資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六年後的1972年，政治上稍有鬆動，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的王克林、陶正剛、張守中進行了零星整理，完成了《侯馬東周盟誓遺址》的簡報，發表在《文物》1972年第4期上，但完整的報告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1973年8月8日，時任國務院圖博口副組長的我國文物事業的開拓者王冶秋，在檢查完周恩來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參觀大同雲岡石窟的準備工作後來到太原，當天下午就看了盟書標本。原來是他接到張守中的一封信，信中說侯馬盟書已出土很長時間了，七箱標本均放在太原，急需整理。第二天聽取張守中的介紹後，當即指示要儘快整理出版。事後成立了張頷、陶正剛、張守中三人整理小組，整理小組馬不停蹄地工作了三年多。1974年7月25日，王冶秋還在國家文物局聽取了侯馬盟書整理工作的彙報，及時抽調高水平的責任編輯，終於在1976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侯馬盟書》。

書中臨摹發表656件，其中可識別參盟人251人，打擊對象人名26個，主要有五類。

宗盟類，同姓同宗的人在一起舉行盟誓；委質類，就是把自己抵押給某個人，表示一生永不背叛、忠於這個人的意思；內室類，內同「納」，「室」包括人口和財產，內室就是把別人的「室」奪取過來納入自己的家室範圍，以擴充這種剝削單位的行為，參盟人發誓自己不「納室」，也要反對和聲討宗族兄弟中的這種行為，否則甘願接受誅滅的制裁。上述三類用朱紅顏色書寫。詛咒類，內容並非誓約，而是對既犯的罪行加以詛咒與譴責，使其受到神明的懲處；卜筮類，發現了三件寫在圭形或璧形玉片上的黑色字跡，這是盟誓中有關卜筮的一些記錄，不能算是正式的盟書。

2006年1月，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侯馬盟書》（增訂本），新增加了張頷的《「侯馬盟書」叢考續》、《盟誓表》、《春秋晉國趙氏世系表》，及《「侯馬盟書」論文論著索引》。再版一部考古報告，這在山西考古史上，絕無僅有。

4. 侯馬盟書記錄的盟誓活動

盟誓，是春秋時期的一項主要社會行為。在禮崩樂壞、政權下移的春秋時代，周天子和諸侯國之間、諸侯國和諸侯國之間、諸侯國內的貴族之間，就要靠盟約和誓辭來約束他們之間的關係，統稱為盟誓。《左傳》是一本記錄春秋254年的時間內，東周王朝和各諸侯國之間大事情的著作，據張頷《盟誓表》統計，共有196次盟誓，其中晉國參與者就有57次。侯馬盟書為東周時期中國社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

卜筮類璧形玉片

說到盟約和誓辭，二者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盟約分為邀盟者和與盟者，也就是主盟人和參盟人，盟約主要是邀盟者和與盟者對自己言行的約束，誓辭則是發誓人對自己言行的約束，應該幹什麼，不應該幹什麼，及違背誓約會是怎麼樣的後果。盟約還有一套程序，先是主盟人召集參盟人一起到盟誓地點；由盟誓管理者將所要盟誓的內容書寫在玉、石片上，一式兩份；然後平整盟誓場地，挖長方形豎坑；殺牛、馬、羊等犧牲，主盟人執牛耳，在今天還常用「執牛耳」一詞；歃血為盟，宣讀誓詞；掩埋犧牲和一份盟書，給神靈看，以供神靈監視；將另一份盟書藏於國家專門存放盟書的地方「盟府」，用於必要時查看。有時「盟府」丟失了盟書，還要到掩埋地點重新發掘出，就是所謂的「尋盟」，從而證明盟誓在當時社會中所起的作用。

侯馬盟書中，宗盟類、委質類、內室類是典型的盟約，除外還有詛咒類、卜筮類兩項盟誓的另類。

5. 侯馬盟書體現的晉國歷史

侯馬盟書所體現的晉國歷史，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看法。郭沫若認為是公元前384年趙敬侯章與趙武子朔爭奪王位之事；張頷、王克林、陶正剛定其年代屬晉定公死去的公元前475年以後，所以發生的歷史事件只能晚於此年；唐蘭、高明、馮時判斷為公元前424年，趙桓子嘉逐趙獻子浣之事；《侯馬盟書》考訂為盟誓內容反映的是公元前496年前後，主盟人晉卿趙鞅在索取「衛貢五百家」的戰爭中，為團結宗族，打擊趙尼等政敵而舉行盟誓的情況；李裕民認為與族滅趙氏的「下宮之役」有關，公元前585年晉景公遷都新田，三年後就策划了此役，定盟書年代為公元前585年到公元前581年。以《侯馬盟書》相信者廣。

關於侯馬盟書的分類，《侯馬盟書》將盟書分為宗盟類、委質類、內室類、詛咒類、卜筮類和其他類共六類十二種；黃盛璋把「詛咒類」、「卜筮類」排除在盟書之外，其餘皆屬盟書，依盟辭格式分為四類；謝堯亭分為宗盟類、誓辭、委質類、內室類、詛咒類、其他類六種；其他先生也提出不同的分類意見。

此外，日本學者江村治樹認為侯馬盟書是和國君有關係的，美國學者羅鳳鳴指出，盟誓的參與者是「氏」或更小的宗族單位，但「盟」卻是古老意義上的「禮」，神明最有威力的自然是晉國的先君，參盟人可能屬於高級貴族的遠親等。

6．侯馬盟書的法書藝術價值

迄今為止，有關侯馬盟書的50多篇報告、論著、消息中，絕大部分是從時間、人物、事件、與晉國社會政治的關係等方面來認識和研究侯馬盟書的。侯馬盟書的文化意義遠不止如上所述，其字體介於大篆與小篆之間，是東周時代晉國文字的代表，更近於現代書法藝術，現在作為一種書法藝術，也值得繼承、弘揚和推廣。其實早在1979年張頷在《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上發表《「侯馬盟書」叢考續》，其中專列一節「侯馬盟書文字體例」，指出侯馬盟書「書法非常熟練，如果從研究我國書法藝術歷史著眼，它無疑也是一批寶貴的資料」，「侯馬晉國盟書文字和西周早期周王朝銅器上的官方文字在字形和風格上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像這種東周晚期的文字它一方面存在著對殷、西周文字承襲的跡象；一方面又表現了晉國區域性一種風格和體例」，侯馬盟書文字的體例、結構所表現出來的混亂現象，大體有邊旁隨意增損；部位游移，繁簡雜側；義不相干，濫為音假；隨意美化，信筆塗點四個方面，現在看來，這四個「混亂現象」，正是侯馬盟書的特點。

侯馬盟書文字

侯馬盟書所表現的「盟書體」文字藝術在中國法書藝術史上也佔有很高的地位，侯馬盟書的臨摹者張守中1973年春就為向他求書法者書寫盟書體書法作品，最遲在1990年以前就已經致力於盟書體法書藝術的推廣了。1990年10月22日，梁子明給張守中的信中，談到著名古文字學家張政烺來侯馬時對他講，「盟書字太少，不夠使用，可將時代差不多的中山文字、河南溫縣盟書等收集起來用盟書體書寫；如果還不夠，可用甲骨文和金文補之，但得變為盟書書體，大約得有四千才可，以字表形式錄出，再書寫一至二篇寸方大字體以供習模之用。」 可見這個事情也曾驚動到學界的最高層。

張守中

張守中臨摹侯馬盟書

接著，張守中參加1994年秋天舉行「汾河灣——丁村文化與晉文化考古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論盟書書法藝術》；2005年9月侯馬「晉文化暨侯馬盟書出土40周年研討會」上，張守中總結盟書的書法藝術特色形體古雅，變化繁多，屬大篆體系。筆法特點為運筆出鋒、科斗筆法、回勾筆意；2010年5月侯馬「晉國古都與區域性中心城市發展研討會」上，他做了「盟書·書藝·創新」的演講，2013年初完成《侯馬盟書法書傳承隨想》等。期間，侯馬書法家韓左軍也參加了2005年9月的研討會，他在發言中指出，侯馬盟書的書寫特徵為側鋒用筆，筆劃呈釘狀，頭重尾輕，起筆如釘頭呈圓形，落筆如釘尾呈尖狀，起承轉合圓潤自然，點劃生動，簡約爛漫，既不同於甲骨文的純直線方折沒有使轉，又不同於鐘鼎文的雕琢修飾一派匠氣。在他們的影響和帶動下，北京、河北、山西等省市的二十多位書法愛好者臨摹盟書，和使用盟書筆意來進行創作。還有侯馬市葛文斌，除書寫盟書體外，還將盟書體入印而且效果不錯。

侯馬市委、市政府也高瞻遠矚順應這一文化的大好形勢，2014年4月成立的「侯馬盟書文化研究會」，主要任務就是繼續對侯馬盟書包括河南溫縣盟書在內的晉國文字的深入探討，以研究其在中國古代史特別是晉國史中的作用；也要以侯馬盟書為契機，向全社會推廣晉國文字法書藝術的重任。接著，8月舉辦「侯馬盟書書法藝術培訓班」，學員由侯馬及周邊縣市的書法愛好者75人組成；2015年元月初來自北京、山東、陝西、廣西、四川和山西的50餘位書法家和書法愛好者精心創作的80餘幅作品，在太原舉辦了「侯馬盟書體書法作品展」，使侯馬盟書法書藝術得到了面向全社會特別是書法界的升華。接著又移師侯馬，新增侯馬市及周邊縣市書法愛好者近百餘幅作品加盟其中，舉辦了「2015迎新春——盟書體書法作品展」。現在，盟書體臨摹練習和盟書筆意創作之風，方興未艾。

同甲骨文銅器銘文、簡牘文字一樣，侯馬盟書的法書藝術價值不可低估，隨著侯馬盟書為全社會所熟知，起到的文化作用定會越來越大。

侯馬盟書朱書玉片

從1965年侯馬發現晉國朱書文字，即考古發掘出土了侯馬盟書，到古文字學界和歷史學界所關注，到為書法界所重視，五十年來侯馬盟書一步一個腳印走到了今天，相信今後侯馬盟書的前景十分看好。因為出版的《侯馬盟書》，只是臨摹了不到七分之一，還有許多未能辨識出來的盟書，一些關鍵字和詞，究竟是「宗」還是「主」，究竟是「質」還是「誓」，究竟是「上宮」還是「二宮」，「麻夷非是」究竟是「昧雉彼視」還是「無夷非是」等都沒有取得一致意見，這也正是侯馬盟書吸引一代又一代學者之處。現在，廣大書法家和書法愛好者也自覺加入到「傳承、吸收、融合、創新」這一文化演進規律的行列中，至此可以說侯馬盟書融入到全社會了，這就是進步。「有文化的進步，才有時代的進步」（張忠培《文化雜交：廣州的過去與未來》，《南方文物》2012年第2期）。新的時代給侯馬盟書提供了新的展示平台，侯馬盟書也將創造出新的時代文化。我們拭目以待。

來源：考古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