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腦筋的日本政治到底是怎麼回事？安倍在珍珠港竟悼念二戰日本兵

12月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乘坐專機抵達日美開戰地美國珍珠港進行訪問，日本共同社稱，這是日美首腦首次赴珍珠港祭奠死難者，或成為歷史性的一次訪問。然而日本政府在這次歷史性會晤中，表現出來的一系列「詭異且戲劇性」舉動卻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首相安倍去了珍珠港，卻在亞利桑那紀念館舉行一場「沒有道歉」的慰靈活動，同時，竟然還抽出時間去悼念戰死的二戰日本海軍士兵。

是的，您沒看錯，誰都知道七十多年前，舊日本海軍在珍珠港幹了點啥勾當，但「打死也不道歉」的日本式風格，讓不熟悉日本右翼政治思維的人們有點瞠目結舌。但實際上，「缺乏歷史常識、顛倒是非、膽大妄為、頑固僵化和不可思議的厚臉皮」是日本右翼政治思維的表層體現，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對外關係的處理上，其實也不過是反應了日本當下扭曲變異的政治生態，而真正的實質是日本右翼政治越走越強，越鬧越大的可怕現實。

一、右翼思維是日本從國民到政客的基本政治正確

雖然在日本政壇，首相看似權力強大，但更換速度太快，近20年來如同走馬觀花般日本首相都快湊成一副撲克牌，不過，貌似熱熱鬧鬧的日本國會鬥爭卻難掩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日本政治僅僅是將過去自民黨內部派系之間的權力抗爭置換成各政黨間的權力抗爭」，說到底還是自民黨左手搏右手的把戲，原本日本首相任期太短，成為制約其發揮作用和影響力的第一道坎，再加上政策推行方面，法案在參眾兩院的頻頻遭否決，使得日本首相以及其內閣決議遲遲不能推行，民意支持率更是一落千丈，倒台只是分分鐘的事情。

此外，日本政黨內部派閥林立，黨首是派閥妥協的產物，黨首的一直要代表黨派大部分人的意志，若偏離則又被撤換的風險，因此，日本首相本來是個特別危險的職業，但這一切「日本政治怪圈」和「基本定律」在安倍晉三這裡突然停止了，集自民黨內最大派閥支撐、最大執政黨背書、最大國會黨團協助、最大民意支持，安倍晉三在日本推行自己的右翼主張頗有幾分底氣，可以說，當前的日本，右翼思維是從國民到政客的基本政治正確，反對修改和平憲法、抵制右翼行徑、抨擊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和平人士反倒成為「脫線」的小眾群體。

2013年，日本傳統保守主義政黨自民黨在第46屆國會眾議院和第23屆參議院選舉中，取得壓倒性雙贏 ，終結了日本長達數十年反反覆復的「扭曲國會」，「執政黨陣營從未能確保參議院過半數議席，眾參兩院多數派相異的國會格局」被徹底打破。自民黨實現了日本「一黨獨大」政治格局的歷史性回歸，至此，當前日本政治生活中，已經沒有那股政治勢力能夠制止日本政壇的右傾化，也沒有人能夠阻止安倍一系列出格舉動，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安倍甚至期望在未來延長自己的首相任期，成為日本戰後政治「開天闢地的第一人」。

冷戰結束前後，在日本國際地位相對變動及日本國內革新勢力衰落與保守勢力增長，這一基本政治生態下，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及其主張在政界逐漸佔據上風，並系統性影響了日本政府的外交關係決策。雖然在2001年以前，日本政治家在歷史認識問題和修憲問題上，但凡發表右傾性言論就要冒辭職的政治風險。然而，在進入小泉時代以來，上至總理大臣、內閣要員，下至地方自在日本國內既沒有引起政治信任危機，也很少受到道德譴責，更沒有受到法律制裁，反倒是出現了一種越是發表右傾言論就越受民眾歡迎的反常現象，為什麼會這樣呢？

二、日本人的「罪己」國民性和日本的安全困境

一些國內學者認為，這與日本人的國民性有關，張建立在其《從國民性視角看日本的右傾化現象》中指出，日本人的自我再生機制包含兩層內容，一是自力更生，二是他力再生。它突出表現在日語的 「けじめ」與 「みそぎ」這一對概念中。 「けじめ」本意是 「區隔」、「劃界」的意思。從 「けじめ」一詞的具體使用情況來看，它一般都要求做出 「けじめ」的人必須根據某種約定俗成的道義對其既往的行為主動做出不同程度的自責和自罰。因此，大多時候 「けじめ」可以意譯為 「自我了斷」或者「罪己」之意。

日本文化中的所謂的 「罪己」，雖然表面看來是種基於倫理道德標準而主動進行的自罰，但實際上是日本人為維護自身利益而在現實壓力不得不採取的自保措施，也就是通過主動先行防禦性的道歉以取代和迴避他罰。在《國民性》中，有幾句話值得細細品味，「罪己」者對自己的行為將會受到何種責罰會進行心裡估算，很多人先自行 「罪己」，其目的並非完全出於真誠的懺悔之心，而是企圖通過自己先承認錯誤，請求寬恕，來減輕乃至迴避他罰，在古代日本，剃個頭就算謝罪了，去寺廟做幾天和尚就算請求寬恕，日本人的倫理道德標準從來就有點異常。

這種 「罪己」心理在日本人歷史認識上的典型表現，就是1945年8月25日時任首相的皇族東久邇在會見記者時提出的模糊戰爭責任的口號—— 「一億人總懺悔」。以所謂 『一億人總懺悔』迴避自己的責任，從那時開始，「一億人總懺悔」就徹底扭曲了至今日本人的價值觀，以至今天在日本連一個違反政治道德的政治家的責任，也不能徹底追究，這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所以按照日本人的贖罪心理，很多日本人包括精英政治家們自然會認為 「一億人總懺悔」的反省 「罪己」已經得到了世間的原諒。既然 「祓禊」關已過，那麼歷史的包袱自然也就可以卸下了。然而，當得知自以為是的 「罪己」並沒有得到亞洲受害國人民的諒解時，特別是一些右派政治家們便表現得惱羞成怒和蠻橫無禮，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口無遮攔，肆無忌憚。

而普通日本人會覺得「怎麼道歉都不能被原諒」以及「中韓等國總拿日本歷史上的傷疤來教訓牽制日本」，甚至「歷史問題就是中國的陰謀」，從「一億人總懺悔」到了「一億人總反感」，日本從上至下就永遠解不開這個歷史心結。安倍去珍珠港悼念日本二戰士兵實際上就是這種「罪己」心態的集中反應，一位日本學者解釋到，既然戰爭已經結束且得到美國民眾的寬恕和原諒，過去的已經過去，沒有必然「再無休無止」的道歉了。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讓日本國民支持右傾化，那就是日本政經實力下降與安全困境，難以想像，一個曾經經濟高速增長的日本在20實際90年代初期以來，陷入了長達20多年的經濟停滯，經濟實力逐漸被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領國中國所超越，日本國民普遍難以接受這樣的政治現實，對中國、俄羅斯、韓國等周邊領國的恐懼、羨慕、嫉妒和怨恨同時柔和，促成了日本對東亞國家和歷史問題的普遍抵觸情緒。

且受制於專守防衛政策，日本的軍事實力也早已不是中國的對手，雖然中國的國防開支是伴隨經濟發展而逐步配套上升的，且在戰略上也沒有挑戰現有守成大國的意圖，但對於日本來說，自身面臨著中國的經濟競爭和軍事上的雙重「威脅」，而且還不能離開東北亞這樣錯綜複雜的大國角斗場，這成為日本人內心的悲歌。實力上的差距導致的安全困境讓日本政治朝著右傾化「一踩油門走到黑」，同時也讓日本政治右傾化和社會右傾化相互作用，形成了「右傾化行為出現——》中日觀點對立——》日本媒體大量片面報道——》民眾選出右翼政客——》右傾化行為出現」的惡性循環。

約翰米爾斯海默在其《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總結到，「權力的相對變化引發國家間的畏懼，畏懼程度在很大範圍內決定著他們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也決定著他們之間安全競爭的烈度，恐懼越深，安全競爭就越激烈，感到恐懼的國家就會特別賣力地尋找提高自己安全的出路，它傾向於用危險的政策一勞永逸達到他們的目的。」

這樣的日本，必然選擇這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