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思想史：漢代文人戰略家賈誼、晁錯、桑弘羊、劉安中國戰略思想史第五十四課

作者|鈕先鍾，著名戰略思想家、學者

來源|《中國戰略思想史》

秦楚之際的名將，項籍、李左車、韓信，據漢書藝文志都有兵法一篇，而據唐書，張良則有兵法七篇，但這些著作現在都已不存在。至於漢代其他名將，例如衛青、霍去病等，則更無任何言論留傳，所以也無法知道他們的戰略思想。在另一方面，漢代卻有幾位傑出的文人戰略家，那可能是過去研究戰略思想的人所不曾注意者。現在分別簡介如下：

（一）賈誼

賈誼是文帝時人，其所學出於儒家，但卻佐之以法家之術。當時內有王國割據之憂，外有匈奴侵犯之患，所以，賈誼所重視的即為眼前現實問題的解決。為了預防王國勢力坐大，他建議採取分封之制，也就是讓各國自動分裂。他指出：

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註：賈誼新書卷一藩強。]

賈誼似能預知齊趙吳楚終將為漢之大患，而當吳楚之沖者即為梁與淮陽。故說：「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註：賈誼新書卷一益壤。]文帝末年思賈誼之言，分齊為六，徙其子武為梁王，景帝又立其子余為淮陽王。因此，當七國叛亂時，周亞夫遂能出武關，抵雒陽，過滎陽，至昌邑，堅壁不戰，另以輕騎襲擊吳楚後方，絕其糧道。於是吳楚不能持久，七國之亂終被敉平，歸本溯源，似應歸功於賈誼的戰略遠見。

至於對匈奴方面，在文帝時，不僅國有內憂，而且國力也不夠充沛，所以賈誼主張「強國戰智」。[註：賈誼新書卷四匈奴。]所謂「戰智者」即孫子「伐謀」之意，換言之，就是暫不使用武力，而用各種非軍事手段來減弱敵方。他主張使用「五餌」之法以來腐蝕匈奴，使其自動崩潰，這也正是六韜所謂的「文伐」。此種方法固不可能收效於一時，但從改變生活方式入手，使異族逐漸漢化，終於達到民族統一的目標，就大戰略觀點來看，並非毫無意義。

（二）晁錯

西漢戰略家之中，晁錯是最令人景仰和同情。他是文景兩朝之間的人，史謂其學申韓刑名於軹張恢生所，可以了解其思想是出於法家。漢書藝文志曾錄晁錯二十一篇，惜早已失傳。所以只能根據漢書食貨志及晁錯傳中的記載，以來分析其戰略思想。

晁錯根據法家的傳統思想，認為國家若欲富強康樂，則必須採取重農輕商的基本國策。他認為當時農業不夠發達，是足以動搖國本的隱憂，他說：

地有遺利，民有除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禁也……明王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註：漢書。食貨志。]

晁錯又指出政府在表面上雖已輕商重農，但實際效果則完全相反：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註：同前注。]

然則如何始能真正達到重農的目的，晁錯認為唯一有效的政策就是「貴粟」。他在論貴粟疏中曾作詳細的分析：

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而補不足，令出而民制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註：同前注。]

基於以上的分析，可以了解晁錯的貴栗論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更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其最終目的不僅只是富國裕農，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強邊防。

在晁錯的時代，匈奴之禍方殷，所以晁錯的思想是以匈奴問題為焦點。他對於軍事戰略有相當深入研究。他認為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這是一種很客觀的觀察。所以，他認為中國的戰略就是如何以己之長來制敵之短。不過，問題並非如此簡單，晁錯指出將才非常重要：「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註：漢書。晁錯傳。]但僅有良將還不夠，還必須有優良的武器，所以，軍事技術的發展是值得重視。於是他遂作總結論如下：

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註：同前注。]

但即令整軍輕武，大事撻伐，還是不能徹底消除外夷的威脅。於是晁錯遂一再建議移民實邊。但對於移民必須有妥善的安排，使其能在邊疆安居樂業，這樣始能發揮鞏固國防的實效。邊民既多，也就應進一步培養他們的自衛能力，於是不僅不再需要國軍的保護，而且更能構成國防的第一線，這也正與目前以色列所採取的屯墾區制度大致類似：

臣又聞之，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然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有假五百；十速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牧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忽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旋）踵矣。[註：同前注。]

晁錯之謀在文景時代雖術被採用，但到武帝時則構成整個大戰略中的重要部分。所以，其在戰略思想方面的貢獻實應予肯定。

景帝為太子時，晁錯為太子家令，深受寵信，稱為智囊。景帝即位，晁錯為御史大夫，見王國有謀反之心，遂建削地之策。他認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而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註：漢書。吳王濞傳。]所以，力主政府不應姑息，而當求久安之道。

錯父聞之，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是，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桑死。[註：漢書。晁錯傳。]

此種國而忘家，不惜犧牲的精神，千載之後仍令人景仰。

（三）桑弘羊

桑弘羊在武帝末年，官至御史大夫，但漢書不為其立傳。這是因為桑弘羊喜言富強，急功好利，遂不容於恪尊儒家思想的史家。漢書食貨志雖載桑弘羊之事，但語焉不詳，幸有桓寬（宣帝時人）所著鹽鐵論一書，對於桑弘羊的思想曾作相當詳盡的闡述。可以作為後世研究其思想的重要根據。鹽鐵論的內容是追述昭帝始元六年（81 B．C．）儒法兩家對政策的一次大辯論。桑弘羊在這次大辯論中即為法家的代表。此時，武帝已崩，昭帝繼位，委任霍光。光主張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在此種環境之下，許多名流（所謂賢良文學）當然反對外事夷狄，並且進一步反對桑弘羊等在武帝時代所推行的財政政策。於是桑弘羊（大夫）遂不得不為武帝和他本人辯論。桓寬本人雖屬於儒家，但他對於桑弘羊的思想仍有相當翔實的記載，實屬難能可貴，而對於後世治學者更是裨益匪淺。

桑弘豐也像晁錯一樣，其基本思想是出於法家，在鹽鐵論中可以找到證據，他說：

當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奸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註：鹽鐵論第七篇非鞅。]

桑弘羊不僅推崇商鞅，而且也為其辯護，說明秦之亡不應歸罪於商鞅：

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並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註：同前注。]

對於反戰人士的言論桑弘羊也一一予以有力的反駁。他首先指出對外用兵，是古已有之：「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御強暴也」。[註：同前注。]桑弘羊不僅說明漢對匈奴用兵實不得已，而且更力陳武帝討伐匈奴之功：

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厚甚。然不紀重骨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廢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勛粲然，著于海內，藏於記府何命亡十獲一乎。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賢者離俗，智士權行，君子所慮，眾庶疑焉。故民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註：鹽鐵論第四十九篇繇設。]

以上所云不僅對武帝推崇備至，而且也表示出法家的基本態度。於是桑弘羊非常感慨地說：

烏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撓★之地，壯者死於祁連天山，其孤未復。故群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沮成，為主計者斯，亦未可謂盡忠也。[註：鹽鐵論第四十六篇西域。]

他不僅惋惜武帝崩殂，功虧一簣，而且更認為反對人士謀國不忠。

桑弘羊指出國內人民之所以能安居樂業，實賴邊疆之民奮身應戰，但如何鞏固邊防，則最佳之計即為繼武帝遺志，討伐匈奴，使其不敢入寇，這也就是以攻為守。他認匈奴實力有限，漢室只要有決心，舉兵討伐，必易成功，他的話雖不免誇大，但為了駁斥反戰論，又似乎不得不爾：

匈奴無城廓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法理，君臣嫚易，上下無禮。織柳為室，旃席為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註：鹽鐵論第五十二篇論功。]

於是桑弘羊遂進一步替他在武帝時所大力推行的經濟政策而辯論，這也正是鹽鐵論的核心。他說：

匈奴背叛不臣，數為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系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蓄貨長財，以佐邊費。[註：鹽鐵論第一篇本議。]

鹽鐵都是民生必需品，秦漢時代商人以販賣鹽鐵而獲暴利者頗不乏人。政府對鹽鐵採取專賣政策，實含有一石二鳥的作用。一方面為政府開闢財源，以奉師旅之費；另一方面又能抑制商人，所以桑弘羊說：「今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併兼之路也」。[註：鹽鐵論第六篇復古。]

戰時軍糧為必要的補給，而農民被征入伍，使糧食因而減產，所以為調度軍糧，遂不得不設法減少糧食的浪費。漢時糧食的最大浪費即為釀酒，所以，武帝遂決定設酒酤，即禁止民間私釀，將釀酒業收歸國營。所以，此種政策的主要目的為防上糧食的浪費，而增加收入則似乎還是次要目的。

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足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註：鹽鐵論第一篇本議。]

簡言之，即政府用統一運銷的手段來平定物價，使商人不能操縱，而且又還可以賺取價差，增加國庫收入。

桑弘豐對於他在武帝時代所推行的經濟政策深具信心，認為它能富國裕民，有利無害，所以大辯論中態度極為堅定，反對改變。他說：

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註：同前注。]

漢在武帝時，許民鑄錢，國家沒有法幣，產生嚴重的混亂，桑弘羊主張對於錢幣應由中央統一鑄造發行，並禁止民間私鑄。他說：

禁御之法而奸息，奸偽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為？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註：鹽鐵論第四篇錯幣。]

桑弘羊在思想上與晁錯有一重要差異，那就是他雖反對商人賺取暴利，但並不主張重農輕商。相反地，他認為農工商三者對國家經濟各有貢獻，所以，應使其均衡發展。彼此互通有無：

語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篷篙境埆，財物流通，有以均之。足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若各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朐鹵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註：鹽鐵論第三篇通有。]

桑弘羊可能要算是我國的第一位經濟戰略家，他了解經濟對國家安全的重要，他的思想超時代，非常值得欣賞。尤其是由於他的努力，遂使武帝開邊建國的費用，得有所資，桑大夫之功更不可沒。

（四）劉安

劉安為淮南鴻烈（子）一書的著者。他是厲王劉長之長子。長以罪徙蜀，中途不食死。文帝憐之，封其四子。安於八年封阜陵侯，十六年封淮南王。「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註：漢書。淮南王安傳。]

武帝元狩元年（122 B．C．）因謀反事覺，自剄死。這本書顯然是其賓客的集體創作，不過劉安本人亦能文，所以其中有一部分也許是出於他的手筆。依據高誘的序所作的解釋：「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劉向易其名為淮南內篇，隨書經籍志始稱「淮南子」。

這本書的內容是非常龐雜。劉安自道曰：「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以統天下，理萬事，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用現代術語來說，這本書是同時具有兩種導向：其一為理論（道）導向，另一為問題（事）導向。此外，又不株守某一學派的路線，而是以統合為目的。[註：淮南子卷二十一。要略。]

事實上，其言不僅亂雜無章，而且前後矛盾。既尚黃老之無為，又復主張有為：既非儒家之仁義，又復承認仁義。至於陰陽之言、楊朱之說，也似乎都無不贊成。所以使讀者很難了解其思想的中心為何。真正可以說是一個標準的雜家。

淮南子全書現存者僅為二十一卷（篇）。其中卷十五名「兵略訓」，可以代表其戰略思想，不過，其中又還有若干觀念散見其他各卷中。事實上，他在戰略思想領域中並無任何特殊創見，其觀念有許多都是抄襲孫子或其他先秦著作，最多也只是在文字上略加修改而已。「兵略訓」首論戰爭的目的。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略獲也），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註：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訓（以下引述均為同一來源）。]

接著他就解釋鬥爭是動物的通性，人類亦然。所以「兵之所由來者遠矣」。自五帝起都弗能偃，況衰世乎？由於「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

於是就說到「道」，這也是其基本觀念：

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這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載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萬方，是謂神明。

簡言之，一切人事之成敗，都在於「道」之得失。此種抽象觀念，對於實際戰略問題似乎很難應用。因此，遂又不能不採用儒家仁義之說：

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患，立正法，塞邪隧。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

接著又更進一步認為：

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

淮南子所說的「政」也正是孔子所說的「政」。他說：

地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

很明顯，淮南子的思想似乎是以道為體，而以儒為用。接著他又抄襲孫子的文章：

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王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

最後在結尾時，再抄襲孫子：「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寶也，上將之道也」。嚴格說來，淮南子本為雜家，其無完整的戰略思想實不足怪。不過，由於漢代幾乎不曾留下兵家著作，所以勉強將其列入，

（五）三略

《三略》是古代兵書之一，在宋代也被列入「武徑七書」之中。舊題黃石公著。黃石公的故事是出自史記留侯世家。史記的記載是有如下述：

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殺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註：史記。留侯世家。]

這一段記載實在近似神話，不知道太史公何所有據而云然。即令其言之有據，也還是不能確定《三略》的著者即為黃石公，和圯上老父授給張良的書即為《三略》。而且圯上老父既末自稱黃石公，復未說明所授書乃共自著。也有人說《三略》可能是張良所著，此說亦不可信，因為張良著書，以他的地位大可公開署名，而無偽托之必要。總結言之，《三略》著者的真正身分是無法確定。

該書最早稱「黃石公記」，見於後漢書臧宮傳。三國時期始稱《三略》。書目著錄則始於隋書經籍志。由此看來，這本書似乎應該是漢代的產品。尤其是書中思想有相當濃厚的道家氣息，所以很可能是完成於西漢初期黃老流行的時代。因此，把這位「黃石公」列入漢代文人戰略家的分類中來加以討論，似乎並非不合理。

《三略》是一本很短的書，全書共三千八百餘字，分為上、中、下三略。至於其內容，據該書自稱：

是故三略為衰世作：上略設禮賞，別奸雄，著成敗；中略差德行，審權變；下略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人主深曉上略，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眾；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註：三略。中略。]

這本書過去流傳其廣，頗受重視。宋晁公武說：「其書論用兵機權之妙，嚴明之決，明妙審決，軍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戴少望則認為「兵法傳於今世者七家，惟三略最通於道，而適於用。」《將鑒論斷》認為「三略之書則其旨遠，其理深。」《四庫總目》說該書「務在沈機觀變，先立於不敗，以求敵之可勝，操術頗巧，兵家或往往用之。」宋元豐三年（1088 A．D．）正式被頒定為《武經》。甚至於大陸出版的《中國兵書通覽》也認為它「兼采眾家之長而又自成體系，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專門從戰略上論兵的兵書，具有豐富的思想內容」。[註：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p．125－127。]

綜觀以上這些評論，似乎頗多溢美之詞，尤其是《兵書通覽》的說法更令人難以苟同。那幾乎沒有一句是對的，似乎是一位不曾讀過這本書的人所寫的。嚴格地說，這本書中並不含有成體系的戰略思想，甚至於將其列入兵書的分類中都頗有疑問。因為全書中所談的大都是「領導」（leadership）的問題，幾乎完全不曾觸及「作戰」（operation）的領域，也就是根本下曾考慮「用兵」的問題。

事實上，只要讀過該書的人一定可以感覺到其內容的亂雜無章。其所引述的「軍讖」和「軍勢」可能都是偽托之詞。書中唯一可取之觀念為其剛柔論，那雖然是導源於老子之言，但卻曾加以發展。它首先指出：「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但接著又強調：「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註：三略。上略。]不過，這也只是一種抽象觀念而已。總結言之《三略》雖已被定為「武經」，但就學術的觀點來看，其在戰略思想史中所居的地位是重要性相當有限。尤其下像過去那些評論所說的那樣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