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二：頂馬十五年，哪年要過臉

「頂樓的馬戲團」樂隊口述簡史。「現在的搖滾可能都太要臉，應該再有一些不要臉的樂隊出來，世界才能更美好。」

梅二：頂馬十五年，哪年要過臉

口述 梅二

採訪、文 黃昕宇

1

1995年，我考進上海大學文學院廣告系，同班同學裡有個人叫陸晨，我看他特別眼熟，一對，果然是小學同學，他是一班，我是二班，我們失散了整個初中高中後，竟然在大學又碰到了。

陸晨是他高中歷年卡拉OK大賽的第二名。第一名永遠是一個民族唱法的小姑娘。他唱的張國榮可以以假亂真，粵語，張國榮在演唱會中說的話他都能一模一樣地說出來。那時陸晨聽張國榮，至多到羅大佑。我高中就開始聽搖滾了，聽唐朝、黑豹、魔岩三傑，國外的涅槃、Radiohead等等，有一抽屜的磁帶。有一天陸晨在我宿舍里打開了這個抽屜，就走上了一條通向搖滾的不歸路。

在學校，我們老跟幾個搞樂隊的師兄玩，他們翻唱「槍花」、「涅槃」的歌，好像挺牛逼的。其中有個吉他手，綽號叫驢，現在是製作人，給「街道殺死奇怪動物」、「五條人」錄音混音。驢是第二軍醫大學的軍隊子弟，吉他彈得很好，留著中分長發，看起來特別酷。我們那時候中了《燦爛涅槃》的毒，無比熱愛涅槃樂隊，都穿格子襯衫，褲子上都剪一個洞。那幫師兄畢業後，驢一個人閑著，我們就和他一起做樂隊，分配樂器，吉他手有了，我就去學貝斯，還有個同學，叫豬頭，去學鼓。

當時上海有個美聲樂器廠，它的附屬藝校叫美聲藝校，每周末在外灘的小學那兒辦班，我們就去那兒學。鼓班有七八個人，吉他班有二十幾個人，貝斯班在學校放體育器材的儲藏室上課，只有一個老師和兩個學生。

我買了一把三四百塊的美聲牌電貝斯，音質極差，巨重無比，背在身上站著彈會腦缺血。老師說，你不能用這把琴學，手會彈壞掉。我就跟父母要了一千九百塊，買了把雅馬哈250練習琴。老師送我們一人一盤磁帶，有「小紅莓」、「槍花」、崔健之類的歌，沒有貝司音軌，我們就回去扒歌照著練。課上大部分時間，老師都在跟我們吹牛逼。

學校實在太爛，學了大概三個月，在一個教室里搞了一個畢業典禮，有人唱了鄭鈞，有樂隊唱了METALLICA，然後大家就解散了。

1997年，我們組了樂隊，叫七，Seven。起這個名字是因為看了《七宗罪》，覺得太牛逼了。正好有個蒙古族同學說，在他們民族，7這個數字很古怪。我們說，太好了，就叫七。

上海東北面是大學區，那兒有個叫「部落人」的酒吧，很多大學生和部隊子弟在那兒混，我們也經常去玩。酒吧星期三晚上沒什麼生意，老闆看我們是搞樂隊的，每星期三下午給我們鑰匙，讓我們自己開門進去排練，排完吃了晚飯就在那兒演出，報酬是一人一大瓶青島啤酒。我們每周三演完，就喝一瓶啤酒，騎自行車回去睡覺。

因為一開始排練就在舞台上，台下有觀眾，導致後來我們上舞台一點都不怵。

1997年12月31號，樂評人孫孟晉在上海在市青年活動中心搞了第一次搖滾大趴，把能上台的十幾支樂隊全都聚齊了。大家就知道有個Seven樂隊了，開始叫我們去各種很怪的地方演出，有時在部落人，有時在華師大後面的啤酒吧，還有在上海影城的地下室，基本都是大學生樂隊的群趴。

後來，在寶山區混的一個新疆哥們兒回到了烏魯木齊，跟驢說他在烏魯木齊能安排演出，讓我們趕緊去。因為豬頭沒時間，我們三個就借了錢從上海坐了4天3夜的火車到了烏魯木齊，跟著那個哥們兒住進了他工作的鋁廠，還找了當地的一個鼓手合作。晚上他帶著我們去烏魯木齊各種夜總會、音樂西餐廳，進去就找經理，說上海來了個樂隊，想演出，經理就說你們試試吧，我們上去演涅槃，台下有陪酒的小姐跳快四步，我們才知道這哥們兒根本沒安排演出，就帶我們到處混而已。

1999年我們畢業了，都找了工作。陸晨一畢業就當了公務員，一直干到現在沒換過。我進了廣告公司，後來換了好幾份工作。當時我們有一個搞樂隊的朋友，在火車機務段工作，那兒有個地下室，他弄了一堆音箱和鼓，我們就每周末去排練，繼續演出。

這時樂隊就遇到瓶頸了，原來搞的是英式，後來越來越神經質，一首歌能寫十幾分鐘長，和聲特別奇怪。而且大家上了班，也沒什麼勁兒了。2000年，鼓手去英國留學，Seven樂隊散了。

大學時期的梅二和陸晨。

1998年，在烏魯木齊。

2

2001年10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陸晨的簡訊，說他和毛豆想做樂隊，問我有沒有興趣。我說，可以啊。他馬上回復：我們已經在你家樓下了。

我們就在樓下的小酒館點了三個菜，喝了點啤酒，商量樂隊的事。那時上海樂隊挺多了，驢不在的話，我們三個的技術完全不能做出一個像樣的搖滾樂隊，於是我們決定不做原始的吉他、貝斯、鼓三大件樂隊，要做就做很奇怪的東西。怎麼怪呢？要麼只有鼓，要麼只有貝斯，要麼只有吉他，總之要規避三大件。

毛豆是我們的詩人朋友，也彈琴，但彈得很爛，我們就讓他當主唱。陸晨主要彈吉他，當然也好不到哪兒去，我彈貝斯。不過，還是視歌的情況而定，有的歌只有貝斯，就所有人都打鼓。後來我們又找了個會吹黑管的女孩。

我們的排練室在地下室。上海有很多地下室，都是文革備戰備荒時響應「深挖洞，廣積糧」號召挖的。好多人租地下室，牆上掛棉被，改成排練室。我們每周固定排練一個小時，然後去天山電影院旁的一個火鍋店吃四個小時火鍋，喝酒閑聊。大部分歌的想法是在火鍋店裡形成的，到排練室只是去實現而已。

有一天，我們覺得樂隊得有個名字，就各自回家翻字典。最後在兩個名字中選，一個是我提的「簡明心理學詞典」，我在家剛好看見這本書；陸晨提的是把卡夫卡的小說《馬戲團的頂層樓座上》倒過來——頂樓的馬戲團。我們三個人投票，二對一，頂樓的馬戲團勝出。

如果叫簡明心理學詞典，可能我們一輩子都是個實驗樂隊，結果我們叫了「馬戲團」。好像冥冥之中，這個樂隊的氣質一早就定了。

2002年有一天，我們在一個叫ARK的音樂演藝酒吧第一次演出。那天我們穿著對襟的唐裝上台。有一首歌只有吉他，三把吉他在台上「吭吭吭」掃，我們還買了各種奇怪的民族打擊樂器，在台上又撥又敲，跟做法事似的。演了幾首歌，台下就一片「啊？」很錯愕，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樂隊。

樂評人老大哥孫孟晉那天也來看，他對我們印象深刻。第二年迷笛音樂節時，張帆找老孫帶幾支上海樂隊來，他就推薦了「戈多」、「Junkyard」和頂馬。當時迷笛音樂節還在香山迷迪學校的大草坪上。我們三支樂隊坐1461次綠皮火車，硬卧睡了一夜，一到北京就坐了幾輛黑車去了迷笛，晚上住在迷笛學校學生宿舍。當時的樂隊都不想壓軸，想先演——那會兒大家趕著回家，越晚觀眾越少。在張帆那兒，我們跟一個樹村的樂隊吵了半天先後次序，張帆說，讓上海樂隊先上。

那時北京的樂隊除了「美好藥店」，大部分都是樹村的新金屬樂隊，上海卻去了三支特別前衛的。戈多2001年就開始做後搖，第一天他們演的時候，台下觀眾也就聽了；到了Junkyard，數學搖滾加實驗噪音，觀眾覺得怎麼這麼奇怪，實在受不了，開始扔東西。Junkyard演著演著，「啪」一塊磚頭落在腳邊。到我們演已經是晚上，我們的演出就顯得更奇怪了。新金屬的歌迷在台下瞎鬧，大喊：「下去！下去！」

我們唱到最後一首《向橘紅色的天空叫喊》，主唱毛豆在台上喊：「我們永遠年輕，我們永遠倔強，沒有人能消滅我們！」

台下立刻哭成一片。

在迷笛音樂節這樣一個很烏托邦的環境里，台下都是熱血質樸的搖滾青年，那種感同身受特彆強烈。張帆也很激動，拿著話筒上台說：「上海的哥們兒，牛逼！」

這次演出給我們帶來了第一批樂迷。那次音樂節之後，顏峻寫了一篇很長的紀實樂評《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其中單獨提到上海樂隊。那是樂評人的時代，樂評人說什麼都是最權威的，大家一看就記住了頂樓的馬戲團。

那段時間寫的歌收錄在我們第一張EP里。那張唱片是用我的MD機接了個話筒在天山路的排練室一下午錄出來的，音質奇差無比，我手繪了一個大象做封面，結果延續下來成了我們樂隊的LOGO。

「頂樓的馬戲團」首張EP專輯封面。

3

不久，我們發現了一個問題：頂馬被從搖滾樂隊的範疇里划出去了。

那時我們每個人都寫詞，因為主唱是詩人，歌詞也比較詩意。樂隊常在周末到各個朋友的辦公室排練，漸漸就不用電聲樂器了，想了很多很奇怪很實驗的東西。人家會說，這不是個樂隊，是個聲音實驗團體，很多演出也在美術館或者藝術區。毛豆當時也有點疲倦，他還是喜歡詩意的東西，但我們漸漸覺得老熱淚盈眶沒什麼意思，不喜歡了。毛豆就走了。

毛豆離開之前來了一個彈吉他的畫家，叫顧磊。

上海有那種工廠修的老式新工房，一大片都是一模一樣的六層樓房，按片區命名為XX一村、XX二村、XX三村，裡面跟迷宮一樣。那些新村都在比較偏的郊區，環境比較亂。顧磊就在上海西北角一個新村長大。他比我們大八九歲，身上有那種跟大學生不一樣的、土土的流氓氣息。顧磊是個一輩子都沒工作的人，一直在畫畫，但好像一張都沒賣出去過，他的吉他和弦摁法都是自己琢磨出來的，沒人能模仿。

當時，我們的排練室已經轉移到陸晨家他的卧室，不能搞出太大動靜，最後我們的第二張專輯《最低級的小市民趣味》就全是民謠。

當時我們已經很不好意思再唱《向橘紅色的天空叫喊》了，覺得太矯情。第二張專輯完全是對詩意和藝術的反叛。那時候陸晨欣賞藝術家杜尚，他覺得把一個小便池放美術館的做法特別牛逼，於是就把約翰列儂的《Imagine》填上特別低俗的中文詞。另外一首歌《速食麵》是這麼來的：有一天我們在陸晨家排練，他跟他弟弟打電話，問他吃了啥，他弟弟說：「速食麵。」我們就念叨，「速食麵，挺方便的噢」，開始一路胡逼，「吃下去也方便，拉出來也方便，真呀真方便」，發展出整首歌詞。

還有一首歌根本就是上海本土方言髒話教科書。當時顧磊教我們罵了好多特別土的髒話，我們一聽就覺得，我操！太牛逼了！就把髒話壘在一起形成一首歌。實在想不出這麼髒的歌要叫什麼名字，就叫《陸晨》吧。

這張專輯基本就是這麼胡來的。我們是業餘樂隊，自己出唱片沒有審查一說，大家都有工作，也不擔心被禁了不能演出、不能上音樂節什麼的。我們完全無所謂，就到驢家裡錄了專輯。

第一張專輯是自己一張一張刻盤的，太累了。這張專輯陸晨在江蘇找了個工廠，是免檢單位，廠長說只要盤上印三個小字「非賣品」，不用版號也可以給我們壓盤。我們壓了1000張，連賣帶送出了兩百張。接著有關部門就把碟拿去審查了，先是一個小女孩聽，聽一半說，「科長你來聽一下，這個光碟里怎麼有驢叫？」其實那是我們從AV里錄的採樣。科長一聽趕緊又找了個懂上海話的人來聽整張專輯，那個人一聽就說，這張唱片一定要禁掉。於是他們找廠長要求追回一千張唱片，否則吊銷執照。

廠長開著車從江蘇來上海請陸晨吃飯，說，「小陸啊，有個事很不好意思，你們唱片被禁掉了。我懂啊，你們這是藝術！我很支持你們！但是，不追回來我廠子要被吊銷執照的，我請你們吃飯，請你們幫幫忙吧。」

我們趕緊把剩下800張還給他，然後一個個翻通訊錄聯繫買家。第二天我跟陸晨打著車滿上海收唱片，拿了就走，「不吃飯了不喝酒了，再見再見」。最後要回來100張左右。所以現在還有100張不知在哪兒的原版唱片存世，其他都被收回去銷毀了。

這是我們第一次被管束。作為一支搖滾樂隊，被禁是最大的宣傳。「頂馬被禁」的消息一下子傳遍大江南北，特別火。

這張唱片的第一次演出又在ARK。當時我朋友從北京帶「AK47」樂隊來上海演出，喊我們當嘉賓。我們唱了那首《陸晨》，台下一片嘩然。有些觀眾怒不可遏，扭頭就走，另一些人笑得腰都直不起來，捶地大笑。ARK主辦演出的女士跟我哥們兒說，你趕緊讓他們下來。我哥們兒是北京人，聽不懂，問發生什麼了？她說：「我永遠不要再在我的場地看到這支樂隊。」

後來的演出就是各種鬧劇。我們跑到大學裡唱《速食麵》，大學女生就往台上狂扔粉筆頭和垃圾，大喊：「下去！」

我們胡搞，想幹嘛幹嘛，極盡搞怪，在台上跳大神，手舞足蹈。有一場演出，陸晨用鞭子抽顧磊，還有一回大家演著演著就從台上跳下去。我們覺得很爽，反藝術。沒想到越反藝術，人家越覺得藝術。我們到北京，問「去哪兒演出啊」？——「798」。

《最低級的小市民趣味》專輯封面。

頂馬參加藝術家許坦的項目。左一為顧磊，中間坐著的是毛豆。

4

《最低級的小市民趣味》之後，我說，你們發現了嗎，現在我們的歌又粗俗又難聽，對觀眾意識形態衝擊非常大，但是他們的身體沒有反應。我提議做朋克，朋克是讓人身體反應最大的一種音樂形式。那時候想做朋克先是受了台灣「濁水溪公社」的影響。一個台灣朋友給我們看了他們演出的視頻，他們經常在台上把東西全部砸光，我們覺得這個好，就搞這個。

做朋克就要恢復三大件形式，我們把Junkyard的吉他手猩猩找來，又問另一個樂隊的吉他手中科，你會不會打鼓？他說會一點。我們一看，很猛！可以！後來發現他打鼓也就猛一首歌，第二首就不太行，到第三首都要打不動了，但是他的打法很特別，一般的鼓手扒不下來。

2005年7月我們第一次演朋克，在上海的哈雷酒吧，連空調都沒有，巨熱無比，牆都在流眼淚。陸晨把頭髮弄成前後都是尖的，穿了條游泳褲COS阿童木，其他人每人穿一條內褲，屁股上挖兩個洞，一邊屁股一個字，依次寫「阿拉頂頂朋克」（上海話，我們最朋克），鼓手戴了個紅色的胸罩，打算COS林志玲。我們翻唱了幾首歌，包括S.H.E.的《SUPER STAR》，把自己的歌也改成了朋克，還專門寫了一首新歌叫《我們很憤怒》，因為朋克必須憤怒！

人家一看，啊？頂馬又變成這樣了！

後來我們排練時覺得，顧磊老師，吉他彈得真不行啊……我們剛開口，顧磊就說，「知道了知道了，我走了。」頂馬就變成了四人編製。

2006年夏天，我們到杭州參加夏音樂節。天氣實在太熱了，陸晨演著演著突然脫光。主辦方很快上來說，警察來了，趕緊走。我們就拿著包從後面溜走了，杭州警察出警真是不夠快。

那是陸晨第一次脫光。當時他還想在台上拉屎，我問他為什麼沒拉。他說，這麼多人拉不出來啊，別說拉屎了，尿尿都尿不出。他試了一下，沒成功。

後來就成習慣了，除了冬天室外的演出，每次演朋克他都脫。觀眾也知道，看頂馬演出就等陸晨脫光，不脫就開始喊，「脫！脫！脫！」——陸晨這是在向GG Allin致敬。

我們每天想怎麼朋克起來。有一天吉他手說，要不要弄雞冠頭？大家一想，算了，沒法上班。然後繼續想，誰最朋克？吉他手猩猩就說，我知道一個人最朋克——GG Allin。一看他的演出視頻，我們完全震驚了。吉他「哐」一響，一個全裸的主唱，渾身都是屎一樣的東西，「嘭」地一拳打翻一個觀眾，然後薅女觀眾頭髮。警察直接把他帶走了——太牛逼了！這才是朋克啊！

我們看了大量GG Allin的視頻，研究他的歌詞。根據他那種意識形態寫歌，有向他致敬的《GG主義好》，也有用上海話翻唱他的《Bite It You Scum》，還有一首歌就叫《GG Allin》。

當時育音堂老闆老張在萬體館那裡的輕紡市場二樓開了一個排練室，我們在那裡揮汗如雨地排了兩個月，排出二十多首歌，其中19首做成一張專輯：《蒂米重訪零陵路93號》。這張專輯從封面到製作都在惡搞鮑勃迪倫的《重訪61號公路》。93號是我們後來排練的地下室的門牌號，蒂米是《南方公園》里的腦癱小孩，不會說話，只會說「Timmy」，開心喊「Timmy」，生氣也喊「Timmy」，通過語氣變化來表達。《南方公園》里，他也做了個樂隊，他是主唱，所有歌詞都是「Timmy Timmy」。我們很喜歡蒂米。

在上海演了幾場後，大家就知道我們現在是朋克了。喜歡pogo的人會特地去看頂馬演出。那時候有個叫老楊的哥們兒在北京辦演出，邀請我們去北京的老「豪運」辦專場，我們就買了四套喇嘛服去了北京。為了更熱鬧，我們還特地叫了一個哥們兒故意上台跟我們打架，那時候已經不做樂評改做實驗音樂的顏峻上來用電鋸鋸鋼條，火花四射，但是那場演出的大部分觀眾都不是朋克。

那張專輯我們還寫了首歌叫《朋克都是娘娘腔》，引起了雷駿等北京朋克的不滿。後來一個叫馮然的北京人在上海搞了一次朋克音樂節，請來很多北京朋克，我們一起演出後又成了好朋友。

朋克音樂節的演出，我化裝成白無常，陸晨化妝成殭屍，穿清朝官服，上海京劇院的一個哥們兒給他畫了大白臉。吉他手猩猩走了，原本就是吉他手的中科又成了吉他手，他穿了一身喇嘛服，新鼓手曉零穿了一套睡衣，帶著《驚聲尖叫》的面具。後來，這種每次大專場或音樂節都定製演出服的習慣一直保留著。

當時我們已經有巡演了，也跑北京、廣東做演出。在廣東跨年我印象很深。30塊錢一瓶啤酒，觀眾一下要了一打，往台上狂噴。舞台是玻璃的，我們在台上跳起來，一落地所有人就「嘩」一下翻出去，陸晨又脫光了衝到人堆里，觀眾都很high。

第三張專輯《蒂米重訪零陵路93號》封面

2005年，上海哈雷酒吧首演朋克。

2006年，1234海灘音樂節。

2007年，北京新豪運酒吧演出。

5

2009年年底，草莓音樂節的After Party邀請我們到北京演出。我有事沒法去，樂隊就找了另一個哥們兒蘇勇去彈貝斯，後來他就加入進來。

那場演出，陸晨說，既然是party，一定要好好熱鬧一下。演出費頂馬就不掙了，他用那五千塊錢在北京請了個真的馬戲團來表演雜技。馬戲團帶了個女主持，陸晨就穿著粉紅色的西裝在台上跟她一起主持串場。觀眾又瘋了，來看頂馬演出怎麼一會兒頂缸，一會兒變魔術，還有翻跟頭轉碗？！一直到最後陸晨才唱了一首歌，翻唱《北京歡迎你》，改成了《上海歡迎你》。

不久，我們的地下排練室被拆了，我們就合計，把《上海歡迎你》改成《上海不歡迎你》，並且很快就在一場演出中唱了這首歌。現場有人用手機拍下來，放到網上。沒想到第二天點擊率就有幾十萬，引發了各種地圖炮對罵，還有境外媒體跑來採訪。我心想，操，事大了。果真沒過多久，這些視頻都被刪掉，並要求我們把自己網站上的歌也撤下來。我們很配合，要保住工作嘛。

2009年底出了這事，沒想到整個2010年頂馬都不能在上海演出。

原先定在2009年12月24號MAO Livehouse辦的新專輯首發演出，同時也是聖誕節演出，就這麼黃了。當時好多媒體批評上海市民穿睡衣上街的現象，說這是不文明行為，引發很大的爭論。我們辦這場演出時特地註明：歡迎全體觀眾穿睡衣前來。主管部門跟場地方說，這個演出要報批，報上去後杳無音訊。到23號我們還不知道能不能演，只能緊急通知演出取消。好多歌迷還特地買了睡衣。

不止MAO，我們在上海所有場地都沒法演，真是憋死了。於是我們跑去隔壁杭州演了一場。有三百多人從上海跑到杭州看我們演出。一個上海樂隊在杭州演出，台下全是上海人。

還有個朋友在上海開了家小live house，看我們特別想演，就找了唱民謠的哥們兒，做一場民謠專場，括弧：特別神秘嘉賓。大家私下就傳開了：「你猜特別神秘嘉賓是誰？頂馬。不要告訴別人！」然後所有人都知道了。

他的Livehouse只有一個小客廳大，那天擠進來兩百多人，站得密不透風。後面一百多人什麼都看不到，就開始看世界盃直播。那場是德國隊四比零血洗阿根廷，陸晨穿了件梅西的球衣。我們演著演著，還沒到高潮，後面「嘩」一陣喧嘩，我們就停下來問，「怎麼樣怎麼樣，幾比幾了？」後來他們說，想讓哪個隊輸頂馬就穿哪隊球衣。

2010年聖誕專場海報。

2011年樂隊十周年演出海報。

2010年世界盃期間，在上海696 livehouse演出。

6

《蒂米重訪零陵路93號》錄了兩天，陸晨兩天唱了十九首朋克，把嗓子唱壞了。兩根聲帶中有一根徹底廢掉。

他說，哎呀，怎麼辦，再也不能唱朋克了。

我們最後一次演朋克是給二手玫瑰暖場。結束後陸晨跟我說：「我覺得我們現在有點像搖滾明星了，一上台，大家就喊『脫脫脫』，很套路，感覺不好。」我說，反正你嗓子也不行了，要不我們做後搖吧。他就去買了個鍵盤，又找了一位美國吉他手。

陸晨不唱歌很難受，提出申請：「能不能把鍵盤音量開大一點」。我們演了一次，做了個很大的即時貼，寫著「後搖」兩個字，往台上一貼，開始演。所有來看朋克的人都傻眼了，「他們怎麼又開始搞後搖了？」，而且那麼難聽，鍵盤彈都彈不準還「嗡嗡嗡」聲音巨大。

這不行。我問陸晨，你還能唱歌吧？他說，能，還有一根聲帶。

從2007到2009年，我們不知道做什麼風格好，每次排練都很痛苦。其中有一年的「五一」我們去北京的迷笛after party 演出，索性翻唱了一堆《站台》、《我不做大哥許多年》這樣的大俗歌，我們赤膊穿著劣質西裝，陸晨戴著十個假金戒指，全場群魔亂舞，演出主辦氣得想拉電。當天我們還找了一個夜總會跳舞的姑娘來伴舞，唱《外來妹》的時候陸晨說這首歌送給五一長假還在髮廊、夜總會、KTV堅持工作的外來妹，演出結束後那個伴舞的姑娘拉著陸晨，說「大哥你人真好」。

我大學時有個哥們兒讓我聽《流浪到淡水》，說「這是台灣的布魯斯」，我當時一聽，把磁帶直接扔了，「去你媽的，什麼布魯斯」。台灣金門王和李炳輝是兩個盲人，金門王的手燒傷了，套一個鐵片當撥片彈吉他，李炳輝拉手風琴。他們都是在台灣音樂茶室里唱歌要飯的，唱特別土的台語歌，後來被伍佰發掘，出了兩張專輯。2009年有一天，我在家又聽《流浪到淡水》，覺得太好聽了。幾年間人的性格轉變真是特別好玩。我和陸晨去卡拉OK點他們的歌，看MV，覺得好極了，決定就搞這種。

確定方向後，寫歌其實很簡單。頂馬每次換風格都是如此，找風格需要一到兩年，一旦找到，可能兩個月就寫好一張專輯。

《上海市經典流行搖滾金曲十三首》這張專輯很平面地展示了十三種上海人生，都是快遞員、白領之類的小市民，全是特別土的土搖。《是男人》那首歌，是我們走在上海泰康路上，看到有個人在那兒喊，「是男人，是上海男人，就喝！」 回來根據這個場景寫了的。《上海童年》完全是上海七零後八零後的回憶。《蘇州河戀曲》在中老年人中的傳唱度比在年輕人那兒還廣，甚至有歌迷找我要伴奏帶，說他爸想在公司年會上唱。

這張專輯的封面我們懶得自己設計了，就搞了個封面設計大賽讓歌迷來設計，結果有100多個設計發過來，基本都不堪入目，但我們覺得特別好，然後決定這張專輯不發實體，反正也賣不出去，所有的歌和這100多張封面打包免費下載，你覺得哪個封面好，就用哪張做專輯封面好了。

《上海市經典流行搖滾金曲十三首》有濃烈的地域色彩，描寫的是市民生活，又都用方言唱，很容易讓上海人有感觸，我們的歌迷從原來的搖滾青年和朋克，一下擴展到整個上海市民階層。

那時候我們的演出已經不脫衣服了，但是還是會專門準備服裝，有的是向金門王李炳輝的《來去夏威夷》致敬，穿熱帶風格的汗衫短褲，還有一次草莓是支持同性戀，就穿了浴袍致敬張國榮。還有一年愚人節，我們舉辦了向自己致敬的頂馬翻唱大賽，找了樂評人孫孟晉、張曉舟和電台的DJ來做評委。陸晨穿了女裝晚禮服在台上扮演李湘，然後特別安排上海的「蘑菇團樂隊」先被淘汰，再復活最後奪冠，特別複製了選秀大賽里勵志正能量的橋段。

原來我們的演出也就來個一兩百人，這張專輯出了之後，演出門票一下子賣出五六百張。2011年聖誕節，我們在MAO辦十周年專場，警察都出馬來攔人了，還是擠進一千多人。我們沒想到歌迷規模已經到了這個程度。現場演出的感覺不一樣了，有點明星的狀態，還沒上台大家就開始喊，一上台底下「哇」地叫成一片。比較無奈的是，我們都過了朋克時期了，觀眾還在喊「脫」。

以前，我們根本沒指望掙錢。最早參加迷迪音樂節是沒報酬的，只能報銷路費。《金曲十三首》之後，草莓音樂節進入上海，頂馬在愛舞台壓軸，這才知道一個音樂節居然能給幾萬塊錢。慢慢跑了一些全國的音樂節後，我們發現，原來搞樂隊帶來的收入比想的多多了。大家就開始考慮，是否做個PPT放歌詞，讓更多人聽懂。

其實我們唱上海話，就是覺得好玩。沒想到上海話讓我們從全中國幾萬支樂隊，全上海幾百支樂隊中脫穎而出，尤其是出了有地域特色的專輯後，頂馬變成一支有代表性的樂隊。如果唱英文或普通話，知名度肯定不會這麼高。但另一方面，我們確實做不到火遍全國，頂馬在上海演出能來幾百人，可能在天津就只有十個人。

後來，好多宣揚上海地方文化保護的人把頂樓的馬戲團掛出來做典型。其實我們的歌里有很多嘲諷上海人的內容，很多人聽了反感。有人在微博上一通罵，說我們是「滬奸」樂隊，由一群「三校生」（中專，職高，技校）組成，文化素質極低。我們轉了那條微博，就又來了一批「三校生」，質問道：「三校生」怎麼了？

2011年，上海迷笛音樂節。

《上海市流行搖滾金曲十三首》封面之一。

《上海市流行搖滾金曲十三首》封面之一，區區五百元先生設計。

7

很快又到了換風格的時候。我和陸晨商量，現在蘇打綠、小飛機場很火，不如我們搞小清新。於是按照小清新的標配，找了會彈鍵盤的女主唱范范，一共湊了六個人。大家在陸晨家吃飯時民主投票——「搞小清新行不行？」立刻全票通過。緊接著所有人一起創作。上一張專輯是給老年人寫的，這張小清新嘛，我們決定往年輕人的生活偏一偏，比如，寫寫年輕人開房。最後一共寫了30首，都挺好的，所有歌都能大合唱，於是出了張雙唱片。專輯有個特別長的名字：《談鈔票傷感情，談感情又傷鈔票又傷感情》。

2013年，這張唱片給我們帶來一大批九零後歌迷。

這個樂隊漸漸從幾個好朋友胡鬧，進入了真正搖滾樂隊的狀態：演出，排練，參加音樂節，比較高的演出費出現了。大家見錢眼開，覺得挺好。我們找了職業經紀人幫我們接演出，談價錢和演出條件。

排練越來越像上班，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對話，「這個和弦要怎麼打」、「排練不能遲到」之類的，排完就散了。大家覺得喝酒沒什麼意思，就很少一起吃四五個小時飯了。三十五歲之後，每個人的生活狀態固定下來，各自有各自的朋友圈，慢慢就玩不到一塊了。樂隊變成一種合作關係，不再對彼此生活產生那麼大影響。

2014年底，我們接了一趟某飲料品牌的巡演，跑了五六個城市，掙了點錢，但不是很開心。贊助商去現場看了第一場，很有意見，覺得這個樂隊怎麼滿口髒話。經紀人就希望我們注意點兒。

我們真是憋得慌。以前演出時，我們跟觀眾的互動就是相互調戲，沒那種狀態，就沒勁了。

從2014到2015年，我們幾乎每周都有演出，音樂節和巡演接了不少，特別忙。原本大家還想嘗試Ska，但陸晨說，他覺得很累，想休息一下。我們都理解。演出多起來之後，又上班又做樂隊是很辛苦的。他在台上的表演又是很身體化、很激動的，比我們累多了。

陸晨已經不像二十幾歲那樣，台上台下一樣瘋了。以前所有北京樂隊都知道，千萬不要跟頂馬一塊喝酒。年輕時，我們每次來北京都跟小河、萬曉利他們喝酒，喝的都是低等劣質白酒，猛喝，然後發酒瘋，鬧得特別厲害。年齡漸長，生活環境狀況都變了，身體和精神狀態也都往下走。以前喝個大酒恢復一天，現在可能三天都緩不過來。小河他們一個個都是戒酒協會會員了。

到後來，陸晨在台上台下完全是兩個人，私底下其實很平靜，只是他習慣了演員的身份，在台上會演出大家心目中的陸晨。他休息了一陣，大概覺得比演出舒服多了，就決定退出。我們確實也能體會到這個樂隊慢慢發生的變化，那就散了吧。

其實，最早頂馬組起來就不是要成為什麼職業樂隊，純粹就是好玩。我們都有工作，能保障生活。單位的同事都知道我們是搞樂隊的。這很痛苦！我以前在電視台，每年年會領導就說，你得唱個歌。我說，我是貝斯手呀。領導說，不行，你會彈吉他嘛，得唱一個。我很想跟他說，那我是法醫呢？是不是表演一下解剖屍體。

陸晨的工作很清閑，也穩定，旱澇保收，他很清楚保障生活之後才能幹想乾的事。

原來在樂隊，我們想怎麼玩就怎麼玩。但當這樣一個九十年代組起來的業餘樂隊漸漸職業化，想在市場里分一杯羹的時候，原來的玩法已經沒辦法適應現在中國的音樂市場了。

陸晨退出後，我們剩下的人組了個後搖樂隊，起名「反狗」。

全國現在有各種各樣的樂隊，之前和我們類似的樂隊有雲母逼、耳光、駁倒、板磚等等，我們還湊在一起搞過一個小清新音樂節，這些樂隊大部分漸漸都散了。我覺得特別可惜，這世界上除了蝴蝶蜜蜂蜻蜓，還應該有蒼蠅蚊子，否則就不豐富了，影響了物種多樣性。現在的搖滾可能都太要臉，應該再有一些不要臉的樂隊出來，世界才能更美好。

題圖：2014年，梅二、陸晨和勇哥。來源：世界中國。

所有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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