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十餘家醫院蹲守近兩年，他看到的是真實的人間世態

秦博，紀錄片《人間世》編導。他和同事在上海十餘家醫院蹲守近兩年，拍了一部 10 集紀錄片《人間世》。和常見的「妙手回春」宣傳不同，它呈現了事實殘酷的另一面——人想救命，但命不由人，醫患衝突、人間百態都被真實地記錄下來。

醫院裡的人間故事

我叫秦博，來自上海電視台，是一名記者。

兩年前我和同事開始策劃，想在醫院蹲守拍攝一個紀錄片。兩年的時間，我和同事蹲守在各個醫院，去看醫院裡的故事。這個片子雖然是在我們的地方台播出的，誰知在全國範圍內卻廣泛地傳播。

這是我在上海的瑞金醫院進行蹲守拍攝。

其實在拍攝的前面這一年，我們沒有進行任何的攝像，只是去醫院，化身一個醫生：跟醫學生是一樣的，學醫學的基礎知識，穿上白大褂，每天早上七點半跟著他們去查房，然後開會。在搶救室裡頭，我們學基礎的搶救知識，在手術室學無菌規範。

一年之後我們的攝像才進入了這個現場。因為我已經具備了一些相應的醫學知識，我知道在什麼地方拍合適，在什麼場景當中可以進去。醫生也非常信任我，這樣的話我可以不影響他們。在搶救的關鍵場景，我們有的時候還要給攝像器材做防菌服。

我想說說我在醫院裡的幾點體會。

第一個當然是醫患關係。這是上海市瑞金醫院心臟外科病房的一個監護室。底下的一堆小板凳是病人的家屬晚上坐在這兒守夜的。

這堵牆，牆那頭就是重症監護室的護士、醫生，包括他們的病人。有的人說，這堵牆聽到的禱告比在教堂里聽到的還要多。在牆的那邊護士是 12 個小時不眠不休，因為她們要看監控儀器上的表格。但是實際上我們還有一堵看不見的牆，這是我體會非常深的。

我在普外科的時候，就曾經看見過一個老大爺，掛完號直接到醫生的辦公室，進去沖著醫生說：「你們這個醫院太黑了，怎麼能這麼貴。我掛的是普通外科，為什麼給了我一個專家號？」這個醫生就有點詫異，說：「我就是專家呀。」老大爺說：「我明明掛的是普通外科，那就應該是普通大夫，你怎麼可能是專家呢？」

「普通外科」這個稱呼實際上鬧出過很多的笑話。當時昆明暴恐襲擊的時候，因為很多都是砍傷，國家衛計委當時在北京的協和醫院，派了普外科最好的專家到現場去救治。結果呢，網上的網友就噴了，說國家都到什麼時候了，你們怎麼還派普通的大夫，不能派高級的大夫嗎？

實際上大家對於醫學的不了解，陷入到一個不在同一語境里談話的局面。類似這樣的案例其實還是非常多的。我在急診室蹲守的時候，因為病人來往非常多，都是輸液的，護士忙不過來。有的時候這個病人就看自己的點滴，已經快滴完了，他非常著急，就直接喊：「服務員，服務員，過來，滿上滿上。」

我們在麻醉科蹲守的時候，醫生跟我說過他們有一次做完手術，手術很成功，但是因為病人是麻醉的，有一個逐步復甦的過程。醫生在推著病人進入病房的過程當中，會提醒病人「放輕鬆、張大嘴、深呼吸」。可這個病人恰恰姓張，他因為麻藥沒有過，彷彿聽到別人在譏笑他，說他嘴大，叫他張大嘴，第二天他就把這個醫生給投訴了。後來麻醉科里再遇到張姓的病人，醫生們就尤其小心，他們不敢說張大嘴，只敢說「放輕鬆、深呼吸」。

這些都是醫生的吐槽，但是你如果站在患者這一方，你也能聽到很多的吐槽。

我們相信很多患者還是通情達理的，他們來到醫院，其實就是想把病治好。但是到了醫院之後，非常緊急的情況下，醫生也是必須要拿出一個知情通知書讓患者簽字。有的時候可能醫生比較忙，態度就不是太好，那患者就覺得命在別人手裡，只能簽字。簽完字醫生走了之後，他們就會跟我們抱怨，說我們很理解醫生，但是為什麼到了醫院會憑空地冒出這麼多的風險？

這就是彼此之間的不信任。有的時候我回答不上來，只能在各個方面去觀察。但是我知道，有一個醫生他從來沒有碰到過醫鬧。他是誰呢，他叫黃飛鴻。那個時候還是清朝的末年，兩廣總督張之洞還給他寫過一個匾叫「醫藝精湛」。黃飛鴻其實可以含笑九泉了，因為現在有的醫生真的是在練功夫、練拳腳了。

我第二個體會是關於醫學。我有的時候在想，醫患之間有些不信任、矛盾，怎麼樣才能克服呢？很多時候大家都在說我們需要醫改，需要體制上的改變，這個沒有錯。但是體制改變之後，是不是醫患矛盾就自然地緩解了？我覺得至少在我們不了解醫學的情況下，這個矛盾依然會存在，信任依然不會建立。

這是我經過大半年的培訓之後，能夠站到心臟外科主任趙強的身邊，我就看著他做心臟的手術。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會覺得還是挺震撼的，但是我在現場會有另外一番感受。為什麼，因為在外科手術當中，他是拿電鋸鋸開人的胸骨，然後用高頻的電刀一點一點地把皮膚劃開。為了讓這個人不流血，高頻電刀都是高溫的，是會把肉烤熟的。那在現場，你除了會看到這些畫面，你還會聞到這種帶著血腥氣的烤肉的味道。

病人其實是沒有關係的，因為他有麻醉，看不到這些，但是有一次就比較恐怖了。旁邊的手術室在做骨科的外科手術，大家可以想像，它是電鑽再加上這種嘀里哐啷的聲音。這個時候隔壁心臟外科的病人推了進來，這個人沒用麻藥，他本來已經心理建設了好幾輪，覺得沒有問題、可以手術了，一聽到那個聲音，突然就崩潰了。他說怎麼這麼可怕，醫生就輕輕地給他彈回去說：「隔壁在裝修，你不用慌。」然後趁著這個病人不注意，給麻醉醫生使了一個眼色，麻醉醫生趕緊把葯打好給他注射進去，然後他就睡著了，手術繼續進行。

大家在上面這張圖上可以看到插著很多管子，其實人最主要的生命通道有兩個大的管子，叫主動脈和主靜脈，它是連接心臟的。主刀醫生在剪這個主動脈的時候，大家都是身子往後一仰。我因為第一次見，很新鮮，就把臉往前湊，想去看怎麼回事，結果一股血就直接噴到我臉上，我也不敢動。但是在那一刻，我就開始真正地接觸到現代醫學究竟是什麼樣子，它怎麼就發展到了今天。

這個醫生叫沃納·福斯曼，他在 1929 年的時候是一個年輕的外科醫生。當時的外科已經非常發達了，但是有一個論調，講的是心臟是外科永遠抵達不了的禁區。為什麼，當時的人們覺得心臟停跳就一定代表著人的死亡，所以心臟是人最神聖的一塊地方，外科是不可能到達的。

這個年輕的醫生做了一個什麼實驗呢？他找了一個橡膠的導管，就這樣插進自己的靜脈，然後就一直捅一直捅，直到覺得自己心臟有點難受了，那可能是進到心臟裡面。他就跑去讓夥伴拍了一張胸片。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胸片邊上是有一個異物進入心臟的。

那這個實驗說明了什麼？說明了導管是可以通過血管進入到心臟，那一些藥物就可以注射進去，那麼心肌炎等一些疾病就可以去治療，進行外科的干預。他在 20 多年之後才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

也就幾十年的時間，現在的醫學發展成什麼樣了呢？這是在心臟外科手術上用的機器，叫體外循環機。

這個機器是幹什麼的？非常神奇，它可以讓人不呼吸，心臟也停跳，但是還依然存活。其實道理很簡單，它就是通過這樣的導管把人的靜脈血抽出來，然後經過這樣的機器處理成動脈血，再打回到人的體內。醫生可以趁這樣的間隙進行心臟的縫合。

如果現在來看的話，幾十年的醫學發展醫生已經好像是神仙了——我可以讓人不死嘛，但是醫生真的是神仙嗎？

我們在心臟外科的重症監護室一直蹲守，拍到這樣的一個案例。這個轉運床上躺著的年輕人，他患有急性的心肌炎，狀況緊急到了醫生只能在轉運床上給他做心肺復甦。推到監護室的時候，已經來不及送到二樓三樓的手術室。怎麼辦？就是布帘子一拉，現場就要開刀。

他的心跳是停止的，但是外科手術需要在他的腹股溝側拉開一個口子。怎麼辦？醫生就在旁邊拚命地做心肺復甦。大家可以想像，一個無菌的環境，這邊在做著心肺復甦，他的身體就在這樣抖。醫生要用手術刀拉開他的皮膚，然後尋找血管，就像剛才的福斯曼一樣插入導管，那麼有可能這個年輕人就有機會。

大家可能覺得，好幾十年前的人已經可以將導管插進去，那現在應該不是太難。但是，我們拍了幾個小時，心肺復甦一直在壓，可以看到他的胸口已經發紫了，但他的心臟功能還是零。零意味著什麼，就像一個氣球一樣，所有的血管都是因為這個心臟不動了之後，全部萎縮在一起了，導管插不進去。

我們在影視劇上經常能看到的是，到了這個時候醫生會走出病房，跟大家說對不起，我儘力了，那代表著這個人已經不行了。但是實際上，真實的狀況是人的死亡是有一個過程的，儘管知道這個已經沒有用了，但是醫生還是要在不斷地做心肺復甦，而且這個是演不出來的。為什麼，它的力道之大，是有可能把胸骨壓碎的。我們在影視劇當中看到的那些按壓其實都是假的，因為真的人是受不了的。

所以醫學界為什麼流傳這樣的一句話，叫「有時是治癒，時常是幫助，總是在安慰」。這句話其實就是表示，醫學即使再發達，它也是無法到達那個邊界的，有的時候真的是無能為力。

我們又拍到一個案子。這個人叫王斌，他患了一種非常奇怪的病叫馬凡綜合征，一般很難活過 30 歲。

這個病有一個特點，他的血管會自己生長，而且無法控制，所以就像塑料袋似的，有一天長到一定程度就會破掉，破掉就會大出血死亡。那怎麼辦？醫生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他全身上下的主動脈全部換成人工血管。

這其實是非常難做的一個手術，在全中國可能也沒有幾個人能接下來。瑞金醫院的趙強和他的團隊，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去設計這台手術。16 個小時，不間斷地進行血管縫合，一點一滴地換成這樣的管子。這個手術竟然成功了。

但是第二天，病人就莫名其妙地出現了腎衰竭，他的媽媽就這樣在床頭抱著他哭。

我也很沮喪，因為我跟拍了一整夜，醫生也很沮喪。我就很納悶，我說為什麼，我們的設計都是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哪裡？趙強就看著我，他說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就好了。所以我們可以覺得現代的醫學發展得太神奇了，醫生儘管是有通天的本領，但是他還是人，他不是神仙。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經常能看到這樣的畫面。這是我們在視頻監控拍到的，一個家屬在無法接受最壞的那個結果的時候衝進了搶救室，一把掐住了車在前醫生的脖子。

車在前是我們一個拍攝的主人公，我們曾經跟拍了他 48 個小時。

他在 48 個小時當中搶救了三個人，有兩個是老年人，一個是年輕人。這個年輕人到最後沒有搶救成功。這個年輕人只有 24 歲，僅僅是在過生日的時候去外面吃了一頓海鮮，海鮮有點不新鮮，引起食物中毒，細菌感染。

我的第三個體會，是關於死亡。

我們也拍到了很多這樣的案例。這是一個上海人，50 多歲，他的肚子都扁掉了。在他生命的最後關頭，家屬沒有去過多地去苛責醫生，而是突然想到這些器官能不能給別人用，就把他的器官捐掉了。

主動捐獻器官在我們國家的觀念當中是非常罕見的，也是瑞金醫院的第一例。醫生進行器官摘除手術之後，他們向他三鞠躬，給他換上了壽鞋，送他走。

同樣，我們在華山醫院拍到一個四川的家庭。他的孩子也是 20 多歲，突然就有一個腦腫瘤。因為華山醫院的腦外科非常好，他們就千方百計轉到了華山醫院，但是醫生也沒有辦法，他還是腦死亡。腦死亡的時候，家屬也是把孩子所有能用的器官都捐了。

有一個細節，當他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要簽署「放棄治療」這四個字的時候，這個爸爸是公安廳退休的老乾警，但是仍然無法下筆。足足待了有五六分鐘的時間，最後才把字簽掉。

這個女孩叫張麗君，她只有 26 歲，是上海本地一個非常漂亮的小姑娘。結婚不到一年，懷著身孕，但是患了胰腺癌。她在生命的晚期，給孩子錄下了 18 年的生日祝福。她覺得這是給孩子成長的一個最好的禮物，她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讓孩子知道母親是非常愛他的，也希望家人都能夠理解她這樣的舉動。

她還偷偷地瞞著丈夫，讓我們給她錄下了一段視頻。這段視頻是一首歌，唱的是張國榮的《共同度過》。她希望如果最壞的結果發生後，能用這樣的方式有尊嚴地向丈夫告別。歌詞裡頭有「風雨里都不退 謝謝你陪伴我」。

車在前最動人的故事其實發生在後面。海鮮中毒死亡的那個年輕人的家屬，在中秋的時候給車醫生髮來一條簡訊。簡訊上說，孩子現在已經入土為安了，我們全家儘管很悲痛，但是正在逐步地走出來，醫學臨床有各種風險，我們看到了你的辛苦，中秋快樂。

當時我們在拍攝的時候，機器沒有停。車在前醫生念完簡訊之後，他自言自語說：「這個病人我沒救活，但是感謝信卻來了。」

你經歷過這種故事就會發現，其實人的教養是裝不出來的。平時的時候你可能會裝一裝，但是到了醫院，在生死面前，所有人的教養是裝不出來的。這就是為什麼矛盾有的時候會頻發的一個原因，因為大家用真實碰撞真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性。

我做批評報道的時候，經常會把魯迅的文章作為自己個人的聖經。我批評別人，我說這就是中國人的弱點，這就是人性的弱點，國民的劣根性。經歷了這麼多生死的故事之後，我在醫院裡有一天就突然醒悟了：聖經是宗教信仰，如果魯迅的文章真的是聖經的話，那他是我的信仰，我應該是讀給自己的。《聖經》里那些人性的弱點從來都不是別人的，從來都是自己的。所以我不是要求別人，而是要求自己。

我有時候在想，假如我的親人也面臨這一天，醫生拚命救，但是沒有成功，我在巨大悲痛的同時，還能夠想起來謝謝醫生付出的努力嗎？我覺得需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我聽到一個故事，說的是文學家夏衍。他有一天突然非常難受，秘書看見說我趕緊去叫醫生。夏衍這時候忍住劇痛，把這個秘書重新叫回來，說：「不是去叫，是去請。」然後秘書就走了，等回來的時候，夏衍就倒在書桌上，再也沒醒過來。

這句話其實讓我感悟很深。我們現不斷地有各種各樣的醫生的負面報道，或者是醫患之間的負面報道，因為這些個體事件，我們對於醫生整體職業上的尊敬現在有些淡化了，但是他畢竟是救人性命的，我覺得他是值得讓我們尊重這份職業的。

我把這樣的故事拍進了紀錄片里。其中有一句話，是瑞金醫院心臟外科趙強的微信簽名。他寫著「每天都要開心」。這個開心當然不是指心情，因為他每天是要做手術的，他是需要打開胸膛，打開別人的心臟。這句話在醫務工作者的各種群里轉，大家都告訴我說這句話好平常，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聽到了之後就是鼻頭會酸，會想哭。

我覺得我們的片子其實拍得並不是太好，但是可能就是因為我們這樣的價值觀，能夠感動一些經歷過現實無奈的人。醫生最困難的不是經歷剛才說的那些這樣那樣的失敗，而是面對失敗帶來的種種挫折卻沒有丟失最初的熱情。

我們把片子的名字叫作《人間世》，是取自《莊子·內篇》。其中梁啟超引用《莊子》的典故說過這麼一句話，叫「飲冰十年，難涼熱血」。其實說的是醫生，也是說給我自己。我們有的時候真的不必要等到環境都變好了再去做，如果你厭惡那種黑暗，你就應該成為你喜歡的那種光。

還是梁啟超。其實梁啟超早先就發生過一個醫療糾紛，甚至說是一個很嚴重的醫療事故。他在晚年的時候開始尿血，去北京協和醫院看病，醫生當時診斷，說他的右腎上有一個花生米般的腫瘤，有可能是癌症。梁啟超很害怕，說切了吧。結果醫生把他的右腎切下來，進行病理分析，一看，這個瘤是良性的，所以梁啟超就繼續尿血。他周圍的朋友覺得非常生氣，因為這屬於明顯的誤診，甚至坊間都流傳北京協和醫院的大夫把梁啟超的好腎切了下來，壞腎留著。

梁啟超怎麼做的呢？他用英文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名字叫《我的病和協和醫院》，然後交給了協和醫院，放在他的病歷卡的底下。信的大意是說醫生沒有把我的腎切錯，醫生髮現了這個腫瘤，只不過它是良性的，可能屬於醫學發展的有限。他跟身邊的人說，因為當時的中國剛剛開始接受西方醫學，這樣的事情傳出去可能不太好，會影響到大家的判斷，中國人可能又開始退卻了，不再相信西醫。

2016 年我結束了瑞金醫院的蹲守拍攝，兩年的醫院生活，我還是挺享受的。

我現在是和人打交道，做新聞報道。我有時候想，我們一篇報道能不能端得平，不比調飛機小桌板容易。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這裡，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