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征百越之戰：五十萬大軍開闢嶺南疆土

據《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記載，秦將王翦在率領六十萬大軍伐滅楚國，「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之後，隨即「因南征百越之君」。從動用兵力的規模來看，這次南征百越，應該是一場相當重大的戰役，宋人蘇軾謂之曰「蓋空國而戰也」。可是，司馬遷在《史記》當中，對此卻沒有留下其他更為明晰的記載，而僅僅通過這樣一句含混的表述，後人實在很難弄得明白，王翦當時究竟是採取了怎樣的軍事行動，以及這次行動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甚至連這場戰役究竟成功與否，都找不到清楚的說明。

由於記載模糊，後人對此做出有不同的揣測。清人錢大昕以為王翦此役即是征伐五嶺以南，並大獲全勝，戰後在嶺南地區設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不過錢大昕認為，秦廷當時對嶺南只是採取因其君長以自治的形式相羈縻，其具體時間，則是在始皇二十六年劃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之前;清人談泰則以為所謂王翦「南征百越之君」，只是指秦軍伐取越人會稽之地一事4，後來劉師培等人亦附和談泰的見解。

今案王翦攻取會稽地區，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雲秦王政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蓋此即所謂「平荊地為郡縣」，顯示出會稽郡地當時亦同屬楚地，故錢大昕據此反駁談泰說：「《王翦傳》先言"竟平荊地為郡縣"，而後言"南征百越之君"，可驗"百越"在會稽郡之外矣。」在這一點上，自以錢大昕所說稍勝一籌，王翦南征百越，與秦王政二十五年平定楚越舊地，終究還不能說是同一件事情。越國在王無強在位時期，因「釋齊而伐楚」，反為「楚威王興兵而伐之，殺王無強，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亡國之後的越人部眾，則是「諸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故《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王翦所降越君，應當就是浙江以南、會稽周圍越國舊都附近一支雖自為君長但亦「服朝於楚」的越人，而所謂「百越」，乃是在「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地界以內錯綜雜處，「各有種姓」的龐大族群，此會稽一地之「越君」，與所謂「百越之君」，相差尚甚為懸遠。

除談泰、劉師培這一派人之外，前人論述王翦此役，思路大體上都與錢大昕相似，而他們之所以沒有能夠得出清晰的認識，則與這些人都是將秦廷征服嶺南等地預設為這次戰役的必然結果這一點具有直接關係10。然而，在秦漢之際，南方的勁越系與北方的強胡相併稱，絕不會輕而易舉地就被異族降服，如同後來西漢朝廷累次出兵征討匈奴而卻常常無功而反一樣，王翦率領秦軍出征百越，並不等於始皇帝國一舉征服各地的越人，更不能將其等同於秦廷完全據有百越之地，只有走出這一障蔽，才有可能尋繹出歷史的真相。

王翦統率六十萬大軍出征百越，是很重大的軍事行動，在史籍中不應只留下這麼一句不明不白的記述。《淮南子》當中有如下一段記載，涉及到秦廷出兵嶺南史事：

(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馳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屍流血數十萬，乃發謫戍以備之。

《淮南子》為子書，這裡乃是舉述秦人備胡利越而招致敗亡的事例，用以說明「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的道理，不像史書敘事對事件來龍去脈交待的那樣清楚，因此，對上述記載，還需要進行分析。

首先，徵發五十萬軍兵，是十分龐大的規模，而秦太尉、廷尉、中尉等俱不單稱作「尉」，單稱為「尉」者只是郡尉、縣尉等，故所謂「尉屠睢」最高似只能是一位郡尉。《漢書·嚴助傳》載淮南王劉安上漢武帝書，在提及此事時說：「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唐顏師古注引曹魏張晏語云，「尉」是指「郡都尉」，監是指「監郡御史」。秦每郡分置守、尉、監，以御史監郡。

由「監祿」的郡監身份，可以印證「尉屠睢」也應當是郡尉，方才合理3。把數額如此龐大的軍隊和這樣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完全交由屠睢來指揮，很不合乎情理。《史記》記載當初王翦統領六十萬大軍出征的時候，秦始皇親至咸陽城東南的灞上送行，「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眾。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觀此可知秦廷為這次出征，乃已傾盡舉國之兵力，誠如蘇軾所云，是一場空國之戰，位尊勢崇之大將王翦，尚且因受此委任而戰戰兢兢，惶恐萬分，屠睢以區區一郡之尉，恐怕就更沒有膺此重任全權指揮五十萬大軍的道理了。

分析當時的形勢，所謂尉屠睢征越，應當就是王翦南征之役，而這次行動的主帥，當然只能是名將王翦。

當初王翦率六十萬軍隊，出征荊楚，《淮南子》此雲五十萬，或是在平楚過程中有所減損所致。雖說是南征，可五十萬軍隊，分成五路，實際上是分別駐守在與越人相接觸的邊界地帶上。《淮南子》所用「塞」、「守」、「處」、「結」諸動詞，本是交互為文，同樣都是駐守的意思5。蒙文通以為「塞」、「守」等諸字各俱特別涵義，並即此做有解釋云：「既以"處"言之，則番禺已為秦軍所取，當已無甚戰事。"塞鐔城之嶺"、"守九疑之塞"者，則所向為西甌。西甌君死於此役，是當為戰爭激烈之地。」所說似因未能留意於古書通例以及秦取嶺南之整體過程而求之過深。後人闡釋《淮南子》上述記載，則類多沿承蒙氏此說復進一步加以發揮，去其真相，似愈加遼遠。

上引《淮南子》文中之「鐔城」，應即《漢書·地理志》武陵郡屬下的鐔成縣，位於漢武陵郡亦即當時秦黔中郡的南界。「鐔城之領」，應當是指鐔城南側所臨南嶺。「九疑」即九疑山，位於西漢零陵郡營道縣南1，即當時秦黔中郡(含後來的長沙郡)南界之南嶺山地的一部分。「南野」則為《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南壄縣，位於秦九江郡南界，其南面亦側臨南嶺。「餘干」乃是《漢書·地理志》之餘汗縣，轄界內有餘水，應當就是所謂「餘干之水」。這一帶東隔今武夷山地，與閩越接界。所謂「番禺之都」，此「都」字應為城邑邊鄙之義，具體應指番禺北面稍偏西方向的越人北界5，而寬泛地講，越人北界，也可以認為即是秦朝南界。

南嶺與武夷山山地，正是當時秦朝與南越、東越等越人的地理分界線。五路大軍，由西向東一字排開，駐守於界上，與其說是突入越地的征伐，毋寧說是試圖以強大武力來清除或剿服邊鄙地區的越人，明確劃定雙方的界限。唐人杜佑在《通典》中曾有記述說，在秦軍徹底征服嶺南並設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之前，已先有「秦始皇略定楊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較此更早，在唐初纂修的《晉書》當中，也同樣記述說，在秦廷據有嶺南之前，即「以謫戍卒五十萬人守五嶺」，並謂當時「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

所謂「謫戍五方」，當即因承《淮南子》所記五處駐軍要地，而「南守五嶺」云云，則是進一步突出強調在南嶺一線的防衛。迄至漢初，廬江郡界內尚有「南海」越人起事反叛;甚至在漢武帝時期，東面的閩越，每欲襲擾漢地，還會西出武夷山地，「必先田餘干界中」，說明在秦朝這次用兵之前，越人集中居住的地域，決不會是完全以南嶺和武夷山地為限。《史記》記載吳起在楚悼王時，嘗為楚國「南平百越」，清人胡渭釋之雲吳起此舉意味著「楚地始逾嶺而瀕南海」，這應當是按照經王翦此役之後越人的聚居區域而做出的推論。實際上，審視王翦此番率軍南征之前的狀況，吳起所平定的「百越」，應當是指南嶺以北湘江上游地區的越人，《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在述及此事時，乃謂之曰「吳起相悼王，南並蠻越，遂有洞庭、蒼梧」，如下文所述，所謂「洞庭、蒼梧」就都在湘江流域。南越王趙佗嘗謂迄至漢文帝時期，長沙國尚且「其半蠻夷」，他所說的「蠻夷」就應當包含有許多越人在內。

《史記·王翦列傳》系王翦「南征百越之君」一事於秦軍平楚之後，而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王翦平楚，事在秦王政二十五年，說明這次軍事行動，在始皇二十六年盡並天下之前，即已展開。不過，秦朝的軍事行動，並沒有僅僅局限於掃蕩邊界。在如此強大的軍事實力面前，處於秦朝想要划出的邊界以內的一少部分外圍越人，應該很容易或被驅走，或者徹底服屬，《淮南子》雲秦朝出兵後「三年不解甲馳弩」，應是在邊界靖定之後，仍以重兵固守，以防止越人捲土重來。正因為靖定邊界，不會遇到太大阻礙，所以，約略與此同時，秦廷又選擇重點地區，嘗試展開進攻。這一突破口，選在了黔中郡的南界。

《淮南子》所說監祿為轉餉而鑿渠，即著名的史祿開鑿靈渠一事。這條渠道，鑿通湘江和灕水兩支水系，連結南嶺兩側的長江和珠江兩大流域，而在嶺北一側，湘江正流經黔中郡界內。如果僅僅是靖定或固守南嶺這道天然屏障，自然無需費力開鑿跨越南嶺的運渠，顯而易見，秦軍在這裡已經突入嶺南地區，不再僅僅滿足於以「九疑之塞」為限。在接近靈渠南端處，建有一「秦城」。《輿地紀勝》引宋鮑同《桂林志》記雲，此城乃「秦始皇二十三年築以限越」1。譚其驤以為文中「二十三年」應為「二十五年」之訛2，當是。這可以進一步證實，在秦始皇二十五年的時候，王翦所率秦軍確實已經跨越湘、漓分水嶺，進入嶺南地區。《淮南子》記述說這次南征，「與越人戰」的主要作戰對象，是「殺西嘔君譯吁宋」，此「西嘔」又作「西甌」3，是古越人在今廣西境內的一個分支，其屬地正北接秦黔中界域4，可見黔中郡正是這次秦軍南下嶺南的通道和前沿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