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李大釗：北洋時代的最後一起司法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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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東交民巷使館區，路靜人稀。一輛轎車急速駛入荷蘭使館大門。安國軍總司令部外交處長吳晉從車上下來，他此行是奉安國軍總司令張作霖之命，專程拜訪駐華使團首席公使、荷蘭公使歐登科的。

這是1927年4月6日清晨。

是日上午約10點，京師警察廳總監陳興亞率領警察、憲兵和便衣偵探三百多人趕至使館區。陳向歐登科遞交了一份警廳公文，有言曰：「近來，大批共產黨員躲避在使館區內」「煽動學生、工人，預謀在首都暴動」「這種布爾什維克思想的蔓延，必定損害外國人並破壞地方安寧與秩序」，所以，必須「採取果斷措施」「抄查上述共產黨人躲避處」「請予許可」。(《京師警察廳致首席公使函》(1927年4月6日))

10點20分，歐登科代表公使團在公文上簽字，並通知使館界捕房：「有中國軍警入界，勿得攔阻。」(《國聞周報》，1927年4月16日)

接著，中國軍警按照事先畫好的地形圖紙，分別把守，「隔絕交通」。此次行動搜查的重點是蘇聯使館的舊兵營。攜全家躲避在此的李大釗等五十多人被捕入獄。

為何抓捕李大釗

根據《辛丑條約》，東交民巷使館區享有治外法權，中國軍警不得入內。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的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後來擁宣統復辟的張勳，都到那裡避過難，中國當局奈何不得。而這次，李大釗成為例外。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第三國際共產黨員。

俄國十月革命後，蘇聯共產黨主掌的共產國際推行世界革命和輸出革命的政策，在歐洲國家的共產主義革命相繼失敗後，蘇共把目光從西方移向東方，從而深度影響並介入了中國革命。

1922年1月，列寧提出用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辦法，來促進後者的革命化。之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把這一設想具體化。1922年8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李大釗通過國民黨要員張繼的介紹，首先加入國民黨。

此時，共產國際最關心的，是用什麼辦法儘快左右國民黨的對外政策，因此，要求中共用一切辦法「反對國民黨同資本主義列強及其代理人——敵視無產階級俄國的中國督軍們的任何勾搭行為」。這裡所謂「敵視無產階級俄國的中國督軍們」，指的就是張作霖。(《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

正是憑藉第三國際共產黨員身份，李大釗在中國的北方直接和蘇聯駐華大使越飛及後任大使、共產國際在華的實際負責人加拉罕聯繫。他在國共合作的溝通方面，在吳佩孚、馮玉祥等地方軍閥與蘇聯的關係方面，一直是重要聯繫人。

李大釗曾參與了蘇聯和吳佩孚直系軍閥的秘密談判，一度使吳轉向左傾。李大釗最成功的秘密活動是使馮玉祥倒向支持南方國民政府。

1924年，在直奉軍閥大戰中，馮玉祥在南方國民黨和蘇聯的暗中支持下，突然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推舉段祺瑞為北京臨時政府執政，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

從1924年起，蘇聯軍事援助不斷支持馮玉祥，還派去了軍事顧問團。李大釗就是馮玉祥和蘇聯的最重要聯繫人。除此之外，李大釗還推動馮玉祥與張作霖手下重要將領郭松齡達成密約，促使郭松齡於 1925年11月23日公開起兵造反討伐張作霖，並一度佔領錦州。雖然郭松齡最後被鎮壓下去，但此事給張作霖造成了沉重打擊。

馮的「赤化」傾向，引起了北方軍閥的警惕。1926年初，張作霖的奉系和吳佩孚的直系聯合起來，驅逐了馮的軍隊。同年12月，張作霖的奉系部隊控制北京，成立安國軍政府。彼時，北京在名義上雖有一個顧維鈞內閣，可是誰也不把顧內閣視為一個有實權的政府。

在反赤化的氛圍中，作為與馮玉祥部隊和南方國民黨政府的重要聯繫人，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北方負責人、李大釗被列為安國軍的重要抓捕對象。

辛丑條約的例外

為躲避搜捕，李大釗躲進了蘇聯使館，同時把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北京的機關也一起搬進了蘇聯使館。

蘇聯使館東邊、隔著御河就是日本使館。站崗的日本兵最早注意到蘇聯使館常有中國人頻繁出入。蘇聯使館西邊毗鄰一家法國醫院，這家醫院的工作人員注意到隔壁俄國兵營的院子里半夜老有動靜，總有人在講話和爭論。

據曾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主事、駐蘇聯海參崴總領事王之相回憶，「法國人想知道蘇聯在中國搞的什麼?除了李大釗外在國際上搞什麼?」(《我所知道的張作霖及其殺害李大釗烈士的經過》，王之相口述，白晶泉、武育文整理)

法國將這一情況通報給了吳晉，同時也和日本使館取得了聯繫。吳晉曾在法國炮兵工程學校留學，任過駐法使館參贊，是親法派，他很快將「蘇聯使館內可能有赤色活動」的消息彙報了上去。

奉系軍警馬上派來密探，裝做三輪車夫等監視偵查，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的學生，系中共黨員，李大釗躲進蘇聯使館後，他直接負責李大釗和外面的聯繫工作。李渤海被捕後，將蘇聯使館舊兵營內部情況全部供出。當時南北處於戰爭狀態，李大釗的秘密機關從事大量軍事情報工作，並且藏匿了一些軍火，而且蘇聯深度捲入中國內戰，對北方政權威脅很大。

得到法日公使提供的密報後，張作霖函商駐華公使團。雖然各國公使對搜查蘇聯使館皆無異議，但認為中國軍警進入東交民巷，顯系違反《辛丑條約》，應由外交部出面商議。於是，安國軍總部將此意通告顧維鈞。顧不願負此責任，推諉拖延，奉系見此，決定自行交涉，於是直接派吳晉與歐登科接洽。

1927年4月4日，歐登科召集各國公使，舉行會議，一致同意准許中國軍警進入使館區搜查。雙方達成一致——因為蘇聯革命後自行廢除不平等條約，所以蘇聯使館不受《辛丑條約》保護。

李大釗是有機會脫身的。就在4月4日各國公使召開會議的當天，早在1922年就與李大釗相識的楊度，到太平湖飯店參加熊希齡長女的婚禮，正好碰上舊友外交部總長汪大燮，得知張作霖已決定進入東交民巷搜查俄國兵營，楊度趕緊離席，當夜即把這個消息通知了俄國兵營的共產黨人。

李大釗沒走，是因為相信東交民巷享有治外法權。追隨李大釗多年，時為中共天津負責人的王德周，上世紀50年代撰寫《李大釗先生傳》披露：李大釗說「不要太膽小了」「中國軍閥看帝國主義，那是無上的」「東交民巷，不容許中國武裝入內，是載在條約上的，哪能例外呢，他們對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李大釗被捕當日，也就是4月6日下午接受了第一次審訊。據第二天出版的《順天時報》報道：李大釗「目光充足」「態度尚鎮定」。

4月7日下午，李大釗又接受了第二次審訊。4月8日《晨報》報道說，「李大釗受審問時」「態度甚從容，毫不驚慌」。「李被捕時，著灰色棉袍，青布馬褂，儼然一共產黨領袖之氣概，聞在廳甚受優待，唯看守特別嚴重」。

除捕人外，軍警還搜走了足足七卡車的材料。《申報》刊發的題為《北京軍警搜查俄館界詳記》的消息說，「除捕人外，尚搜得各種物件甚多」「物件之中，有步槍三十餘支、手槍十餘支、手提機關槍二架」「此外如宣傳品及關於共產黨書籍等，不計其數」。

李大釗被捕後，顧維鈞儘管不願承擔責任，但還是在當日深夜，以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名義向蘇聯使館發出了抗議照會，稱蘇聯使館「容納共產黨人，陰謀擾亂中國治安，並藏有種種之武裝、宣傳赤化之物品」「此實違背國際公法」與「中俄協定」「為此提出嚴重抗議」。

4月19日，北京外交部將整理出來的證據提供給中外各報館。同日，蘇聯代大使齊爾內赫率館員黯然回國。

當時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晚年回憶：「對蘇聯使館的突襲，曾搜出了大量宣傳共產主義的書刊和文件」，北京當局將「搜來的文件一一影印，分送給新聞界和其他使館，藉此證明蘇聯人準備『赤化』中國的陰謀」，「因為根據1924年的北京協定，蘇聯政府表示不在中國傳播共產主義思想，而這些文件表明他們違反了協定」，「事情的結果是蘇聯召回了駐華使館的代辦」。(《我在中國二十五年：主編鮑威爾回憶錄》)

「交付法庭說漸有力」

查抄了蘇聯使館，逮捕了李大釗等人後，張作霖連夜在順承王府召開會議。

《世界日報》報道稱，在這個緊急會議上，「張氏主張從寬處理，不究隨從」「趙欣伯、楊宇霆、陳興亞、張學良、於國翰各要人，亦均主張寬大主義」，會議決定分三步辦理，包括：向各國使館說明意義，並聲明儘力保護俄大使和俄使館;酌派軍警看守俄使館;通告各方，使社會「得明真相」，並聲明對抓獲各華人，除嫌疑輕者將予釋放外，其餘一律移送法庭辦理。

李大釗被捕後，由於他是北京大學著名教授，教育界、政治界各方紛紛呼籲，應將李大釗案移交法庭辦理。

4月6日，李大釗被捕當天，傍晚6時，北京國立九校校長召開會議，討論營救方法，並準備派代表向當局陳述意見。4月9日，北京國立九校委派的代表拜訪張學良，提出「李大釗系文人，請交法庭依法審訊」，並要求釋放其妻子女兒。12日，北京25所大學校長召集會議，決定發表書面聲明，「希望奉系取寬大主義，一併移交法庭辦理」。(《世界日報》4月10日、11日、13日)

北洋政府的前高級官員章士釗亦有活動。章士釗遊說奉系總參議楊宇霆向張作霖說情，稱「切不為以一時之意氣，殺戮國士，而遺千載惡名」。(章士釗，《李大釗先生傳》序)

彼時，在奉系軍閥內部，對李大釗案的處置分成了兩派。據《晨報》報道，一派認為應交軍法處分，因為「奉方所討伐者赤，則凡赤皆為敵人。況共產黨在北方顯有擾亂陰謀」。另一派認為，應當依普通法律程序由法庭審理，因為所逮捕者悉為文人，並非軍人，世界上其他國家破獲共產黨機關後，「未聞有以軍法從事者」，即便是君主國日本的涉共案件亦由普通法庭審理。

北洋前高官梁士詒主掌的奉系軍閥內部的政治討論會，明確主張將李大釗案移交法庭辦理。1927年1月，張作霖的安國軍總司令部設立政治、外交、財政討論會，梁士詒為政治討論會會長。4月9日，政治討論會開會，關於東交民巷逮捕共產黨人一案，經長時間討論，決議向安國軍總司令建議，將此案移交法庭裁判，依法處理，「以期昭示中外，以彰公允」。

政治討論會之所以有此建議，與當時中國正在進行的收回領事裁判權的努力有很大關係。當時，為了決定是否將領事裁判權交還中國，英美等國組成法權調查委員會，對中國的司法狀況展開調查，調查報告認為，軍人對司法的干涉太多。

在此背景下，政治討論會認為，東交民巷逮捕共產黨人案「現在主張交法庭之最大著眼點，在鑒於本案受世界注目，而上次司法調查委員團，對中國法權，多有所借口，是此案正可藉以彰中國司法獨立之精神，以減外國不信任中國法權之意。」會議決定，「推舉梁士詒、楊度二人為代表，前往順承王府陳述意見。」

後來，梁、楊二人以事關司法為由，加約司法總長羅文干一同前往。

形勢似乎朝著有利於輿論的方向發展，正如《晨報》4月18日報道所說，「奉系對黨案尚未定辦法」，但「交付法庭說漸有力」。

「久延不殺，恐不足以服各將領之心」

此時的張作霖面臨巨大壓力，舉棋不定。

他給軍閥張宗昌、孫傳芳及前方各路將領拍了電報，說「在使館界內捕獲著名共產黨員首領李大釗」，「倘有意見，可即電告」。

張宗昌、孫傳芳等6名軍閥給張作霖的回電中，只有一人「電請量情法辦」，其餘5人均主張「嚴辦」，山西軍閥閻錫山沒有回電。(《順天時報》4月14日)

半個月後，4月23日，李大釗案最終被交由軍事法庭會審，依據是《陸軍審判條例》第一條及《修正陸軍刑事條例》第二條的規定，李大釗等人雖非陸軍軍人，但屬「勾結外國人或附從陰謀意圖紊亂國憲及煽惑內亂者」。

安國軍總司令部、京畿衛戍總司令部、京師高等審判所、京師警察廳組成一個特別法庭，張作霖大元帥府軍事部長何豐林任審判長、安國軍軍法處長顏文海任主席法官，審理李案。

此時，張作霖對如何處置李大釗等人仍在猶豫中。4月28日出版的《世界日報》稱，「再經三次預審後，即可正式開審，其為期當在下星期一二兩日」。不料，形勢突變，4月28日上午10點，特別法庭在京師警察廳突然開庭，草草審理了70分鐘，便判處李大釗等20人絞刑，立即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