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媒的伊斯蘭：阿富汗的媒體與宗教革命（下）

編者按：在阿富汗激進的伊斯蘭政治意識形態和組織的發展進程中，三種形式的紙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威廉姆斯學院人類學教授大衛·B·愛德華通過對報紙、小冊子和雜誌的考察，得出在阿富汗產生伊斯蘭政治激進主義和獨裁政黨的過程中，這三種紙媒形式填充了意識形態的空白。本譯文分為上下兩部分，本篇為（下），（上）請參考紙媒的伊斯蘭：阿富汗的媒體與宗教革命（上）。

文 大衛?愛德華 編譯 蘇欣

雜誌和權威的普及

1975年起義失敗後，穆斯林青年會開始自稱阿富汗伊斯蘭黨。1978年4月，馬克思主義政黨政變之後，伊斯蘭黨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創辦了一個小型的出版社。伊斯蘭黨創作的出版物有報紙（6種語言用於外界和政黨成員）、學校圖書、教義小冊子、使用小型武器的手冊、在戰場上被聖戰者用於解決糾紛的伊斯蘭法律手冊和修正主義的歷史書。然而，在各種各樣的出版物中，雜誌也許是最重要的手段。通過雜誌，政黨已經明確地表達了意識形態上的指示，也試圖去為戰爭的意義下一個權威的和無可置疑定義。

蘇聯入侵阿富汗

據我所知，在蘇聯入侵後阿富汗不久，1980年政黨開始出版雜誌。從那時起，伊斯蘭黨發行了許多雜誌，其中使用不同的標題和各種各樣的語言（我親自查詢過，波斯語、普什圖語、阿拉伯語、烏爾都語和英語都是雜誌主要使用的語言）。

鑒於本文的目的，我將討論以下兩種雜誌：《沙法齊（Shafaq）》（《黎明（Dawn）》），月刊，1980年6月至1981年2月總共出版了12期；《司瑪伊沙希德》（Sima-yi Shahid）（《殉道者的形象（Imageof the Marty）》），最初發行於1980年11月至1982年3月。這兩本雜誌都由伊斯蘭黨文化事務部負責發行，但當伊斯蘭黨同意加入阿富汗聖戰者伊斯蘭聯盟之後，這兩本雜誌都停止出版，並與聯盟中的其他政黨合并其出版機構。

儘管《沙法齊》和《司瑪伊沙希德》有相似的布局和風格，但它們的內容完全不同。《沙法齊》的文章內容包含從政黨政策到《古蘭經》解釋等各種各樣的主題，而《司瑪伊沙希德》在很大程度上僅局限於殉道者的傳記和對待殉道者主題的文章。然而，儘管有這種差異，但很顯然這兩本雜誌構成相同意識形態組合的兩個方面，所以需要放在一起探討。

《沙法齊》

《沙法齊》有許多脫穎而出的特性，尤其是雜誌的內容。首先，最為突出的地方是採訪其它穆斯林國家的代表。幾乎在每一期的雜誌上，都至少會採訪1個大使或其他政府官員。在這些採訪中，最頻繁的國家代表是伊朗（6次），其次是巴基斯坦（2次）、印度尼西亞（1次）、埃及（採訪過1次穆斯林兄弟會的創始人哈桑·班納的同事）和蘇丹（1次）。這些採訪是有關世界政治事務的社論和評論，是與阿富汗衝突無關的日常政治事務。例如，典型的一期（1980年9/10月出版），有下列這些文章：

·「猶太復國主義者如何佔領耶路撒冷」；

·「戴維營協議的秘密陰謀最終將被揭露」；

·「薩達特對伊赫萬的反對猶如用火戰鬥」；

·「訪問阿亞圖拉·設拉子」；

·「你的兄弟在埃及苦苦掙扎」；

·「悼念希克馬蒂亞爾工程師伊瑪目霍梅尼——發生在德黑蘭議會轟炸事件之後」。

其次，《沙法齊》的第二個特徵是引用一些著名的伊斯蘭學者的著作，包括阿富汗尼、賽義德·庫特布、毛拉拿·馬杜迪和伊瑪目安薩里（有一個名為「伊瑪目安薩里的忠告」的專欄）。這些從最著名的伊斯蘭學者中選擇出來的著作，輔之以授權的符合伊斯蘭觀念和行動的匿名文章。在某種意義上，通過思考一期《沙法齊》中的文章標題（與上文引用相同），可以得知這些匿名文章所關注的範圍：

·「人類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界限上的立場」；

·「伊斯蘭盛宴的方式」；

·「什麼事伊斯蘭教？」；

·「安拉派對的自然邊界」；

·「伊瑪目阿布·優素福的觀點在轉變」；

·「產生多神論時，追隨你內心的願望」；

·「討論信仰」；

·「英勇女性的生活——阿布·伯克爾·西迪克女兒的虔誠行為」。

再次，《沙法齊》的第三個特徵是它對歷史的寫照。一般來說，如果有的話，《沙法齊》很少涉及加茲尼的馬哈茂德（加茲尼王朝的創始人）、庫沙爾·哈塔克可汗（與莫卧兒帝國戰鬥的詩人戰士）、艾哈邁德沙·杜蘭尼（18世紀杜蘭尼王朝的建立者，長期被尊為「阿富汗國父」），或者其他與阿富汗民族歷史有關的優秀人物。相反，伊斯蘭黨自身更關注宗教的歷史，特別是圍繞先知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發（其中，作為所有伊斯蘭國家抗爭的典範——奧馬爾政府是最普通的特徵）的生活。繼奧馬爾之後，很少有人注意到19世紀末之前的幾個世紀。19世紀晚期，賽義德·哲馬魯丁·阿富汗尼似乎是穆斯林政治意識重新復興的標誌。

此後，該雜誌的歷史觀點轉為熱衷於傳播其他激進的政治理論家和革命政黨，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和巴基斯坦的伊斯蘭促進會。在伊斯蘭運動中，這些組織因充當先鋒者的角色而受到稱讚，但不足為奇的是，雜誌對他們歷史特徵的關心遠不及伊斯蘭黨本身。

特別是，《沙法齊》強調伊斯蘭黨中的穆斯林青年會的作用。一個人在閱讀《沙法齊》時可以產生這樣的感覺，即所有的歷史都可以視為這個學生團體成立的前奏。與這一歷史觀點相一致的是，雜誌的大部分內容專門用於紀念穆斯林青年會的成就。通常，雜誌會通過引用已故領導人的語錄，如採訪倖存成員時用「我在這裡」，或記錄政黨早期的一些殉道者的聖徒傳記。

最後，必須提到《沙法齊》的一個特性是給予政黨領導人——工程師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以核心地位。無論哪一期，第1篇文章通常由希克馬蒂亞爾寫一篇評論。整本雜誌上都可以看到很多希克馬蒂亞爾的照片，如在難民會議上發表講話、在醫院看望受傷的聖戰者、問候一個來訪的外國政要和代表團。同時，還可以參閱到他的許多政治演講的文章，還有接見其他伊斯蘭國家的友好記者,他說的各種格言和口號也會放在雜誌的版權頁。

對於《沙法齊》，希克馬蒂亞爾貢獻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古蘭經塔夫希爾（Qur"anic tafsir，解釋）上的定期專欄。在本專欄中，希克馬蒂亞爾引用《古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聖訓（穆罕默德言行錄）中的短文，解決當前的政治問題，捍衛他的政黨在聖戰中的領導地位。在他引用的《古蘭經》中有關先知諾亞的章節（4：71），可以發現這種政治解釋的一個典型例子，其目的是為了說明一個正直的領導者（比如自己）在最終完成他的使命之前，經常會面臨曠日持久的阻力和受限的歡迎程度：

哈茲拉特·諾亞在他一生的950年里向人們發出召喚（dawat，達瓦特），但在他漫長的奮鬥生涯中[穆巴雷茲，mobareza]，他的追隨者僅裝滿了一條船。然而，最後，因為他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他和他的一些支持者都得救了，那些不相信他的人都被洪水所淹沒（《沙法齊》，卷1，7—8：7）。

《司瑪伊沙希德》（《殉道者的形象》）

20世紀80年代早期，伊斯蘭黨的第二本雜誌是《司瑪伊沙希德》，它主要致力於保存對那些殉道聖戰者的記憶。在伊斯蘭黨的意識形態領域，殉道者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雜誌暗示著政黨的意圖，即那些為政黨而犧牲的人將永遠被銘記。為了符合這一主題，每一期的《司瑪伊沙希德》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訃告和其他與殉道者相關的板塊。其中包括對個人的頌讚詩歌，還有與伊斯蘭殉道者有關的神學評論和公告，以及在未來世界中滿足條件的人可以期望獲得的獎賞。《司瑪伊沙希德》的另一個特點是包含許多照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總是前後封面插圖。通常，圖片中有穿著外套和打著領帶的年輕男子的，畫面中他們的臉被炸毀、噴槍、沾滿血漬，但眼睛卻堅定有神，通常和大肆渲染地彩色背景形成鮮明對比。

翻開雜誌，通常會發現首篇文章是有關個人的訃告，正面和背面會印上他個人的照片。這些訃告總是以歌功頌德的語氣書寫，包括與個人成長相關的早期事件，以及在他最後的犧牲中所傳達的生命的終極意義。封面故事後的每個訃告逐漸不太詳細，它是一些普通的殉道者（在政黨內沒有特殊職位的人），他們的訃告都附在大標題之下，如「殉道者的真理之路」、「為安拉獻身之道」和「源自真理路的玫瑰色壽衣」。

在這一部分，圖片經常會配有一段簡短的文字，文字內容包含個人的名字、父親的名字、居住地、一些簡單的生活細節和他殉道時的情形，最後或多或少地詆毀敵人和讚美伊斯蘭教的口號。這本雜誌的封底，訃告的最後一部分是獻給那些在衝突中死亡但沒有留下照片的殉道者。但是匿名的殉道者相對較少，因為大多數阿富汗人都有貼有照片的阿富汗或難民的身份證，因而雜誌經常會採用這些照片。

這些記錄暗含的組織原則是，一個人的地位是由政黨內的資歷和地位決定的。結果是，那些受到尊崇的封面照片總是年輕的學生領袖，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被政府監禁，或在1978年著手發動正式戰鬥之前死於獄中。前指揮官通常處於《司瑪伊沙希德》的第二個等級。最後，在雜誌的後面，將會為那些在戰鬥中死亡的普通聖戰者寫一些常規化和固定的話語。在整個過程中，最重要的不是戰場上所獲得的成就，而是為政黨所獻身，且越早越好。

因此，一個人在他去世之前5年里可能一直在前線忠誠地作戰，但是他在殉道者的排名中仍有可能排在僅參加穆斯林青年會幾個月的中學生之後，因為這些中學生被達烏德政府逮捕，然後當馬克思主義者掌權後在監獄中消失。

在評價《司瑪伊沙希德》的組織結構時，文章強調的是，訃告的組織不是一個抽象的問題。相反，它直接的政治意義是：政黨如何將自己呈現給人民；如何試圖控制阿富汗人告知戰爭事件的終極意義；以及通過這種方式，使人們可以思考阿富汗的未來，尤其是阿富汗的政治前途。對於阿富汗人，衝突帶來的好處微乎其微。他們所承受的痛苦也並未得到緩解。至少一百萬人已經死亡，成千上萬甚至更多的人終生殘疾，以及數不清的村莊遭到完全毀滅。

唯一的慰藉就是，從黑暗生活中解救出來的人們還存有一絲信念，他們的死可以得到回報。《古蘭經》中有如此承諾，因而他們還會加入政黨。事實上，早期政黨決定公開承認在衝突中犧牲的成員，這樣做似乎意識到殉道是一種有效的鞏固其政治權威的方式。畢竟，當政黨有權力決定誰是不是一個合適的殉道者時，誰想要挑戰政黨的權威呢？更進一步來說，通過將犧牲的聖戰者照片發表在雜誌上，並授予其倖存家庭成員以榮譽稱號（將犧牲者尊為神聖的殉道者），那他們還能向政黨的權威提出什麼異議呢？

在《司瑪伊沙希德》中關於紀念殉道者的文章，最後一點要考慮是涉及照片的使用。在這方面，重要的是要記住，絕大多數阿富汗人是文盲，因此基本上不受印刷宣傳的影響。沒有文字的照片成為政黨努力擴大其成員範圍的重要工具，這使原本僅局限於受過教育的年輕人（這是20世紀60年代支持政黨建立的主要來源）組成的政黨，擴展至一般的未受過教育的村民，而這些村民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曾經都通常對政黨保持懷疑態度。

戰爭殉道者的照片在這方面尤為有效，因為它們不是「關於」意識形態的內容。相反，它們是「關於」在戰鬥中死亡的親戚或朋友，這正是觀眾最渴望知道的事情：那些在戰鬥中死去的親人，他們喜愛像《司瑪伊沙希德》這樣的雜誌對親人的緬懷，實際上他們想知道的是關於殉道者的信息。他們為服務安拉而死，他們將進入天堂作為永恆的回報。

如果有人懷疑這個事實，他們只有諮詢雜誌的頁面去認識真理。對於政黨，這種紀念殉道者的行為直接或間接的帶來回報，即死者也證實了其生存狀態：具體來說，合法性的政黨是安拉在現世的仲裁者。從本質上講，殉道者的照片成為政黨權威的象徵，因為讀者看到整齊排列在雜誌上的照片，就可能想到，在審判日時，這些殉道者整齊地排列在安拉面前。因此在政黨追求政治權力的過程中，他們成為追隨者。

雜誌作為政治話語和組織的工具，在評價其意義時，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伊斯蘭黨幾乎是第一個組織（但不一定是最後一個）利用這種手段去實現其政治目的。相反，伊斯蘭黨出版雜誌的形式，阿富汗政府自20世紀20年代中期已經使用，當時它第一次出版商業性質的文學雜誌和政府部門的雜誌。對政府來說，出版這些雜誌的實際優勢之一是為世俗和宗教學校的畢業生提供了就業崗位。

關於這一點，伊斯蘭黨同樣在做，因為自1978年以來，超過300萬的難民逃往巴基斯坦。大多數的難民住在營地，平時做一些臨時工。然而，成千上萬的識字難民，包括前教師、學生和政府官員，都在期盼抵抗組織能提供就業崗位。自1980年以來，大量伊斯蘭黨和其他抵抗組織的雜誌、報紙和其他出版物一直發行，並對這一問題有一個回應。

在評估雜誌的意義時，另一個考慮的因素是雜誌在伊斯蘭黨和其競爭政黨大量出現中所扮演的角色。雜誌可以幫助政黨實現這一興起的目標，因為他們有一個固定的形態，而這是報紙和小冊子所缺乏的。雜誌的封面是吸引眼球的，紙張是光滑的，裡面的照片是清晰的：與其他的缺乏這些特徵的出版物相比，整本雜誌十分有分量。雜誌涵蓋了各種各樣的話題，且以這種方式不斷傳達政黨的絕對權威。採訪外國領導人的雜誌，也帶個人這樣的感受：即使政黨還沒有正式治理一個國家，但在世界事務中，它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對象。最後，雜誌通過連續的出版，獲得了額外的堅固性。事實是，通過閱讀雜誌，讀者確信出版物將會一直持續，它已經存在於過去，將來也會一期又一期的出版。

結論

在本文中，我主要闡述紙媒對現代阿富汗歷史的政治影響。首先討論了在阿富汗衝突的政治環境形成中，報紙所扮演的角色。我已經查閱了穆斯林青年會使用的小冊子，以及此方式在政黨興起初期起到動員作用，即一部分趨向傳統的年輕人開始疏遠左派極端勢力和保守的宗教領袖。從來沒有其他政治團體，如此成功地動員過青年人。

在埃及和巴基斯坦，注重意識形態立場的建立，穆斯林青年會則在小冊子和其他不太正式的出版物中收集這些觀點，並在喀布爾大學和中學的學生以及大多數省會城市中進行傳播。這樣做，他們不僅成功地告訴青年人另一種發展自己國家的方式，而且也將年輕的追隨者納入伊斯蘭革命的政治計劃進程中。

在演化的最後階段，我闡述了雜誌的重要用途。對於流亡政黨，雜誌被證明是其尋找政治控制和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工具。雜誌提供給政黨，例如伊斯蘭黨，一個重要的平台，以此來突出這樣的形象：政黨作為一個流亡政府，政黨的領導人作為政治家和世界的領導者。小開本的小冊子很容易藏在口袋裡，也容易秘密地進行手手相傳。但與這一特點不同的是，雜誌是開展政治宣傳的形式，旨在通過使用鮮艷的圖形和絢麗的書法來吸引觀眾的注意。雜誌通過使用大量的照片，尤其是殉道者的相片，試圖將政黨的影響力擴大到阿富汗民眾當中。而這些民眾既不識字，也對之前用於誘騙和說服的書面出版物極為反感。

阿富汗媒體革命的下一個階段涉及到電子媒體的使用。直到過去的十年里，電子媒體（主要是廣播和電視）已經由阿富汗政府所主導。但自從戰爭開始，伊斯蘭抵抗組織也涉足這一領域。最初是通過分發反政府演講的盒式磁帶，後來將廣播節目引入阿富汗，最近又通過使用攝像機，允許政黨向國外的電視觀眾表達他們對戰爭的支持，特別是對穆斯林世界的電視觀眾。這一歷史發展值得學者關注，同時這一演變將無疑使試圖在喀布爾建立政府的伊斯蘭力量軍隊開始利用報紙、電視和廣播等一切提供給他們的手段。

隨著這些變化的影響越來越明顯，這將便是成為有用的回憶，即阿富汗在大約兩代人的時間裡，實現了手稿文化向電子文化的過渡。從本質上講，歐洲社會的印刷革命開始於500年之前，而阿富汗的印刷革命僅開始於75年之前，因而印刷革命還沒有完全被大部分是文盲的阿富汗國家所吸收。

電子媒體

阿富汗的戰爭摧毀國內的教育系統，這是對國家未來人才的摧殘，因此部分地阻礙了印刷革命的進程。但是，一旦戰爭結束，印刷革命將無疑被電子革命所取代。然而，不管這個事實，現在控制這個國家的抵抗組織領導人，已經認識到紙媒對於他們事業的重要性。在戰爭期間，所有的阿富汗政黨（甚至那些由傳統的毛拉領導的政黨）都開始依賴報紙、小冊子和雜誌，以及其他種類的印刷材料，特別是教科書。所有的這些領導人都意識到紙媒的意義，無論是誰排在正在進行的政治鬥爭的第一位，勝利者都無疑會尋求抓住掌管紙媒權力的韁繩。

然而，不確定的是，在多大程度上保護控制電子媒體，阿富汗領導人將如同控制印刷媒體一樣，容易控制電子媒體。當學校重新開辦，伊斯蘭領導人肯定將會斷言控制課堂上使用的課本。他們也將對報紙、雜誌和書籍等出版物實行嚴格地控制。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當衝突在阿富汗停止，他們會有一個平等的權利來選擇聽哪些音頻磁帶或觀看哪些錄像帶嗎？隨著電腦逐漸進入生活（就像他們已經在白沙瓦的政黨辦公室），無政府狀態的計算機網路世界還會遠嗎？當衛星天線已經普遍存在於鄰國，喀布爾政府用什麼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路競爭？

目前，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不可知的。但可以肯定地說，在吸收紙媒革命帶來的改變時，像阿富汗這樣的國家遠遠落後時代的步伐。但是，當它們面對持續的新媒體革命時，卻不會相差甚遠。過去，阿富汗和西方在技術上隔絕狀態已消失殆盡。無論是伊斯蘭傾向還是世俗取向的新一代領導人，若想在戰鬥中成功贏取人心，且在統治中獲得廣大支持，他們都將不得不跟上媒體傳播的迅速變化進程。

論文原文

Edwards, D. B. (1995). Print Islam: media and religious revolution in Afghanistan.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171-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