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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與研究 走在不安的現實里,卻從不含混

人生與研究 走在不安的現實里,卻從不含混



上世紀的「經濟大蕭條」(1929-1933)是米塞斯對現實經濟思考的大背景。

人生與研究 走在不安的現實里,卻從不含混



《現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基礎》


編者:(美)埃德溫·多蘭

譯者:王文玉


版本: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8年10月


(上接B02版)


知識卡片

產生於19世紀的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主張個人主義的經濟研究方法論。他們相信人是擁有自由行動意志的對象,對個人經濟活動的演繹、推理可以說明錯綜複雜的現實經濟現象。


米塞斯和哈耶克進一步強調了人是複雜而自主的,而非可以操控的機械零件,他們的行動包含了許多無法觀察和計算的信息。干預和計劃政策因不能掌握這些信息而將走向失敗,同時可能傷害個人在市場上的自由選擇權利,乃至限制他們的自由空間。


但如何掌握這些信息?市場是一個學習和發現過程。奧地利學派將希望寄託於企業家在生產和交易中的探索和試錯精神。


學科 ???


經濟學處理的是現實世界

可熟悉馬克斯·韋伯著作的讀者都知道,韋伯雖然治史,但從不局限於故紙堆中,更不反對抽象理論,而是高度重視理性方法對研究的指導作用。雖然他與歷史學派的關係更親近,但在立場上完全倒向奧地利學派,甚至多次批評過施穆勒在國家概念上的陳腐認識。韋伯很早就讀過米塞斯的著作,頗為讚賞。米塞斯更是對這個前輩極為敬佩,兩人在一戰後才有機會碰面,相見恨晚。米塞斯甚至想過將韋伯的經驗方法用於自己的研究,更明確地反對德國社會科學家。後來米塞斯發現已有不少人用韋伯的術語建立起一套平行於經濟學的社會科學,即社會學,那才作罷。


不管怎樣,韋伯使得米塞斯相信,在社會科學中確實有一門完全與歷史不相干的獨立學科的存在,那就是經濟學。這門學科處理的是現實世界,而非理想世界,所以實證主義應該成為它的核心方法論。不管奧地利學派後來怎麼演變,至少在20世紀20年代,這是所有奧地利學派學者的共識,連向來立場曖昧的熊彼特也完全贊同。


也是從這時起,米塞斯開始深入研究貨幣和商業周期問題。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奧匈帝國已經瓦解,政治仍然動蕩,經濟凋敝衰落。米塞斯為奧地利賠償委員會工作,深知奧地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於貨幣問題。他組織定期的討論班,一同研究貨幣問題,哈耶克也是討論班的常客。從事後來看,遠在英國的凱恩斯也埋首於貨幣理論研究,這絕非偶然。這些思想家都沒有為戰爭結束而歡欣鼓舞,而是更多地從當前的經濟危機中感受到未來更深重的危機。


在這一階段,米塞斯思想上的敵人逐漸變成那些掌握財政大權的保守經濟學家,例如財政部長黑爾弗里希。隨著施穆勒的去世,歷史學派在德國式微,更多經濟學家開始接受英國新古典經濟學和邊際分析方法。但是新古典經濟學在貨幣問題上的認識,還停留在數十年前密爾經典著作的水平上。密爾是貨幣中性論的擁躉,認為貨幣發行不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影響,當時主流的德國經濟學家基本也是如此認識。

但是早就有人發現邊際價值理論與貨幣中性理論不一致。奧地利學派第二代的領軍人物維塞爾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提出一套以貨幣存量為核心的理論,被後人稱為「銀行學派」。維塞爾的思考可謂對錯參半,已經比新古典經濟學的貨幣理論前進了一步,但仍然無法徹底拋棄貨幣中性論、貨幣面紗論的約束。當時年輕經濟學家如熊彼特、希法亭等大多也追隨維塞爾。


論敵 ???


與凱恩斯的共識遠多於人們的想像


米塞斯的思考最早也是沿著維塞爾起步。在他早期著作如《貨幣與信用原理》中,仍然能看到一些維塞爾的影子。但是隨著米塞斯對經濟歷史和當下狀況的研究逐步深入,他不斷發現主流經濟學家或者「銀行學派」在經濟政策上的失誤,意識到自己必須擺脫「銀行學派」,站到另一派更激進且更邊緣的「通貨學派」中去。他一方面不斷地回到門格爾,用門格爾最基礎的邊際分析方法來反思貨幣的本質;另一方面,他也在研讀經濟史,鑽研早期法國經濟學家坎替隆的《商業性質概論》,堅定了「通貨學派」的立場。


當時的米塞斯並不知道,凱恩斯也正沿著相同的路徑,閱讀了坎替隆的書。米塞斯與凱恩斯不約而同地否定了貨幣中性論,而弔詭的是,兩人最終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政策主張。米塞斯堅定地反對墨守成規的政府干預貨幣,主張自由放任。而在另一端,凱恩斯對貨幣理論經過多年琢磨後,突然推出一套驚世駭俗的干預理論,即《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導致了經濟學歷史上又一場革命。


仔細推敲米塞斯與凱恩斯的貨幣理論,就會發現他們的相通之處遠多於我們的想像。他們在許多關鍵問題上都有共識,甚至在方法論上都不乏相似之處。只是因為整體方法論的不同,最終一個主張自由放任而另一個主張國家干預。凱恩斯並不是一個凱恩斯主義者,米塞斯也絕非大眾認為的單純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我們已經習慣以刻板印象來認識,這才會把米塞斯與凱恩斯列為經濟學光譜的兩極。


米塞斯與凱恩斯還有兩點共識值得思考。首先他們都認為學界高估了普羅大眾作出正確選擇的能力。在這一點上,米塞斯顯得很悲觀,也許與他多年來在奧地利絕望地觀察經濟政策有關。他深知自己無力改變社會,但仍然堅持寫作和辦討論班,儘可能地培養學生,保留獨立思考的火種。不管周圍環境如何變化,米塞斯堅持不變。而凱恩斯則要靈活得多。他具有英國人獨有的睿智,既然不能改變大眾,那就不妨利用大眾。所以不管證券投資還是財政政策,凱恩斯都站在一個高度實用主義的立場上來分析問題。


他們第二點共識,是對官僚系統的痛恨。米塞斯終身都沒有適應官僚系統,甚至都沒能適應大學系統。他在二戰期間流亡美國後,也並沒有與美國主流經濟學家有過多交往,只是擔任紐約大學的「訪問教授」,並從一家基金會領取工資。因此米塞斯也不必掩飾他對官僚系統的痛恨,在《官僚體制》等書中,他對官僚系統極盡嘲諷。


交往 ???


以決絕的態度捍衛自身的理念


儘管和凱恩斯一樣,米塞斯一直在懷疑官僚系統,但在1947年,米塞斯卻接觸了另一種官僚制度。他無意中參與了「朝聖山學社」,這個團體早在二戰之前就已成立,到了戰後,主導權逐漸落入哈耶克手中。但是哈耶克本身既沒有權力,也沒有資金。他受邀組織「朝聖山」,必須要做一些妥協,既邀請一些同情自由主義的政界商界人士,也邀請總體上支持他們主張的美國同行,這樣才能保證獲得資金,邀請他最希望參與的幾位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重中之重就是他的老師米塞斯。


此時的米塞斯已經離開歐洲多年。他到美國沒多久就遞交了入籍申請,成為一個真正的美國公民。他對不斷衰退、遏制自由的古老歐洲早已失去耐心。他回憶說,為了對抗極權主義,歐洲曾出現很多經濟改革計劃,他自己就參與過不少。但這些計劃無一例外都失敗了,因此他不再願意回到歐洲。


但在哈耶克的努力之下,米塞斯還是在1947年4月去瑞士參加了「朝聖山學社」的成立大會。那次會議匯聚了多國政要,還有德國貨幣改革之父奧伊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羅賓斯,剛以《一課經濟學》成名的黑茲利特,哲學家波普以及來自芝加哥的奈特、斯蒂格勒、弗里德曼等。從現在的視角看,這是一個傾向自由主義的陣容。


米塞斯卻不這麼看。他關心的絕不僅是每個人的一個總體表態,而是每個人言語思考中可能的干預主義傾向。因此當他在會場上不斷聽到諸如宗教在自由社會的價值、工會的作用和政府如何影響收入分配等論題時,終於拍案而起。絕大多數人都是複雜的,米塞斯當然不是不懂這個道理。但他仍然以這種決絕的態度來捍衛自身的理念,沒有絲毫妥協。


□梁捷(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


概念解釋


邊際分析方法


基本的經濟學分析方法之一,早期使用代表人物有傑文斯,以及奧地利學派的門格爾和龐巴維克等人。邊際即「額外的」、「追加」的意思,指處在邊緣上的「已經追加上的最後一個單位」,或「可能追加的下一個單位」,屬於導數和微分的概念,就是指在函數關係中,自變數發生微量變動時,在邊際上因變數的變化,邊際值表現為兩個微增量的比:如「邊際成本」,是增加一個單位所引起的成本增量;「邊際收益」,是增加一個單位所帶來的收益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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