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裕陵地宮到秘傳寶典：漫談乾隆帝個人的宗教傾向

《書劍恩仇錄》中乾隆對雍和宮大喇嘛呼音克利誘威逼雙管齊下，利誘是：

要是我封你做第三個活佛，去管一塊地方，沒人敢違旨吧？

威逼是：

這事只要泄露半點風聲，我把你雍和宮八百名喇嘛殺得一個不剩。

這雖是小說家言，卻和之前人們普遍認為的乾隆對待藏傳佛教的真實態度有關——早年論及乾隆帝對藏傳佛教的尊崇，學者往往引用乾隆帝親自撰寫的《喇嘛說》概括的「興黃教以安蒙古」的說法，主要從在政治上利用黃教（藏傳佛教格魯巴的俗稱）的角度詮釋和解讀乾隆帝對藏傳佛教的真實態度，乾隆帝在強調自己「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的同時，還言之鑿鑿地特彆強調「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

清帝中尊崇藏傳佛教的誰也比不過乾隆，這使得清代藏傳佛教的興盛，無論是從寺院的大發展還是在北京活動的喇嘛之多，在乾隆朝都達到了極盛。用上述政治利用來解釋固無不通，但卻未必全面。

上世紀70年代，乾隆裕陵地宮開啟，一個被各種佛教象徵圖像和藏文經咒所裝飾的「地下佛宮」呈現出來，讓人們在耳目一新之餘產生了新的思考。

上世紀80年代，三世章嘉呼圖克圖若貝多吉(1717—1786)的藏文傳記被譯為漢語，在這部由三世章嘉活佛親傳弟子土觀 ·洛桑卻吉尼瑪撰寫的著作中，首次披露了乾隆帝跟隨其灌頂上師三世章嘉呼圖克圖學修藏傳佛教的各種細節。

（三世章嘉活佛唐卡）

法國國家科學院東方文明研究所（CNRS）學者王微女士（Franciose Wang）指出，乾隆裕陵地宮金券所刻的陀羅尼經咒按照順時針方向排列正好符合一座靈塔自下而上各個部位所裝的陀羅尼，換言之，乾隆帝用藏傳佛教用來給靈塔裝藏的陀羅尼裝飾了自己的整個陵寢，將滿漢葬儀和藏傳佛教的葬儀進行了一個有機的結合。

（乾隆裕陵地宮）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外學者通過對清朝宮廷中建築、繪畫、塑像、法器等一系列物質文化進行了梳理和研究，進一步證實了乾隆帝的藏傳佛教信仰——其中的代表作是美國學者Partricia Berger教授的專著Empire of Emptiness: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空的帝國：清代中國的佛教藝術和政治權威》，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03年）。

2009年故宮博物院將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藏的一部來自清宮舊藏與藏傳密教瑜伽修行有關的圖冊整理出版，定名為《究竟定：清宮藏密瑜伽修行寶典》，這部秘傳寶典經研究就是乾隆帝的御用之物，其中的九十六式瑜伽修法屬於藏傳密教中的幻輪修法，與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所修的「演揲兒法」屬於同一個大類。

（元順帝的演揲兒法被污名化為房中術）

但是，由於元順帝的「演揲兒法」從《元史》開始，在漢地就已經被污名化等同於男女淫樂，而乾隆帝要儘可能將自己與之切割，在漢族士大夫和百姓面前塑造一個不佞佛不敬番僧的明君形象，所以他將自己的藏傳佛教信仰深藏不露，對外說的是《喇嘛說》中這樣我不信我只是出於政治目的利用的表述。

這種深藏不露還帶來一個意外的影響，部分改變了和珅和中堂的命運。

嘉慶初年，乾隆已經當上了太上皇，但是嘉慶帝還要每天早請示晚彙報，讓乾隆真正拍板做主。

某日，嘉慶帝與和珅一起朝見太上皇，只見太上皇忽而兩眼微閉，對兩人不理不睬，嘴裡念念有詞，嘉慶帝側耳傾聽，一句也聽不懂。突然，太上皇開口詢問：「其人何姓名？」和珅脫口應道：「高天德、苟文明。」太上皇又緊閉雙眼，口中喃喃念誦，嘉慶帝則一臉懵圈，完全莫名其妙。

待到退出之後，嘉慶帝「不恥下問」詢問和珅是怎麼回事，和珅倒知無不言，告訴皇帝說：

太上皇念的是西域秘咒，此咒法力無邊，能把千里之外的人咒死；奴才估計太上皇是在咒白蓮教叛匪的首領，所以就說了這兩個人名。

嘉慶帝聽後驚怖不已，一方面感嘆和珅對太上皇了解之深，遠勝自己這個兒子，欽佩之餘隱隱也有些妒意；另一方面嘉慶帝一聯想和珅能聽懂接話，自然也會此種咒語，對這個掌握大殺器的權臣更加忌憚。

所謂西域秘咒極大可能就是藏傳佛教的誅法，和珅和中堂因為知道得太多，給自己的脖子又多加了一道繩索，而嘉慶帝又驚又怕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間接反映出乾隆帝掩藏自己信仰所帶來的誤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