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索源，鉴往知来——冯天瑜新著《中国文化生成史》的学理价值（下）
来源：网络
文何晓明
作者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6年第10期，注释从略。
史学评论
寻根索源，鉴往知来——冯天瑜新著《中国文化生成史》的学理价值
何晓明
二 重要问题探析
《生成史》在一系列中国文化生成史重要问题的探析方面，取得可喜进展。下面取三例稍作展开，以求管中窥豹之效。
其一，关于中国文化的结构性特色。
探讨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特征、特色，是文化生成史研究的终极目标。英国人绅士风度说、德国人精确高效率说、美国人开放说、日本人善采异邦说、俄国人沉毅豪放说、中国人勤谨中庸说等等，均源于此。冯先生指出：「一种文化的承载和传递功能、认知功能、教化功能、塑造民族精神功能、意识形态功能，皆与文化的结构性特征相关联。因而探讨文化生成史，考析文化结构是必要的一途。」
立足于这一认识基础，冯先生详尽剖析了中国文化的如下结构性特征。
第一，伦理与政治始终未完成明晰分野，「内圣」与「外王」长期保持内在同一。
第二，「阳儒」与「阴法」虽理论宗旨殊异，但长期并存，互补共处，襄助皇权。
第三，「民本」与「君本」相反而又相成，共同组合成农业宗法社会政治思想的主体。
第四，「劳心」与「劳力」殊途发展，手脑关系从合一走向分离。
第五，「哲人之思」与「工匠之手」的结合被视为「小人之学」，严加贬抑。直到晚清以降，工业文明初萌，才有兼通中西、学贯文理的新士人，走上「哲人之思」与「工匠之手」的结合之路。
冯先生用动态的、有机的、发展的观点，论证了中国文化结构性特征的最大优长之处在于，其里结构（地理环境、宗法社会）与表结构（自然经济、皇权社会）是彼此般配、相互适应的，从而实现了文化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顽强的再生力，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未曾中断过的延续性文化类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表里协调，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与功能的整体性。」
冯先生同时指出，中国文化古典形态的这一优长，在近代遭遇了严重的挑战。传统的精神文明与日新月异的物质文明间不再丝丝入扣；而在精神文明内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遗传与变异，衍生出多种变化。这导致中国文化进入艰难、曲折的转型过程。一百多年来，思想领域一再发生的「古今之争」「中西之辨」，以及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冲突、变革和革命，都是这种文化转型的复杂表现。不过，冯先生依然相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文化古已有之的刚健自强生命机制，必将焕发青春活力。中国文化在新的经济一社会条件下，「通过对中外古今文化素材的融会、吞吐，一定可以实现结构与功能新的统一，达成可持续发展」。
其二，关于科举制度评价。
科举制度将周制的「选贤与能」同秦制的拔擢人才于社会底层结合起来，有效服务于皇权统治、社会管理、文教普及，被中外人士称颂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另一方面，千百年来，对于科举制度的质疑和批判之声，也不绝于耳。朱熹、顾炎武等人，均有极其严厉的贬斥之词。与此相反，对20世纪初年清廷的废科举制之举，梁启超曾认为是「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钱穆也称此举「铸成大错」。
冯先生认为，科举制度是自春秋、战国、秦、汉以来国家管理人才选拔制度的继承与创新。它的出现，有赖于以下历史条件：第一，北魏始行的均田制在隋、唐间得以推行，它摧毁了大族豪强的庄园经济，使得自耕农、庶族地主的力量壮大，并参与分享文化和权力。这是科举制度建立的经济前提。第二，科举制度维护了「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的山东士族、江南士族的利益，帮助他们通过科考获取政治地位，成为朝廷支柱力量。这又反过来使科举制度获得政治方面的保护。第三，在物质条件方面，魏晋以降，纸张普遍使用，简牍时代结束。书写、印刷更加方便，为百姓读书、参加科考提供了便利条件。第四，隋唐时代的经学大一统，为应考士人提供了必备的教科书，规定了法定的经义文本，使得国家统一考试具备了公信力的完备基础。
科举制度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其最重要的功能，是促成不靠出身而以考试入流的官僚阶层，取代世袭的封建贵族阶层，以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实现朝廷与平民的对接，「白衣卿相」，层出不穷，扩大了统治基础。正如余英时所论：「这样一种长期吸收知识分子的政治传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冯先生指出，科举制度当然有其缺弊。它的平等性「受到文化级差—社会级差的制约，是不争的事实」。此外，科举制助长「官本位」的膨胀，引导士人以经史为唯一学问，排斥科技知识，使之不入社会文化主流。这些影响的巨大消极作用，也必须予以足够的警醒与批判。
通过对科举制度的全面探析，冯先生特别强调，这一制度所体现的公平、公正、公开的选官规则精义应当重现辉光。我们在建立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时，「切不可数典忘祖，一定要认真总结并弘扬中华文化固有的选贤与能、政权向庶众开放的传统，抑制凭恩荫授权的世袭制流弊，消减令阶层固化、官民对立的危险。此为构建优质政治文化的要处」。
其三，关于「李约瑟悖论」的探讨。
众所周知，所谓「李约瑟悖论」，是中国文化史研究中一个重大悬疑问题，困扰学界已经整整100年。1915年，中国科学家任鸿隽在《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提出15世纪以前长期领先全球的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今试与人盱衡而论吾国贫弱之病，则必以无科学为其重要原因之一矣。然则吾国无科学之原因又安在乎？是问也吾怀之数年而未能答，且以为苟得其答，是犹治病而抉其根。」这一发问显然获得了世界性的呼应。德国韦伯、美国魏特夫、英国贝尔纳纷纷就此问题发表意见，但均语焉不详。1969年，长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里，提出连贯的三个问题：1.为什么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文明在运用自然知识方面比西方有效得多？2.为什么现代科学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发展起来，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得到发展？3.中国科学为什么长期停留在经验阶段？中国没能产生现代科学的阻碍因素是什么？
立足于丰厚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如此三问，构成著名的「李约瑟悖论」：既然中国能够创造超过西方的中古文明，为什么却未能实现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让西方在创建现代文明方面着了先鞭？
冯先生认为，这一悖论是李约瑟数十年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核心论题，「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逼近中国文化生成史的关键题旨而考析这一悖论，「是从古—今、中—西两大坐标系探求中国历史进路的较佳窥视口」。具体而论，产生「李约瑟悖论」的前因是，「相对自主的农户与农民、集权而开放的官僚政治、经验理性支撑的技术、较为宽容的儒释道三教共弘的精神世界，构成中古及近古时代中华文化元素的结构性优长，中国创造领先中古世界的经济及技术成就，基本原因正深蕴其间」。古代中国的制度性优势，又演化为障碍近代转型的劣势，此即「李约瑟悖论」的后因：首先，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态，拥有较为坚韧的抵御商品经济的能力；其次，强大而完备的宗法皇权政治，成为压制资本主义萌芽的巨石；再次，儒学占据精神世界的统治地位，教育与生产技艺相脱节，导致前近代中国文教蔑视科技，疏远社会经济；最后，在思维方式方面，近代科学借助的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实验方法，正是中国文化的短板。「总之，解求‘李约瑟难题’不仅需要探究经济、社会、政治层面的因素，还应当考析古典学术主潮的利弊，洞悉文化生成的机制性优长与缺失，这正是我们在开辟现代文明进路时必须展开的文化反思。」
三 未来走向前瞻
自司马迁以后，「述往事，思来者」即成为中国历代良史追求的最高目标。从人类史学发展的总体格局衡量，这是完全可以与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相提并论的经典理论成就。冯先生秉承中国史家的优良传统，「述往事，思来者」，特别点醒学人，「遥瞻前景是研讨文化生成史的题中之义」，「不可变的文化生成历程，指示着未来依稀可见的去向，‘神以知来’的依凭，正潜藏于过往历程秘示的趋向之中」。冯先生在新著的结语部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作出理性的、批判的、乐观的前瞻。相较于哲学的、思辨的视角，这种取历史的、社会的视角而展开的文化前瞻，为我们走向未来，提供了更为清晰、明了的认知参照和思想启迪。我以为，这是新著学理价值特殊珍贵之所在。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文化因何复兴、如何复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学术研究的热门。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方向安在，要义为何，切关宏旨，不可不辨。
冯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正如梁启超所言，是「老根上发新芽」，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是对中国文化原创动力的复归与超越。就此而论，今日中国首要「复兴」的，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为邦本的元典精义，使之新生转进，兼收并蓄，最终促成富强、民主总目标的实现。富强并非社会进步的唯一目标，却是基础性内容。富强绝不仅仅是技艺层面之事，实现政治民主方是富强根基。冯先生特别强调，严复当年慧眼识真，「中国弊病丛集，是因自由缺失，故求富强的根本点在于自由精神的发扬」，「这是严复的深刻之处」，今人当深思之。
在中国文化复兴的问题上，一部分持乐观态度的人士，热衷于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言说。而域外某些不友好势力，更从反面呼应此说，发出「中国威胁论」以危言耸听。冯先生详尽分析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复兴」的大势，认为今日中国的世界地位较19世纪、20世纪大有提升，然要达到汉、唐、宋时代的全球先进地位，尚待21世纪末叶以后，22世纪或许可期。因此，「中国世纪」说应该缓议。
「中国世纪」说应该缓议，其理由还在于：
第一，从现实社会层面审度，此说多存可疑之处。
第二，从国际战略言之，执着于此说也颇不明智。
冯先生认为，在近期（20年内）乃至中期（50年内），中国尤须关注的是：如何疗治「中等发达国家综合症」，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此期间，着眼于文化生成观察，冯先生特别提醒需要辨析的三大问题是：1.人口红利的保有问题；2.投资空间问题；3.带际战略问题。对照二战之后演出「经济奇迹」的德、日、韩发展历程，冯先生预计，中国今后二十年，恰值人均收入6000~20000美元阶段，保持中速发展在情理之中，可能比德、日、韩同期略快。中国将告别「高增长时代」，改革进入「深水区」，须用力解决以往积累的、潜伏在表象背后的诸多社会一政治难题，「这是对中国智慧的考验」。
对当下社会的弊病救治，是冯先生新著对未来中国文化走向预期的批判性基础。
关于「特权介入经济领域」这一国人激愤的普遍世相，新著指出，它「既与追求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一价值法则相悖反，也与追求正义、公正的社会主义精神格格不入，故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而姓‘宗法—专制’，是一种与现代文明反向运作的腐朽存在」，「不可任其坐大」。其解决之方是「重启改革」，「触动已成气候的既得利益群体，真正实现效率和公正的互动共进」。对于当下中国严重存在的「道器分离」「体用两橛」「灵肉割裂」等心理建设问题，《生成史》提出，激活三方面的珍贵资源，并努力使之融入大众的实际人生：第一，发挥「一天人，同真善」的中国智慧的力量；第二，发挥革命伦理中富于感召力的成分（如克己奉公、服务平民等）；第三，吸纳外来伦理的普适性内容（如博爱、人道、公德等）。总之，「充分利用传统的、外来的诸方面伦理资源，兼修内外，建构包蕴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双重内涵的公民意识。如此，伦理重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定然大有希望」。
进入近代以来，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展模式问题，始终困扰着东西方的巨贤大哲。黑格尔宣称，历史从东方始，至西方终，日耳曼就是文化的顶峰、历史的终结。福山也曾断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结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耸人听闻地提出：「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立足于对中国文化生成史的清醒认识，冯先生对此问题的看法是：
「世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文化生成是一个多元竞存、生生不息、永无终结的过程。」人类文化没有通用模式，在可能预见的时空范围内，也没有终结点。因此，黑格尔、福山、亨廷顿等人的看法都是有待商榷的。特别是亨氏夸张的文明冲突论，一方面承认文明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又竭力为西方中心主义招魂，实际上是陈腐的冷战思维的遗存，「国人切勿上当，不要重新坠入全球两极对抗的故辙」。
人类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文明冲突的唯一正确出路是文明对话。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有深广的传统资源，「既具备现代转化的潜质，又与人类共奉的普世价值声息相通，是中国文化以自尊而尊人、自强而谦逊的姿态与异文化对话的基本，也是外人乐于与我‘对话’的原因」。冯先生强调，既然中古以降，「文明对话」使中国吸纳了佛家的慈悲、基督的博爱；既然百余年来，中国智慧与西方智慧相互砥砺、彼此交融；那么我们就更有信心在未来的新世纪，与人类文明更加充分、更加深入地全面对话，「驾驭巨舟，升起云帆，在无垠的文明沧海破浪远航」！
章学诚当年有言：「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他以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为例，说明二者的区别：「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文化史研究的特定性质决定了其研究路向，只能是章学诚所谓的「圆而神」而非「方以智」。冯天瑜先生的《中国文化生成史》延续其数十年文化史研究的卓异风格，寻根索源，鉴往知来，理论愈加圆融，文笔更蕴神思。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先生以古稀之年，绝不假手他人，亲笔撰述。两轮寒暑，一盏青灯。其间几度住院，病榻之上，犹笔耕不辍。观者以为辛苦备尝，先生却自幸自乐。如此境界，高山仰止。笔者以为，这是其大著丰厚学理价值的坚实人格根基。后生小子，当深思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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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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