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桐碩

戰爭一旦開始，最大的課題就是怎樣結束。

「九一八」事變前夕，中日雙方雖然在東北小的摩擦不斷，但國民政府堅持不與日軍正面衝突，而日本內閣和軍部也嚴禁關東軍尋釁滋事，達成這種默契都是考慮到戰事升級後如何收場的問題。

當時日本關東軍與張學良的東北軍兵力比為1：20。日本參謀本部和陸軍省清楚關東軍的力量弱勢，如在東北引起震蕩，陷於經濟危機旋渦中的日本將騎虎難下；蔣介石攝於日本強大的國防動員能力，一旦日本大規模報復，被剿共鬧得焦頭爛額的他將無法招架。

九一八事變

石原莞爾的一場豪賭

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等幾個關東少壯派軍參謀不管戰爭怎結束，他們欺上瞞下，策划了一場豪賭。在他們那裡，沒有「冒天下之大不韙」這句話。

在上級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九一八」當晚500多人的日軍小分隊衝進有8000多名守軍的北大營，看似一場以卵擊石的自殺式進攻卻取得了令人瞠目結舌的豐碩戰果，趁著東北軍的「不抵抗主義」，關東軍當晚佔領瀋陽城，還要一鼓作氣佔領整個東三省。

《大日本帝國陸軍刑法》規定：「司令官無故向外國開始戰鬥者，處死刑。」

關東軍參謀們頂風作案，按理應該掉腦袋的。當軍部前來調查時，石原莞爾威脅道：「中央要是膽小的話，關東軍就是全體放棄日本國籍，改編為滿洲合眾國國軍，也要拿下全滿洲！」

石原莞爾可不是一介莽夫，相反他膽大心細，否則他後來也不會成為日軍中極其稀有的戰略家。他知道自己不會被鎮壓，因為吞佔東北是許多日本「愛國者」想做卻不敢做的事。日本的經濟危機令大量人口失業挨餓，將爭奪海外糧倉的思潮推向巔峰，石原莞爾的「滿蒙生命線」理論無疑迎合了這種主流民意。在軍方內部，同情和暗中縱容他們的人比例不小。

在一片「愛國主義」輿論的歡呼聲中，關東軍樹立起了為民請命的形象，這場「下克上」的嘩變便不了了之。日本政府起初還拒不承認「滿洲國」，並試圖繞開關東軍和國民政府談判。不久首相犬養毅被軍方刺殺，政府也只好順水推舟承認了「滿洲國」。

石原莞爾

石原莞爾：擁有對中國最致命的策略，卻沒能管住手下

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從瀋陽到盧溝橋，歷史沒有留白。

在這6年中，石原莞爾完成了三連跳，從中佐（中校）升到了中將，從一名關東軍的基層參謀進入軍隊中樞機構，升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權傾一時。

眼看「九一八」的發動者加官進爵，後輩參謀們分外眼紅，尋找機會爭取立功出人頭地。既然愛國可以壓倒一切，於是大夥一擁而上，罔顧軍紀，搞出了大大小小一連串「事變」，關東軍的勢力也隨之突破長城，滲透到華北。但石原莞爾卻不合時宜地澆了一盆冷水，發出「日本再戰必亡」的警告。

登高方能望遠。在這6年中，石原莞爾的職位一路升遷，也越來越清醒。他判斷：「如果開戰，很可能逼迫中國進行決戰，而到時要不要演變成持久戰，主動權握在中國手裡。」經他計算，即便日本把戰鬥區域限定在黃河以北也要耗費一半以上的軍需力量，所以當務之急不是擴大戰火，而是深耕東北，積蓄進行持久戰所必需的力量。目標清晰，而且實施步驟現實可行，石原莞爾的策略才是對中國最致命的。

石原莞爾可以堅持自己的思想，卻沒有辦法約束手下的軍官，就像當年他的上級也沒能約束他一樣。引發「中日全面戰爭」的導火線在嗞嗞作響，盧溝橋的槍聲終究還是打響了，石原莞爾的計劃化作泡影。石原莞爾不再是那個風光無限的「滿洲國戰神」，而成了一塊絆腳石。他受到東條英機排擠，轉入預備役，然後下放到大學去教國防學。

杉山元

日軍侵華戰指揮體系分析

如石原莞所預言，日軍深陷中國戰場的泥潭。

在國內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日本就被「七七事變」倉促地拉入了戰爭。日本決策層分化為兩派，一派主張一鼓作氣，一派主張慎重克制。因為之前沒有制定出具體的作戰計劃，下發的指令多數是兩派爭吵後做出的折中方案。這充分暴露出日本決策層的意見混亂。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時半推半就、拖泥帶水，與其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的表現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當時日本對戰爭目的和規模的理解是非常清晰的，不僅參謀本部，連現場的指揮員都牢牢記著。明治元老們當時都還健在，他們從幕府末年的亂局中突出重圍，理解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對戰爭分寸的拿捏比較好。

指揮甲午戰爭的是伊藤博文。為解決軍中派系間的對立，他設立戰時大本營，將海軍和陸軍、軍令和政令系統聚到一起統一調度，絕不允許任何吵鬧的聲音干擾計劃的制定。大本營準備了三種預案：如果海戰失利，日本退守本土；如果獲勝，則在中國登陸；打平的話，就在朝鮮半島和中國拉鋸。而在全面侵華戰爭打響時，陸相杉山元向天皇宣稱：「3個月滅亡中國」。天皇反問如果3個月解決不了呢，杉山元無言以對。結果光淞滬會戰就打了三個月。

伊藤博文以第一文官的身份干預戰事，把政治和軍事緊緊結合在一起，戰略為政略服務。但伊藤博文只是憑藉自己的資格和威望在辦事，沒有從制度上解決日本指揮體系的缺陷。隨著伊藤博文等一批明治元老退出政治舞台，留下了一個缺乏政治意志和戰略定力的日本。「二二六事件」之後軍部挾持了政府，剝奪了文官的話語權，拋棄了明治時代日本軍事上保守、政治上積極的傳統，把目的有限的戰爭拖入巨大規模的消耗戰。

縝密的計劃、清晰的目標和軍政一致的指揮體系是日本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取勝的主觀原因，而缺少這些關鍵因素的全面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註定失敗。

夠「愛國」就行了

當過程的意義就大於結果，戰爭就滑向了形式主義——打不打是態度問題，打得怎麼樣是水平問題。他們沒法關心會不會引起亡國的後果，只要當下夠「愛國」就行了。

這種脫離實際、不計後果的表現慾望在「昭和三參謀」之一的辻政信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在他1941年制定的進攻東南亞時間表中：「明治節」開戰，元旦拿下馬尼拉，「紀元節」攻下新加坡，「陸軍節」攻佔爪哇，「天長節」攻下仰光。他凡事都要連上一個日本的傳統節日，拿嚴肅的軍事行動來搞「獻禮」儀式。

日本在瓜達爾卡納爾島潰敗後，南洋戰局急轉直下，辻政信求助於自己的「精神導師」、已經退役的石原莞爾。石原莞爾為病入膏肓的帝國開出了最後一劑藥方：收縮至台灣和菲律賓一線保存實力。但是軍部沒有理會他的建議，死守「絕對國防圈」上的一座座孤島，170萬日軍命喪太平洋。

一個游離於國家政治目標之外，不受國家控制的單純武力集團，軍部利益的惡性膨脹決定了其暴走的性質。日軍就是這樣舉著愛國的大旗，把日本推向滅亡。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叫嚷開戰的「愛國者」們，不屑於做好如何結束戰爭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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