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桐碩

《黃禍圖》

不盡黃禍，滾滾而來

甲午戰爭結束的1895年，德皇帝威廉二世請人繪製了油畫《黃禍圖》，分別贈給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等幾個歐洲君主，後經大量印刷，成為歐洲家喻戶曉的藝術宣傳品。畫面左側是手持利劍的天使長聖米迦勒在向身邊天使和女神做動員，右側是騎著噴火巨龍的佛陀正呼嘯而來。在畫的一角，德皇親自題字：「歐洲各民族聯合起來，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顯而易見，天使長聖米迦勒代表德皇本人，他的周圍是歐洲諸國的守護神，右側那個洶洶逼近的東方民族呢？當時「中國威脅論」不像今天這麼有市場，「日本威脅論」倒是甚囂塵上。

日本在甲午戰爭中一戰成名，佔領了中國的遼東半島和旅順口，對俄羅斯遠東地區及德國在華勢力範圍構成威脅，不久，俄、德、法三國出面干涉，迫使日本還遼。而中國在甲午戰爭刺激下，越來越明晰地提出以日本為師進行維新變法，中日關係地回暖，令西方看到了一種可怕的前景：已經掌握了西方技術的日本，如果帶領人口龐大的中國進行擴張，則蒙古人席捲西方的「黃禍」必將重新上演。

日本在嫉妒和懷疑的目光中，走到了和沙俄劍拔弩張的地步。

筆杆子開闢日俄戰爭第二戰場

一邊是尼古拉二世對著牆上的《黃禍圖》籌劃著如何鼓動「黃禍論」來獲得歐洲的支持；另一邊是日本內閣數次召開對俄作戰會議，詳細研究國際形勢。

日本為應對白人社會的「黃禍論」再度爆發，搶佔國際輿論制高點進行密集的鋪墊。

首先，開闢用筆杆子征戰的第二戰場，全力對付西方必然興起的「黃禍論」攻勢。建立以柏林為中轉中心的對外宣傳網，用西方的方式、角度和內容撰寫了大量為日本辯護的「新聞通稿」，並且不惜重金在路透社、美聯社換取宣傳版面。

然後，保持中國的嚴格中立，避免中日聯盟會激起西方白種人的反彈，將日俄戰爭演變為"黃白"大戰。儘管中日關係正處於蜜月期，「聯日拒俄」也是大清國朝野上下的一致呼聲，可一旦中日聯手，勢必招致德法等國的干涉。日本極力向西方證明對中國軍事改革所給予的援助有利於維持遠東的和平與發展，而非針對西方。

浮世繪，日俄戰爭

日俄戰爭的媾和談判

日俄戰爭以日本慘勝而結束。儘管日本在戰前竭力淡化這場戰爭的種族色彩，但戰後的表現卻強化了這種不良觀感。

從這場戰爭的媾和談判開始，日本學界不再甘於平靜，他們沉醉於戰爭背後濃烈的種族意味並傳染給了全國民眾……

東京帝國大學的七名留歐博士負責草擬對俄媾和方案：賠款日洋30億，割讓包括庫頁島、堪察加半島在內的全部沙俄太平洋沿海地區。理由是日俄戰爭日軍死傷38萬（甲午戰爭的20倍），軍費17億日洋（甲午戰爭的10倍），依據甲午戰爭的收支比例，沙俄的割地賠款也要比甲午戰爭的中國多10倍以上。

消息傳到俄國，尼古拉二世震怒，撂出狠話：一個子兒也不給，不服的話我就調集歐洲的精銳兵力到東北繼續打。

而此時前線的日軍盡顯疲態，但日軍將領保持了清醒：因為戰場遠離對手的核心利益區，日本才得以取勝。日本的戰爭消耗已經瀕臨極限，若再起干戈，將前功盡棄。

最終還是美國當了和事佬，日俄雙方坐上了設在美國朴茨茅斯的談判桌。《朴茨茅斯條約》主要內容是：日本放棄戰爭賠款，沙俄承認朝鮮為日本的勢力範圍，將南滿鐵路和旅順的租借權轉讓給日本。

西奧多·羅斯福

日俄戰爭後的種族色彩

1905年9月，條約內容在日本國內一經公布，立即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這次日本雖然和甲午戰爭一樣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但收益率卻大不相同，即便是轉讓的那些「權益」在短期也還需要往下砸錢去經營。

巨大的反差讓日本的媒體難以理解，各大報刊發表了措辭極其強烈的社論：

屈辱！……我們死了那麼多人，花了那麼多錢，元老和閣僚們上下嘴唇一動，就不要賠款了？全是一群賣國賊！

而日本知識界呢，「七博士集團」為他們的媾和條件被拒找到了原因：日本迄今之外交，皆為英國保障遠東之守門犬。說整個事件是白種人的陰謀，英國利用日本打了一場代理人戰爭，和平斡旋是一個白鬼子聯合起來欺負黃種人的騙局。

更可氣的是，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為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民眾們的「愛國熱情」一點就燃，一下子燒遍了東京、神戶、橫濱等各大城市。遊行隊伍一邊要求懲辦國賊，一頭罵著「西洋鬼畜」，並打出「媾和條約撕毀，滿洲軍總進擊」的口號。東京的抗議民眾從日比谷公園集結出發，一路上包圍了美國了大使館，燒了教堂和內務大臣的官邸，後來乾脆把膽敢鎮壓愛國行為的警察局也一起燒了。這就是震驚西方的「日比谷燒打事件」。

整個日本社會被捲入這場「愛國大合唱」，聲部越來越多，調門越來越高。記者在叫嚷著愛國，扒手也叫嚷著愛國，從前線凱旋的軍神戰神乃木希典和東鄉平八郎自帶「愛國主義」光環，後方笙歌燕舞的藝伎館也掛起了「愛國主義」的招牌……

而在當時一片轟轟烈烈的對「賣國賊」和「西洋鬼子」的聲討中，伊藤博文站出來支持日俄媾和條約。

西化主義風潮沒落，武士道精神復甦

當時的外交體系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務實是最基本的原則。一味附和國內民眾所呼籲的強硬，追求脫離實際的外交目標，只會導致國家戰略失去彈性，增加崛起的代價。

日本政府為平息「黃禍論」精心布局，卻被「七博士集團」挑起的「愛國大合唱」打破。

比起戰前極力迴避「黃禍」的韜光養晦，日本知識界針鋒相對地提出了「白禍論」，將英美人罵為「鬼畜」。昨天的老師成了今天的仇家，日本知識界和思想界的高傲與墮落也促使日本與英美的反目。

在東西方互相妖魔化的激蕩背景下，明治初期掀起的西化主義風潮迅速沒落，傳統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經過明治維新的衝擊幾近解體，又在日本國粹主義的召喚下復甦。

日俄戰爭中日本的勝利鼓舞了亞洲民族的信心，無疑起到了為亞洲啟蒙的作用，但來之不易的勝利顯然給日本社會注射了過量的雞血。在這種「黃白」大戰思想土壤的孵育下，大川周明開始運用「文明衝突」理論來解釋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矛盾，提出要用東方的王道文明取代西方的霸道文明來建立世界新秩序；而石原莞爾發表了「世界最終戰爭論」，把未來的戰爭定位為以日美為中心的、為東西兩種文明的統一所進行的持久戰。

在冉冉升起的日本身上，西方人看到了令其忌憚的力量，再次掀起一場宣揚「日本威脅論」的浪潮，日本遭到國際的普遍孤立。

相關閱讀

日本自下而上的「愛國主義」狂熱（一）：橫衝直撞的大和魂

日本自下而上「愛國主義」狂熱（三）：暴走的武力集團愛國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