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臨終前寫下了什麼才能安心地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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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月底，宋慶齡被確診為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這時傳來消息，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決定授予她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對於此事，維多利亞大學十分重視。

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在校園以外的地方授贈學位。5月初，維多利亞大學的校長率領相關人員專程遠道趕赴北京。這時的宋慶齡已經多日卧床，一直發著高燒，身體十分虛弱。"

考慮到她的健康狀況極差，有關部門建議，請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代表她接受學位證書。出於對遠道而來的貴客們的尊重，宋慶齡拒絕了這個好意，堅持要自己接受學位。

大家見狀，只得又勸她在家裡接受學位，以免路上的顛簸。對此，宋慶齡依舊沒有同意。在她眼裡，這不僅僅是她個人的事，更是國家的事，她堅持要去人民大會堂出席儀式。

按照儀式安排，在接受學位以後，宋慶齡還要發表講話。由於擔心身體實在支撐不住，在大家的勸說下，她在自己的寓所，用英語事先錄製了答辭。工作人員找來3台錄音機，同時對宋慶齡的講話進行了錄製，然後逐個放給宋慶齡聽。她從中確定了一盤效果最好的。

由於病勢日漸沉重，宋慶齡已經不能像平時那樣乘坐自己的轎車了。工作人員為她準備了一個裝有4根活動提把的輪椅，並且借了一輛後開門的旅行車。

5月8日，宋慶齡被扶上輪椅。工作人員用提把將輪椅平穩地抬上車。汽車緩緩駛到人民大會堂，宋慶齡就這樣坐著輪椅來到了大會會場。

樂隊高奏中加國歌，身著大禮服的維多利亞大學校長霍華德·佩奇博士親手將學位證書交到了宋慶齡手裡。佩奇校長致辭後，宋慶齡沒有允許工作人員播放她錄製好的講話，而是臨時找來一份中文稿，親自用清晰流利的英語致答辭。20分鐘的演講精彩而得體。

她說:「我接受這一學位，不是為了我個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們對中國人民的崇敬和友誼的象徵。」她溫和燦爛的笑容，雍容大方的舉止，使人無法想像她正在重病之中飽受煎熬。

在場的人們不會知道，這已經是她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場合。儀式圓滿結束，宋慶齡卻沒有力氣坐回輪椅上。她被安置上擔架，用救護車送回了後海的寓所。

當天晚上，宋慶齡雖然卧病在床，但她仍按照禮節，在樓下的大餐廳舉行了家宴，款待加拿大客人。有關部門安排北京飯店的一些同志參加宴會的服務工作。對這些同志來說，這是他們應當做好的份內工作，是理所應當的。

然而，病勢沉重的宋慶齡沒有忘記對同志們表示自己的感謝。5月11日，她在病榻旁口述，請秘書代筆給北京飯店寫了一封書信。她在信中寫道

「5月8日在我接受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贈給榮譽博士學位時，讓你店部分工作人員也辛苦了。他們(副經理、科長和幹部、炊事和服務同志們)來到我家為宴會辛勤勞動。

為此，向他們致謝。5月8日的宴會，得以順利完成，外賓歡欣地告別，有賴於你們所出的一份力量。我特地致謝並祝你們的業務在世界上贏得好評。」在這頁信紙後，她還專門附了一份名單，仔細地開列了參加服務工作的18位同志的名字。

1981年5月12日清晨5點，病危中的宋慶齡突然掙扎著從床上坐起來。她對守在身邊的保姆仲興寶說:「扶我起來，我有事要做。」兩個服務員攙扶她到了書房。

她請仲興寶幫她準備好筆墨。原來，她心裡還惦記著自己曾經答應過鄒韜奮的夫人沈粹縝，要為《韜奮手跡》一書題寫書名。

她慢慢地坐下，凝聚起全身的力量，勉力寫了一幅。但由於身體虛弱，手抖得厲害，寫出來的效果不夠理想。於是她就堅持著又寫了一幅，以便沈粹縝可以選用。

好不容易寫完了兩幅字，宋慶齡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躺到床上，口裡喃喃著:「我現在放心了。」這是她一生中最後一幅題詞，為朋友完成的一件事。

也就是在這一天，宋慶齡請工作人員安排一次宴會，她要專門酬謝精心護理她的醫護人員。宴會結束後，仲興寶到樓上卧室向她報告情況。

宋慶齡躺在床上，拉著仲興寶的手說:「這一件事，我總算稱心了。」病重的她，在生命的終點來臨之際，仍然不忘感謝同志的關懷，履行朋友的囑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