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樹斌匆忙被槍斃，是為了取腎移植？洪晃有話說！

來源：南都周刊

聶樹斌的姐姐。資料圖

洪晃，中國互動媒體集團CEO，《世界都市iLOOK》雜誌主編兼出品人。

2014年12月16日，我正開車去參加一個活動，接到一記者的電話，跟我講述了網路上狂傳聶樹斌被匆忙槍斃是為了取腎給我母親（小編註：章含之，中國著名外交家、翻譯家、作家，2008年病逝，享年73歲）做腎移植。我渾身頓時木了，勉強把車停在路邊，問清楚狀況。這種事情是令人髮指、毛骨悚然的，更何況當謠言把罪惡栽贓到親人身上。我沒有遇到過這種事情，真的有點懵了。

鎮靜下來，我決定還是回答這個記者。因為不僅她需要答案，我也需要答案。這是我回復記者的簡訊：

「我母親的確換過兩次腎，她是1995年得腎炎，透析一年多以後換腎。第一次換腎是在北京朝陽醫院，第二次是7年以後在上海長征醫院。兩個醫院沒有透露腎源。我作為個人一直非常關注聶樹斌的案件，期待案件有公正的結果，期待一個依法治國的中國。」

因為我媽媽是1996年換腎，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回答，我媽媽換腎所採用的器官與1995年被執行死刑的聶樹斌無關。然而這並不說明我不用反思整個器官移植的過程。媽媽兩次換腎，我們都不知道腎源是哪裡，更不要說是誰的。

作為病人和家屬，我們只是慶幸在需要移植的時候，能夠及時找到匹配的器官。我們從來沒有參與尋找匹配的器官，也沒有打聽過器官的來源。這一切都是醫生安排的。

而我們為什麼不參與、不打聽，是因為我們有一種感覺，這個過程可能我們不想知道，可能很恐怖。所以雖然我肯定我媽媽的腎移植與聶案無關，但是我不能肯定她的腎移植跟王樹斌、張樹斌或者其他死囚無關。我們都得了選擇性道德麻木症。

如果我們要談器官移植，那我們必須談一下中國刑法下死囚的權利。哪怕這個死囚不是錯案，是一個血債累累的殺人犯，那這個犯人有權利嗎？死囚的器官使用有規定嗎？需要家屬同意嗎？還是斃了就可以器官隨便用？死囚對自己的器官如果沒有任何權益，那又有哪些法律條款能夠保證中國的死牢不是器官移植的提取庫？

質疑器官移植的病人是愚蠢的，因為我相信中國不可能只有一個章含之作了器官移植。質疑醫生也是愚蠢的，中國只有280萬名醫生，除了已經被病人家屬在走廊里殺死殺傷的之外，我們真的還要質疑這些中國健康最稀有的資源嗎？那我們質疑誰？

去追尋聶樹斌的腎移植到誰的身上沒有意義，去追究聶樹斌錯案的原因來完善中國的司法制度則是有意義的，是唯一能防治更多冤案的措施。如果聶樹斌的器官真的被移植採用，那麼其他犯人呢 ？固然聶可能是冤案，那如果不是冤案的死囚的器官被任意採用呢？我們要不要保護死囚的人權以及他們的器官？

這是我當年作為病人家屬不敢面對的問題，這裡面涉及到太多道德問題、利益問題、親人的生死問題，這些問題的沉重有時候是難以接受的，所以當社會的「惡」給我們帶來利益和方便，我們選擇合十，說一聲阿彌陀佛，感謝老天爺的厚待。而對於「惡」，我們假裝看不見。我媽媽換腎的過程中，這的確是我們的行為。

我對散布謠言的人不感興趣，因為他們的目的我永遠不可能知道，也許跟章含之和我根本沒有關係，這些也不值得我浪費時間去揣摩，更不值得去起訴。

但公眾和媒體對這件事情的態度讓我吃驚。沒有人去探討中國司法問題，沒有人詢問中國醫療制度中器官移植的細節，所有人像當年除四害、打麻雀一樣衝到我的微博上，敲鑼打鼓地高喊：「腎哪？」

對我來說，這是中國社會最無知、愚蠢和恐怖的一面，這比暴君、不公正的司法等等都恐怖，這是中國社會永遠不能進化到公民社會的原因。

因為有這種群氓，法治的公民社會總是跟中國社會擦肩而過。群氓的社會對公正不敢興趣，他們對所謂公正的關心是偽的，是一種發泄和自我安慰。群氓的社會是自私的，愚蠢的。在承受了長時間的不公之後，這種群體只需要找幾個「罪魁禍首」出來，讓大家發泄一下，批鬥鞭屍，這種群眾運動實際上是一群長期受虐者的變態的狂歡。

這種狂歡在中國有隨時爆發的可能。狂歡後，這個社會可以立刻回到打醬油的狀態，沉默地忍耐著下一輪的暴力和不公，一直到下一個「罪魁禍首」的誕生。中國要依法治國，每個人必須從受虐者變成公民，這不是單靠政府就能完成的，而是這個社會每一個人都要自我完成的—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員都必須開始關注我們的權益，包括死囚的權益。

這個權益，好像叫人權。

原創技術美文

原創科海觀瀾

戴世強專欄系列

科壇春秋（2015上海十大科普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