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思想史：先秦兵書之《六韜》中國戰略思想史第三十六課

作者|鈕先鍾，著名戰略思想家、學者

來源|《中國戰略思想史》

《六韜》是著名古代兵書，也是武經七書中之一種。雖然隋書經籍志題「周文王師呂望撰」，但誠如章學誠所云：「古未嘗有著述之事」，[註：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顯系託名，其真正作者已不可考。因此，該書成於何時，以及是否為先秦古籍，也就引起很多猜測。北宋何去非首先表示懷疑，南宋葉適遂斷定其為偽書。後世學者也大都認為它是偽書，應無疑義，但究竟偽在何時又還是有各種不同意見。直到七十年代初，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與河北定縣漢墓中掘出有關《六韜》和「太公」的竹簡後，始真象大白。

兩地漢簡都有《六韜》之文，均不見《六韜》之名，說明西漢時，大概署名太公的書均稱「太公」，而尚未有《六韜》之稱。兩地漢簡均有與今本相同的篇題和內容，又有許多不見於今本的篇題和內容，顯示今本並非全佚，只是漢代本的一部分。[註：《中國兵書通覽》，p．83。]

據專家考證，漢墓的埋葬時間可能在秦楚之際或漢初，簡書書寫年代應在埋葬之先，而成書年代又自必在書寫年代之前。所以，《六韜》應該不是秦漢以後的偽造品，而是先秦時代的遺留物。至於是在先秦那個時代，則還是尚待研究。不過從書的內容上來分析，則似乎認定其為戰國後期的產品比較合理。主要理由是該書有對儒、道、法、墨諸家思想兼收並蓄的趨勢，足以顯示其成書頗晚，在各家之後。[註：《中國兵書通覽》，p．118。]

關於《六韜》的著錄，以往認為漢志無《六韜》，隋志始加以著錄；又或謂漢志儒家類的「周史《六韜》即今本《六韜》。這都是不正確的。事實上，漢志著錄有《六韜》而無《六韜》之名，即包括在道家類「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即其中的「兵八十五篇」。《六韜》內容多道家言，漢志將其列入道家類也非無理。史記稱「太公兵法」，漢志稱「太公兵八十五篇」，兩地出土之漢簡上也均未見《六韜》之名。最早記載《六韜》書名的文獻是三國志，由此可知東漢之後，《六韜》之名才開始流行。到唐魏徵等修隋志時，始首次在書目中著錄為「太公六韜」，遂沿用至今。

關於《六韜》的篇目，漢志著錄為八十五篇，今本（即武經本）則為六十篇，二者相差二十五篇。現在所看到的兩種漢簡本，和唐寫本殘卷中的篇題和內容有與今本相同者，也有不同者。後者可能是屬於另外的三十五篇，其全部內容已在流傳過程中喪失，又或為宋代頒定武經時所刪除。不過，就現存部分而言，《六韜》的內容還要算是相當完整，其價值也比那些殘書較高。

今本《六韜》共分六卷，即一韜為一卷，每卷篇數多少不一，共為六十篇。茲分述下：

（一）文韜：文師第一，盈虛第二，國務第三，大禮第四，明傳第五，六守第六，守土第七，守國第八，上賢第九，舉賢第十，賞罰第十一。

（二）武韜：發啟第十二，文啟第十三，文伐第十四，順啟第十五，兵道第十六，三疑第十七。

（三）龍韜：王翼第十八，論將第十九，選將第二十，主將第二十一，將威第二十二，勵軍第二十三，陰符第二十四，陰書第二十五，軍勢第二十六，奇兵第二十七，五音第二十八，兵征第二十九，農器第三十。

（四）虎韜：軍用第三十一，三陣第三十二，疾戰第三十三，必出第三十四，軍略第三十五，臨境第三十六，動靜第三十七，金鼓第三十八，絕道第三十九，略地第四十，火戰第四十一，壘虛第四十二。

（五）豹韜：林戰第四十三，突戰第四十四，敵強第四十五，敵武第四十六，鳥雲山兵第四十七，鳥雲澤兵第四十八，少眾第四十九，分險第五十。

（六）犬韜：分合第五十一，武鋒第五十二，練士第五十二，教戰第五十四，均兵第五十五，武軍第五十六，武騎第五十七，戰車第五十八，戰騎第五十九，戰步第六十。

從其編目上來觀察，即可發現《六韜》是一本內容非常複雜的書。清朱墉認為這本書是「規模闊大，本末兼該」似乎也非過譽。[註：朱墉：武經七書匯解。]全書組織也很合邏輯，從治國平天下的大戰略，一直說到戰術戰鬥的細節。每一卷「韜」都有一個概括性的主題，而卷中各篇又都有一明確的子題，即討論某一特殊問題。從現代的眼光來看，它可以算是一部軍事百科全書，把戰國時代所有的一切軍事知識都包括在內。各卷的主要內容可概述如下：

（一）文韜：討論治國用人的平時大戰略。

（二）武韜：以戰爭準備和軍事戰略為主題。

（三）龍韜：著重軍事組織，包括人事、情報在內。

（四）虎韜：討論各種天候地形條件之下的戰術。

（五）豹韜：討論各種不同的特殊戰術。

（六）犬韜：討論各種部隊的指揮與訓練。

基於以上的概略分析，可以了解《六韜》中的後三卷完全是屬於戰術層次，對於戰略思想的研究，幾乎沒有什麼關係，所以大可存而不論。至於前兩卷則顯然屬於戰略層次，而第三卷（龍韜）也與戰略有相當關聯，換言之，在這三卷中可以找到若干有價值的資料。

在文韜的第一篇（文師）中，對於政治的原理，作了一種開宗明義的宣布：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這是一種光明正大的民本主義，文中提到仁、義、德、道、利五種觀念，可以顯示這本書在思想上是同時受到儒家、道家、墨家的影響。

第二篇（盈虛）說明君主治國之道：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

可見《六韜》的基本觀念與《尉繚子》頗為相似，即重人事而不重天命，這也可以想見其成書之時也許很接近。至於賢君之德又應如何：

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也。

第三篇（國務）說明國之大務：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

此種愛民主義顯然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而假使這本書是成於戰國末期，也就適足以表示其為對法家思想的反彈。本篇又云：

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己物，此愛民之道也。

以上的描述與當時諸國的實際情形可說是恰好成強烈對比，足以顯示作者憤世嫉俗，無限感慨的心情。

第四篇（大禮）中更提出為政應尊重民意，俯察輿情的要求：

大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日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蔽矣。

第五篇（明傳）虛構文王寢疾時，希望能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

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這一段被原作者視為重要的「至道」，顯然是出於道家的思想。

第六篇（六守）提出兩項觀念，即「六守」與「三寶」，並說明失國之理由：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谷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完則國安。

所謂「六守」也就是用人的六種標準，不必再解釋，但「三寶」卻可算是新觀念，而且在先秦其他古籍中也無與此相同的說法，在經濟方面主張農工商三者並重，似乎是《六韜》的創見，比荀子和尉繚子還要更進步，因為他們只主張重農而不輕商，而《六韜》則主張農工商三者並重，尤其是重工的觀念更是前所未有。這又可以暗示《六韜》是成書於工商業已經相當發達的環境中。

第七篇（守土）有兩個觀念值得注意。其一是強調一切行動都必須乘早，遲了就會來不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原則，法國現代戰略大師薄富爾將軍對此曾一再強調，他說：「過去一切失敗經驗可歸納為一字，太遲……戰略的要義是預防而非治療。」[註：鈕先鍾：戰略研究與戰略思想，p．174。]《六韜》則用比喻來說明：「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其次，又指出：「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為仁。」這在戰國時代是一種獨樹一幟的見解。幾乎所有的書都只確認富國為強兵的基礎。但《六韜》中並無強兵之論，反而強調不富無以為仁。這也就是認為仁政應以均富為基礎，代表儒家的傳統思想。

「文韜」（第一卷）實為《六韜》精華之所在，其所論均為為政之道，也就是平時安邦定國的大戰略。嚴格說來，是超出一般所謂兵書的範圍之外，這也正是這本書的特點。第一卷還有其餘的四篇，因無太多重要性，在此不擬加以分析。

《六韜》第二卷為「武韜」，一共只有六篇，比其他各卷都較少，似乎其內容是有佚散。而「兵道」一篇在武經本中原列在第一卷內。但《中國兵書通覽》則將其列入第二卷。以邏輯而言，該篇列入第二卷比較合理，今從之。[註：《中國兵書通覽》，p119。]

在第二卷中比較值得重視的部分可簡述如下：

第十二篇（發啟）是代表典型的道家思想：

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這也和孫子所謂「無智名，無勇功」的觀念有所暗合。

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這也可能是導源於孫子所謂「鷙鳥之擊，至於毀折者，節也」的觀念。

第十三篇（文啟）中又有：

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為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

以上所述都含有濃厚的道家色彩。

第十四篇「文伐」在《六韜》中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篇。「文伐」是《六韜》所首創的名詞，其意義為用各種不同的非軍事性手段來打擊敵國。孫子所謂「伐謀」，「伐交」，事實上都可以算是「文伐」。這一篇對於「文伐」的方法曾作詳細的討論，共分十二節。概括地說也就是使用各種陰謀來減弱敵方的國力，破壞其團結，妨害其政務。對於十二節的內容不必細述，因為那都是世俗所熟知的方法，例如賄賂、美人計等。但這種觀念的本身卻值得重視，因為所謂大戰略的運用本來就是以非軍事因素為主。如能以非軍事手段達到目的，則又何必使用武力。進一步說，「文伐」也可作為發動戰爭的準備，「文伐」若已奏效，則也就能夠「勝於易勝」：

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第十五篇「順啟」可略而不論，但第十六篇（兵道）則有值得研究的部分：

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兇器，不得已而用之。

這一段中最難懂的就是「一」字，用現代術語來解釋，即為「主動」。簡言之，用兵必須保持主動，然後始能獨往獨來，「致人而不致於人」。在此提到「黃帝」，也說「兵為兇器」，可以證明《六韜》與《尉繚子》在思想上有相當的淵源，很可能為同一時代。

本篇最後，說到「外亂而內整，示飢而實飽」，這也就是孫子所說的「詭道」，至於「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無異於照抄孫子的「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成也」。（九地）

《六韜》除第一、第二兩卷外，其他四卷對於戰略思想所能提供的資料非常有限。唯第三卷（龍韜）中有兩篇值得分析。其一為「論將第十九」。在此篇中提出「五材十過」之說：

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

《六韜》論將雖與《孫子》只小有出入，但似乎比《孫子》還更較精密。其最顯著的差異為《六韜》把「忠」列為必要條件之一。這也可以暗示時代的差異，到戰國末期，各國多用客卿，所以「忠」當然成為一個重要條件。本篇結語說：

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

很容易看出來這又是抄襲《孫子》。

其次為「軍勢第二十六」。其中有云：

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刀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備者，非上聖也。智與眾同，非國師也，技與眾同，非國工也。

就思想而言，這又還是出於《孫子》，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句，這可能是古代兵書首次提到「技術」，而且還有所謂「國工」之稱。

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秧。

非常有趣味，《六韜》不僅模仿《孫子》，而且還照抄《吳子》。這又可以證明這本書成書較晚。

總結言之，《尉繚子》和《六韜》都可以作為戰國末期戰略思想代表。他們都受到前代或同時著作的影響。比較言之，《尉繚子》受法家影響較大，而《六韜》則受道家和儒家影響較多。《尉繚子》比較偏重軍事，《六韜》雖然大部分內容也是屬於軍事方面，但其對於為政之道（平時的大戰略）所發表的意見。則代表民本主義的正統儒家思想，可謂曲高和寡，有超時代的意義，非常值得推崇。誠然，這兩部書的真正作者為誰，迄今仍無定論，但其在戰略思想史中的地位仍應獲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