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聶樹斌案平反在大清會是個奇蹟？

清代審案圖。

作者 馮翊

聶樹斌沉冤得雪，輿論歡呼。冤案自古以來就平反不易，而今昭雪，的確可喜。譬如在清代，則更屬現象級的勝利。

在清代，類似聶樹斌案這樣的冤案，幾乎很難通過正常渠道發現。

清制，徒罪以上的案件，需經五道審理、核查，先要州縣初審，而後往上遞轉，經府、道、省、刑部到皇帝處終審。

冤案之冤，當始於州縣。往上一級，冤可伸於知府。然而對知府來說，「獄貴初情」，初審口供是判案基礎，若無新證據，常常懶得推翻前案。何況，知府亦無意與知縣過不去，有時還主動提醒其不必太認真。

譬如道光末年，貴州安順府知府接到清鎮縣某民人的冤詞，見該案還在審理，遂去信知縣必須親提審訊，後者很認真地做了答覆，不料知府回信說，親提審訊不過是他的「妄言」，如果逐起親提，那還不累死？他提示道，若「提質子虛，而刁民之反坐不難矣」，期待反坐原告結案，落得輕鬆。

除非案涉大逆，或者上級嚴令飭查，否則知府很難下決心再審，如若翻供，就會動用嚴刑，逼迫原告承認初審結論，而後連同修改過的口供一併移交按察司，後者再審擬意見。

因科層帶來的懸隔，按察使沒法從文牘中感受命案現場，更聞不到逼供的血腥味，審擬意見看起來更像是在被精心修飾的判詞與口供的監視下引律而定，況且，包括督撫在內的高官，亦無意從修辭中突圍，有時甚至會對文件再做修改，再往上報。

雍正帝曾批評說，這些「精心鍛煉」嚴重違背「欲必得其情」的本意，根本目的在於免去不必要的行政麻煩特別是三法司的駁回，只求儘早結案。

然而，官員結案心切，不難理解，地方官三年一任，若無未完成的命案盜案，考成時則可被督撫定為「卓異」，從而升職，反之，輕則罰俸，重則降級。

在這種利益驅動下，刑部以下正常的伸冤渠道往往被堵死，留下一筆又一筆糊塗賬。伸冤，小民只有一條路：京控，繞開層疊的官僚機器，直接赴京遞送御狀。

清廷亦意識到民眾的需求，自乾隆朝中後期起，建立京控制度，旨在平反冤獄。

清廷規定，民眾的訴狀可遞交給都察院，後者再擇狀遞交給皇帝，而後再發回案件所在地，督撫再交由專審京控案的發審局，審完再往上走程序定案。

發審局直屬督撫，其中人員由知府主導，調派當地幕友以及其他知縣充當局員，若能及時清理積案，局員會有遇缺即補，升職記功的獎勵。譬如道光十七年，保定府知府姜梅審完京控、省控大小案件382起，經直隸總督琦善保奏，官升一級。如果表現不佳，拖延怠慢，則有開缺緩補或開除出局的處罰。

局職與追求審案數成為進身之階，弊端顯而易見。為求案件速結，審案官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刑訊逼供。

同治年間，御史裘德俊曾指出，發審局員「無論是非曲直，必逼令原告之供，與原案適相符合」。而逼供手段之殘毒令人髮指，咸豐時任按察使的段光清，曾提及一段局員與原告的對話，審案官問：我出一對「君子懷刑」，爾可對之。對曰：禽獸偪人。段光清慨嘆原告以禽獸喻官員，又光緒時，陝西多見原告死於獄中事件，足見酷吏之酷。

原告更感絕望的，也許還不是嚴刑逼供，而是在發審局中碰見冤案初審時的老熟人。

這些老熟人，是橫在昭雪之路上跨不過去的一堵牆。道理顯而易見，若是翻案，無異打臉，斷其仕途，而其他人亦顧及情面，甘願維護。

曾國藩在任直隸總督期間，曾感嘆「告官得實者，承審官回護同僚…告吏得實者，承審官刪改情節…奏交之案十審九虛…」所謂正義，很容易陷入萬劫不復。

這樣，旨在平反冤案的京控，因為重回地方審理的制度漏洞，往往致使案件重蹈覆轍。清人所謂「各省交訊之案，無一平反」，或有誇張，但很可能是多數冤案的下場。聶樹斌案在清代，恐難逃此例，若無楊乃武般那樣的舉人功名以及輿論的持續關注，還能平反，一定是遇上了青天大老爺這樣的絕世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