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一本雜誌的反抗和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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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上海，群眾在宣傳欄前觀看「收回上海租界之先聲」。

文｜黃小凡

在1941年12月8日，日本漠視英美帝國主義過去對日本政治性的幫助與默認，在佔領全亞洲野心的驅使下，偷偷襲擊了美國珍珠港基地，同時擊沉了停泊在上海黃浦江上的英國炮艇，迅速全面佔領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淪入日本之手，上海處於全面淪陷狀態。

一篇讓人琢磨的文章

實際上，日本在1937年11月淞滬會戰後即佔領上海，但是租界卻是一塊「孤島」。租界本身是英美法等國侵略中國的結果，對中國人來說，這並不是愉快的回憶。但是在日本佔領上海後，這塊孤島，又成為抗日誌士的棲身之地，很多影視作品都表達過這一點。

1937年，抗日戰爭期間，上海百老匯路（今東大名路）上的難民經外白渡橋湧向租界避難。

日本在全面佔領上海後，於1943年8月1日全面進駐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進行了所謂的「交接」，並把這一日定為所謂的中國人民「收回」租界的「解放日」，並強行命令全上海各報紙雜誌都要發表專論以示慶祝，以製造「上海解放」的假象，將自己裝扮為「解放者」。

對中國人來說，這是雙重的侮辱。對上海的報紙和雜誌來說，這是侮辱，又是一道難題。1943年9月3日的《萬象》第3年第2期，是這樣表達的：在豐子愷的一幅漫畫《翠拂行人首》旁，有一篇毫無關聯性的短文，很明顯的臨時插進去的。

文章的標題是《可紀念的一日》，內容如下：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一日是一個可紀念的日子。

它值得我們的深思，感奮！

外人統治了百年的上海租借地，今日終告收回！

我們知道租界是一種特殊的存在，它在中國的版圖以內，主權卻不屬於中國，它是帝國主義在華的殖民地。它幾乎成為一切罪惡的淵藪，種種黑暗，罄竹難書！

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中國的土地，主權當然是屬於中國，毫無疑義，然因中國曆年積弱，卧榻之旁竟容他人酣睡，這是多麼可悲，可痛！今日收回租界，當然值得警惕！慶祝！

獨立、自主，領土完整，是中國近年奮鬥的目標。可喜此種目標逐步達到，光明不遠，值得吾人奮發，共同努力，卒底於成。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一日是一個可紀念的日子！它值得我們深思、感奮！

這是一篇必須完成的「作文」，但並沒有強調「解放」的喜悅，相反，它曲折地表達了沉痛。

它強調中國人需要的是真正的獨立自主，對讀者來說，這樣的意思完全可以領會。但是在表面上看，它也近乎達到了日本人的「要求」。

這樣一篇文章，是整個上海淪陷區文化的寫照：必須在日本人的強制審查之下，但是卻又堅守著民族底線。儘管委婉曲折，但仍然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反抗。寫這篇文章的，是《萬象》的主編柯靈。

兩種管制手段：日偽的文化控制

在日偽政權對上海淪陷區的全面思想文化控制中，輿論控制是關鍵的一環。他們對雜誌出版實行了「強化戰時出版體制」政策，所謂體制強化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出版、文化事業管制的強化，而是對所謂「合理」的出版事業要儘力扶持。這就是兩手，「嚴厲管制」和「大量製造」。

所謂嚴厲管制，就是要徹底肅清中國人的抗日民族意識，全面控制報紙雜誌。在日本的指使下，汪偽政府先後制定了《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細則》等，規定凡是違規內容一律查禁。凡是不利於「中日親善、中日提攜」「誹謗南京政府」的，都被視為違規。

另外，還施行出版申請登記制，在縣城出版發行的，要經過省政府核准，而在省城發行的，則要經過汪偽政府宣傳部核准。不許直接發行散布，如果違反，發行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所謂的「大量製造」，就是用數量來戰勝質量的政策。他們不斷製造麻醉中國人的大批有毒文件，也製造欺騙自己軍隊的讀物。

在很多小型漢奸報上，日本人特別喜歡利用「春宮畫」「裸體照片」來吸引讀者，「嫖經」「三個女性談性與藝術」這種類型的標題也經常見到。這種對低級色情文學的散布，其實別有用心，他們認為這樣能夠危害和麻醉青少年的反抗意識。

在發行方式上，日本人採用攤派的辦法，漢奸常常拿著刊物按戶征訂，如不訂，往往說「這是上面日本人的命令，不訂要吃官司」云云。

20世紀初期，上海字林西報大樓。《字林西報》的前身是英文《北華捷報》，創刊於1850年8月30日，為中國境內第一份新聞報紙。

這樣的「兩手」，其實就是鎮壓和利誘，面對這樣的局面，文化人的分化是必然的。出賣自身的「失節文化人」，被稱為「漢奸」「落水分子」，為了保障身份和名譽及富有的生活，他們在日偽政權的庇護下，大力宣傳日偽政權意識形態「和平」和「反共」思想以及「大東亞共榮圈的東亞文化意識」。

但是，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下，仍然有不顧危險堅持正義和自由以及民族解放的文化人。他們處於不自由的狀態，有的被逮捕，並遭受到酷刑。其中，許廣平被上海日本憲兵逮捕引起了文化界的緊張。

作為魯迅夫人的許廣平，於1941年12月15日凌晨5時被逮捕，這象徵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文化界開始毫不客氣地鎮壓，其程度將達到極點。

最初，文化界人士尚懷有「日本人對魯迅先生也很尊重，絕對不會對許廣平怎麼樣」這樣的希望，但是這種希望隨即完全破滅了。

文化界的進步人士們認識到，必須採取更智慧的鬥爭，不能直接衝進去碰撞帝國主義的牆壁。許廣平被捕的消息傳出來後，許多文化人都隱藏起來，準備避難後繼續做抗日文化工作。

在日偽控制的文學空間里，有良知的文化人為了爭取文化陣地，選擇了兩條路。

一種是在與日偽無關的純粹文學雜誌里寫作，這些雜誌表面上追求「永久人性」，描寫日常生活，與現實政治保持一定距離，日偽政權沒有理由停刊禁止，這樣所謂純文學的商業性雜誌有《大眾》《紫羅蘭》等。

另一種是中共上海地下黨暗中組織、經營的報紙雜誌，如袁殊等人復刊的《雜誌》，表面上是以日本駐滬領事館作為背景，實際上，雜誌的主要領導人袁殊、魯風、吳誠之等均為中共地下黨員。

留居在上海的文人，經濟生活大多都是非常困苦的。戰時的生活是畸形的，囤貨商人可以賺大錢，唯有文化事業一落千丈，尤其與日偽政權無關的出版文化事業更陷於窘困。除了漢奸文人外，日偽政權對待文人作品都採用了嚴格的檢查。

在這樣的趨勢下，進步文化人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出版的刊物也經常被禁止發行。惡意減刪和故意扣押，幾乎斷絕了以字為生的文人的生機，很多人為飢餓與疾病所困，面臨著嚴重的物質與精神的雙重生存危機。

作家石靈的生活環境是這樣的：「那間閣樓似的小房子，吱吱作響的樓梯和樓板，面色憔悴的妻子和病弱的孩子們。環境險惡、工作繁重、睡眠不足、營養不良……」

著名通俗小說家孫了紅患了咳血症，沒有錢治療，《萬象》只得發布病情危急的消息，求助於廣大讀者。

《萬象》甚至發表過一篇《作家、貧病、死亡》的文章，介紹了幾位作家因疾病和貧窮死亡的情況。可以說，淪陷區的作家，有很多掙扎於吐血、飢餓和極度營養不良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不與日偽合作，本身就是一種堅強的抵抗。

柯靈與《萬象》的風骨

淪陷區的雜誌，《萬象》是最成功的，也是最不同的。它是商業性刊物，但又比商業性刊物更靠近政治，更有鋒芒。

1941年7月《萬象》在上海淪陷區創刊，正是上海文化空前蕭條，出版界空前沉寂的時侯。《萬象》第一任主編陳蝶衣在回憶這段歷史時，不無自豪地說：「上海出版界的沉寂空氣，是由本刊的問世打破的。」

陳蝶衣說，《萬象》是為文化「盡一點力」而創辦的，是為「保守既成的基業」而發行的，這是一次「帶有自覺的抵抗意識的文化實踐」。

《萬象》編輯部，在最初就有一種文化使命感。但是，他們也準備小心翼翼地把使命感限制在文化領域，為讀者提供「精神食糧」，滿足青年讀者的求知慾。

到了第二任主編柯靈，就不滿足於此了。「在日偽對新聞出版的嚴密控制下，享有相對的自由，還可以為抗戰文化迂迴曲折地做點工作，起點作用，可以說是一種無形的示威」。

《萬象》在柯靈的主持下，成為進步愛國作家的堡壘掩體，繼續培植和保護了一批有才華有影響的淪陷區新老作家。

柯靈

柯靈原籍浙江紹興，生於廣州。1926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婦女雜誌》上發表第一篇作品——敘事詩《織布的女人》而步入文壇。

1943年7月柯靈編輯《萬象》，至1945年6月停刊（本年僅出這一期），前後共43期，另有號外一期，幾乎貫穿了上海淪陷的整個時期。

作為一個有獨立追求的編輯，柯靈在《萬象》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的底線是「堅決不讓賣身投敵的文人在《萬象》佔領一個字」。

作為一個左翼文人，柯靈的主要作者當然是共產黨影響下的進步作家。但是，當時鴛鴦蝴蝶派（以寫愛情為主，與左翼進步文學疏遠）中許多文人，在淪陷區都保持了民族氣節。《萬象》前期，這些作家都是其作者，柯靈任主編後，仍然團結了這些人。

和別的雜誌一樣，《萬象》也遭到日偽政權的審查。特別是上文提到的由柯靈主筆的《可紀念的一日》發表後，日偽政權覺察到柯靈和《萬象》「笑裡藏刀」的意味，從此對《萬象》更加「刮目相看」，加強了對雜誌的審查，《萬象》也因此不斷被開天窗，被打上許多xxx。讀者讀不懂，看也看不明白。

比如有篇文章叫《大荒天》，作者敘述大荒天的殘酷，慨嘆「大荒天，絕望的大荒天」之後，後面是數十個xxx,如今讀起來，我們根本不知道作者寫的內容，只能猜測到可能是在描寫飢餓的慘景中，或許談到了當時的現實，但這顯然讓檢查官不快，就被直接刪除了事。

柯靈自己則談到，《萬象》因為被檢查和印刷等問題，從第三年第7期開始變得粗劣，有時內容和預告不符，因為預告有的內容，直接被抽調了，有時頁碼也有殘缺。

從雜誌和閱讀的角度看，這當然是很大的損失，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正是這些「殘缺」，見證了日偽政權殘害文化的歷史。

這種頻繁的刪節，從另一個角度看，證明了《萬象》從未被日偽政權馴服，甚至表明了反抗越來越激烈。

1944年及1945年夏，柯靈兩次被日本憲兵逮捕，後經營救脫險。考慮到自己的被捕會連累雜誌，柯靈辭去了《萬象》主編的任務。

1948年，他到香港《文匯報》工作，擔任副社長兼副總編輯。1949年回到上海，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曾任《文匯報》副社長兼副總編、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所長、上海電影藝術研究所所長、《大眾電影》主編、上海作協書記處書記、上海影協常務副主席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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