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樓女子穿馬褂大出風頭，男裝風流行成時尚

當年的上海灘，也不乏周小大的同情者，有位自號「護花侍者」的人在《申報》上為其喊冤，覺得判罰過重，理由之一便是「查男子女裝大幹例禁，女子男裝律無明文」。也就是說，女子男裝並沒有觸犯法律，不能因為周小大穿男裝招搖過市便處以如此重罰。

1873年正月初九，大節下的，對於女堂倌周小大來說，卻是觸霉頭的一天。

周小大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煙館打工，「女堂倌」這一行是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新興職業，用女子做服務員，直接關涉到「風化」問題，在當時可是爭議不少。1872年的年底，上海發生多起夥計、徒弟因迷戀女堂倌而虧空竊逃的事件。於是絲綢、錢業、洋貨等等商幫聯合起來，發表聲討，要求租界當局堅決查禁，以正風俗，保全子弟。

女堂倌

周小大大字不識，自然不會看報，更不會想到「女堂倌」成了那一年的年度關鍵詞。正月初九這一天，她高高興興地上了街，而且和他人開玩笑打賭，故意穿了身男人服裝，這一鬧，就把自己給送進了公堂。風尖浪口，周小大被從嚴懲處，掌責六百，還得枷號示眾。隨後滬上女堂倌全被禁絕。

從清末開始，服裝的大解放就一直讓很多人放心不下，改變標誌著固定身份的著裝習慣和規矩，暗示著社會的結構制度已經慢慢動搖，其中女著男裝也因此被許多人視為風俗敗壞、禮制崩塌的預兆之一。因此，當權者要禁絕女堂倌，周小大的著男裝招搖過市也給了他們不壞的理由。

當年的上海灘，也不乏周小大的同情者，有位自號「護花侍者」的人在《申報》上為其喊冤，覺得判罰過重，理由之一便是「查男子女裝大幹例禁，女子男裝律無明文」。也就是說，女子男裝並沒有觸犯法律，不能因為周小大穿男裝招搖過市便處以如此重罰。

事實上，女著男裝豈但不犯法，還很快成為一種時尚。

1889《點石齋畫報》上刊出《不甘雌伏》新聞一則，記錄校書王雲仙，一日頭戴瓜皮小帽，上釘披霞，身穿京式元縐棉袍、竹根青馬甲，足穿旗裝鑲鞋，至中和園和客人喝酒斗拳，旁觀者不能分辨雌雄。王雲仙的男裝造型，引發的不過是「蒼狗白衣，世情同慨」的感嘆，比起周小大，不難見滬上風氣的悄然轉變。

《點石齋畫報》

據說，這種著裝風格成為時尚，是因為名妓胡寶玉的關係。胡寶玉從妓女升為鴇母，自覺年華已逝，不太好意思再像年輕人一樣塗脂抹粉，靈機一動，決定改扮男裝：頭戴小帽，中嵌滴珠，珠下一塊披霞帽塊，身上一件四邊鑲滾大如意頭的棗紅對胸馬褂。如此一來，反覺少嫩許多。三天後，胡寶玉便身著新做得的男裝，坐馬車往靜安寺愚園去出了一迴風頭，從此男裝風在青樓之中盛行一時。不過這是小說家言，似也無從考證。

可以證實的是，男裝風流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從清末到民初的小說中，時時可見男裝麗人的身影。穿男裝的一大特色是不用施脂粉，髮型多簡單化為一條大辮，足登小靴，比起平日里看慣的濃脂膩粉來，可能確有耳目一新的效果。寫清末滬上青樓風光的《九尾龜》和《海上繁華夢》中，都不時有女子別出心裁，以男裝亮相博得喝彩。前者寫小寶「穿著一件湖色單羅長衫，單紗一字襟半臂，胸前一個花球，香風撲鼻」，效果是「越顯得水眼山眉，雪膚花貌」；後者寫金菊仙出局，「身穿元色外國緞夾袍、二藍漳緞馬褂，……頭上梳的是松三股辮子，元色長須頭辮線」，「皎如臨風玉樹一般」。

時間轉移到民初，西學東浸，男裝風已經不再停留在青樓女子，又有了新的發展。這種變化，甚至讓《九尾狐》的作者心生感嘆。民初的女學生隨處可見，「頭上戴著外國帽，拖著一條大辮，鼻樑架著金絲鏡，腳上皮鞋櫜櫜，有時身著操衣，竟與男學生毫無區別，常在街上行走，沒半點羞澀之態」。女學生穿男裝穿得空前地理直氣壯，是前輩女子無論如何想像不到的。

男裝麗人

一直到1920年代，小說當中還有與男裝相關的情節，可見其風頭尚未完全過去。《上海春秋》當中的柳少爺，從揚州到上海，發現自己的衣著趕不上流行，於是請了親戚家的楊裁縫來做衣服。楊裁縫是帶著衣料上門服務的，特別推薦了半匹深藍團花的緞子，說是這種布料，公館裡的姨太太也做了一件袍子。小柳乍聽了一怔，想著大概裁縫說錯了，應該是老爺做了袍子才對。楊裁縫見他不甚明白，方才解釋姨太太喜歡男裝，她的男裝衣服只怕比人家家裡老爺少爺還要多呢。

由這兩人的對話，可見女性著男裝在內地稍小一點的城市還不多見，不然，在內地還頗以時尚人士自居的柳少爺不會起這樣的疑惑。當然，了解之後，柳少爺下定決心，要一洗自己身上的「土氣」，遂決定內地帶來的衣服全不要了，從裡到外要煥然一新。於是裁縫給他開出了一個基本款清單，如下：

條子佛藍絨短衫褲兩套、襯絨華絲葛襖一件、散褲管絨夾里褲子一條、深藍大團花鐵機緞駝絨袍子一件、元色大壽字緞對襟馬褂一件、駝絨里又直貢呢夾馬褂一件、襯絨袍子一件。

這大概是1920年代講究衣著的人士——不論男女，都很熟悉的一張清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