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灣戰爭前夕的日本人質危機

凡是提到海灣戰爭，第一反應自然是美軍的空中部隊投下一枚枚炸彈，打得薩達姆軍隊落花流水的場景。但是，細想起來，我們最為熟悉的往往是美國的行動，包括戰爭開始前的籌備，以及「沙漠風暴」行動。

事實上，海灣戰爭前夕，薩達姆與西方國家就已經在外交事務上不斷「見招拆招」。不過，有時候不得不感慨薩達姆應對西方列強的方式有時候「匪氣」多了一點，招式對付部落首領還行，要對付另一個國家機器，則明顯不夠用。

同時，在美國之外，西方的聯軍以有一個極其重要，但未出兵的盟友——日本，亦在海灣戰爭前夕被伊拉克帶入「危局」之中。

限於篇幅，僅以日本人質危機為例，藉以管中窺豹。

一、日本人質危機的起源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裝甲部隊10萬餘人開進鄰國科威特，10個小時內佔領科威特全境，引發海灣危機。

8月15日，261名在科威特工作的日本公民來到日本駐科威特大使館尋求庇護。然而，等待他們的將是3個月的悲慘生活。

1990年8月23日，前往科威特大使館避難的261人中的245人被轉移至巴格達的日本駐伊拉克使館。一方面是伊拉克的軍事壓力迫使日本人不得不這麼做，另一方面，也有日本外交部出於安全的考量，認為巴格達的使館仍能享有正常的外交權力，可能相比亡國的科威特使館更安全，更有利於安置從科威特撤出的日本平民。

日本駐伊拉克大使片倉邦雄主導了這次從科威特的撤僑工作，做好了安置準備。然而，現實總是比想像來得殘酷得多。薩達姆能夠不顧國際法入侵科威特，又怎可預料其定會遵守國際慣例，善待日本僑民呢。若是他會如此，那麼日本也就不用轉移這批僑民了。

果不其然，在245名日本公民被轉移至巴格達之後，隨即遭到軟禁，被集中安排在巴格達市內的Al Mansour Hotel內集中看管。同時，原先就居住在伊拉克境內的214名日本公民亦遭伊拉克政府軍監視，被禁止離開。

這樣一來，就有將近500人的日本僑民被軟禁，留在伊拉克作為人質。當時日本媒體驚呼「此乃戰後最大的安全事件」。

橫須賀的反海灣戰爭遊行

圖片來源：greenpeace.org

當時，日本並不是唯一一個僑民被軟禁的國家。事實上，在伊拉克入侵開始的幾個小時內，伊拉克士兵就開始搜捕在科威特遇到的西方士兵及其它非戰鬥人員，並關閉邊境，阻止外國人離開。至10月下旬，伊拉克逮捕了104名美國人，700名英國人，以及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國家公民，總數近1500人。

薩達姆將這些西方民眾安置在伊拉克與科威特的30~70個戰略據點中，其中包括水壩，煉油廠，鋼鐵廠，其他重工業生產設施，農業場所和其它的一些武裝據點之中。他們每隔三、四天就輪流將他們轉移至不同的據點之中。伊拉克官方宣稱，被拘禁的西方民眾是薩達姆的「特邀嘉賓」。實質上，薩達姆將他們作為「人盾」，以保護他賴以依靠的工業、軍事設施，避免遭至聯軍的空襲。同時，薩達姆亦希望以此作為籌碼，阻止西方國家對伊拉克軍事行動的干涉，同時贏得整軍備戰的時間，迫使西方國家讓步。

也許是伊朗人質危機在薩達姆腦中的印象過於深刻，才會想到此等花招。對中國人來說，類似的事件，還要數到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慈溪派榮祿包圍外國駐華使館區「東交民巷」。最後的結局亦是國人所熟知的「八國聯軍」進北京。薩達姆的此番行徑的後果，自然與之類似。

二、日本對人質危機的應對

日本外交部在接到報告後，震驚萬分。然而，在考慮現實的外交問題之時，人質的生命與國家利益的選擇，就成為了如何確立解救人質方案的焦點。

時任日本駐美大使栗山尚一在事後回憶錄中寫道「當時外務省，包括我個人都認為，在當時的事件中（人質危機）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家的決斷」。雖然當時的總理大臣、外務省都發表聲明「要全力救助淪為人質的日本民眾」。雖然說要用盡各種渠道來解決這個事，但是也要看清對手是想以此為籌碼的話，就要另當別論了。比如，要是對方說「只要日本不參加經濟制裁，就釋放日本人質」的話，對日本來說這是在政治上完全不能接受的條件。這個時候日本要表明態度「雖說日本人被抓了，但是想以此做交易的話，日本不會接受。」必須在此前提之下與伊拉克政府交涉，要求對方解放人質。並且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渠道，不僅是政府，包括國際紅十字會，以及其它的非公開的渠道也要運用起來，但基本立場就是不能以釋放日本人質為由與日本政府做交易。」」

990年9月，時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右）與時任美國總統喬治·H·W·布希（左）

圖片來源：nippon.com

栗山的看法，簡言之，與通常所說的「不與恐怖分子交易」的套路是一樣的。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美國大使的他想法，事實上秉承了日本外務省內「美國派」的一貫做法，即國內學界常言的「右傾保守主義」。栗山的潛台詞就是「日本將堅定地追隨在美國的身邊，不與伊拉克政府做任何妥協。」

同時，日本政府內部也覺得「反正日本不是唯一一個國民被拘禁的國家，自然不可單獨向伊拉克政府妥協。」

在當地的日本駐伊大使片倉邦雄試圖與被拘的日本公民取得聯繫，卻遭伊拉克政府拒絕。後來得知，伊拉克政府已經將日本人質分散至各個戰略要點之時，亦無可奈何。

至8月24日，西方各國公使開始撤出伊拉克，關閉大使館，日本亦在撤退隊伍之列。日本大使館只留下了書記官城田安紀夫與內藤浩二2人，以供聯繫。

至此，日本將解決人質危機的機宜完全壓在了國際社會之上，日本外務省自身亦決心「隨波逐流」。

三、人質危機的解決

人質危機的消息一出，大多數國家對薩達姆利用外國人作為「人盾」的行徑表示憤慨。強烈譴責薩達姆扣押人質的行為公然違反了「日內瓦公約」。在1990年8月18日至9月25日期間，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四項決議，譴責伊拉克不遵守國際公約，非法監禁外國公民。決議宣布，伊拉克對外國公民的安全負有責任，並要求立即釋放被拘人質。同時，更大的壓力源自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向薩達姆傳遞出的強硬信號，明確表示他們不會因「人質」而放棄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更不會有半點退縮。

在海灣戰爭人質危機中被綁架的英國男孩斯圖爾特·洛克伍德與薩達姆·海珊

圖片來源：theguardian.com

薩達姆在國際社會與聯軍的強大壓力之下，考慮到繼續拘禁西方人質並不能解決其戰前的既定目標，反而會遭至聯軍更為劇烈的報復。薩達姆發動戰爭的目標是為了索取科威特的領土，而非與西方列強為敵；將西方公民作為人質，不過是將其作為談判桌上的籌碼。但是，薩達姆的行徑卻遭至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他雖然一直試圖誘使日本等其它未加入聯軍的西方國家放棄對伊拉克的經濟制裁，但同樣遭至失敗。

此時，人質已從「籌碼」變為負擔。薩達姆自1990年10月起，開始陸續釋放西方人質。與伊拉克長期交好的法國人質最早被釋放。截至11月中旬，只有美、英、日三國的人質仍被扣押在伊拉克境內。從這點也可以看出，薩達姆心目中西方聯軍的真正組成部分。

薩達姆有做最後一搏的努力，卻沒有戰勝之的實力。1990年12月6日，在「沙漠風暴」行動開始前的一個多月，薩達姆宣布所有外國人可以無條件離開。最後還不忘表示，這是伊拉克希望尋求與西方和解的「人道主義」舉措。

四、一個插曲

在伊拉克宣布釋放所有外國人質之前，有一個小插曲，能窺日本國家能力之實。

在被扣押的日本公民能踏上歸鄉之路之前，日本人並不是完全放棄努力，只不過這個努力確是一個日本議員以個人名義去做的。

這個日本議員名為安東尼奧·豬木（Antonio Inoki），原名豬木寬至，生於1943年，是一名武術家，於1989年當選參議院議員。

安東尼奧·豬木

圖片來源：wikipedia.org

在1990年8月，日本人質危機發生之後，在日本外務省已明確追隨美國的方針，在解決人質問題上採取保守態度時，豬木願以一己之力，嘗試解救被困於伊拉克的日本人質。至此，可以說日本「軟實力」外交的一部分，在不能公開做，只能委派議員以私人名義，在「民間外交」的路子下解決，確實也是日本外交的慣用伎倆。不過，之後的事，就令人哭笑不得。

當豬木欲前往伊拉克之時，卻沒有一家日本航空公司願意搭其前往伊拉克。虧得身為日本議員的豬木自己籌錢，向土耳其駐日本大使求情，租借土耳其航空的航班前往伊拉克。

豬木到達伊拉克後，以體育工作洽談的名義，會見了薩達姆的長子烏代·海珊。豬木要求釋放全體日本人質的計劃被否決，不過，伊拉克一方亦表示妥協。12月1日，伊拉克同意願意釋放46名日本人質與豬木一起乘坐土耳其的航班返回日本。

這也成為了日本在海灣戰爭前期應對人質事件最精彩的一筆，也是唯一的成就。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想起去年2名日本記者被ISIS殺害之時，日本國內滿是「自我責任」的輿論，也只能是一聲嘆息。

今日主筆 / 蔣旭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