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與現實主義創作

【光明讀書會】

光明日報記者 吳娜

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講話中指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持以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人民的生活、命運、情感，表達人民的心愿、心情、心聲，立志創作出在人民中傳之久遠的精品力作。」

「文學記錄中國」，是創刊於1979年6月的《當代》雜誌三十多年來的現實主義堅守，並因此成為國內文學期刊的一面旗幟。關注青年作家群體，也始終是這本雜誌秉承的風格。2016年第6期《當代》雜誌，推出青年作家專號，專門輯錄了一批青年作家的優秀作品。11月23日，雜誌社又邀請眾多評論名家，共同研討青年作家的現實主義創作問題，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對提高青年作家創作水平、繁榮國內文藝創作大有裨益。本期光明讀書會，整理刊載其中部分發言，希望與廣大讀者繼續探討。

嘉賓：李敬澤 中國作協副主席

白 燁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研所研究員

孟繁華 瀋陽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郭 艷 魯迅文學院教研部主任

楊慶祥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孔令燕 《當代》雜誌社社長、主編

關注現實，和青年作家一起成長

孔令燕：今年《當代》雜誌推出了兩個專輯：一個是第四期「陳忠實紀念專輯」，還有第六期的「青年作家小說專輯」。陳忠實紀念專輯是向傳統致敬，因為陳忠實是《當代》雜誌非常重要的作家，友情延續了幾代編輯。當年陳忠實在《當代》發表作品時也是一個青年作家。第六期青年作家小說專輯則力圖向未來進行探索。

《當代》辦刊有兩個傳統，其中之一是堅持現實主義，創刊37年來，這個傳統從來沒有改變過，也沒有任何的轉移或者放鬆。另一個傳統就是注重青年的培養。我們第一任主編秦兆陽先生說過，要關注有一定潛力的青年作家，給文學青年提供更多的幫助。這也是多年以來《當代》一直在堅持的。

秦兆陽先生主張每期必發新人新作，在他的推動下，《當代》曾刊發過一大批在後來文壇產生重大影響的青年作家的重要作品，像路遙的《驚心動魄的一幕》、陳忠實的《初夏》、王朔的《空中小姐》，都是他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中篇小說。尤其是路遙的《驚心動魄的一幕》，曾被好多雜誌社退稿，後來又投到《當代》。路遙說《當代》再不錄用的話，以後就再也不從事文學創作了。沒想到秦兆陽先生看到稿子後，給路遙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親筆信，鼓勵他堅持創作之路。

身為《當代》人，我們一直在堅守、努力，力圖把雜誌的品牌品質維護好。但是雜誌辦到我們這一輩人身上，真的不敢再去說扶植作家、培養作家，我們的目的是在這一代年輕人中，發現、尋找志同道合的作家，和我們一起成長。

《當代》之前刊登過單篇的新人新作，但沒有像這一本專輯、用幾乎整本雜誌的篇幅來刊載青年作家的作品，這在《當代》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說到作品，雖然這批青年作家的生活背景各不相同，寫作風格也各有千秋，他們中有軍旅作家，像王凱和西元；有長期在城市裡生活的，像孟小書；有具備農村經驗的，像李清源和李雲雷；還有城市的漂泊一族比如宋小詞等。但是他們作品共同的特點都是關注現實，都是從自身的體驗和情感出發，來觀照當下這個時代和社會所特有的、引發我們深思的部分。

用《當代》的標準，他們是用自己的創作來實踐著「文學記錄中國」的宗旨。這是讓我們欣喜的地方。

1956年，我們的老主編秦兆陽先生髮表了《現實主義的廣闊道路》一文，至今整整60年，既是巧合、又是天意，我們用了一個甲子的時間，在現實主義的大路上重新出發。今天研討會的主題是「他們走在大路上」，希望我們和這些青年作家們在現實主義的大路上一起往前走，希望他們越走越遠，看到更美好的風景，也能創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這是我們出版青年作家小說專輯、舉辦研討會的初衷。

何為「現實主義的廣闊道路」

李敬澤：秦兆陽先生當年提出走「現實主義的廣闊道路」，當下這個道路該怎麼走，是對我們提出的新問題。我理解，秦兆陽先生說的是現實主義道路很廣闊，作家要去探索，要往原野里走，往地平線的盡頭朝著遠處走，而不是說眼前就有一條車水馬龍的大道，順溜走就是了。

從1957年到現在，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強調「現實主義」的概念，也快60年了，它對我們現在到底意味著什麼？這條廣闊道路到底「廣闊」在哪裡？還有些什麼地方、什麼方向、什麼新的天地沒有被打開，是我們當下面臨的一個很大的挑戰和課題。

當我們說現實主義的時候，它就一定涉及對生活、對時代的某種「總體性看法」，或者藝術一點說，也可以叫「總體感」，或者「現實感」。這一點值得我們深思，值得作家們自覺地去探索。

第六期的作品有的很好，但也有些作品在涉及「總體性看法」的時候，是不深入、不審慎的，或者說缺乏充分的自覺性。如何表達抵達現實主義層面的、有力的「總體性看法」，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問題。因為我們很容易不自覺，很容易把這種「總體性看法」變成一種情緒，甚至是一種廉價的憤世嫉俗的情緒。現實主義不是現實吐槽，而是要尋求一種對社會和時代更廣闊的總體性把握。這是我要說的第一點。

出現於19世紀的現實主義到底意味著什麼？是怎麼來的？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起碼有一個來源是實證的科學。在科學的基礎上，文學才有可能達到一個科學水準，準確地研究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為什麼福樓拜經常強調詞語表達的準確？我認為這不是修辭問題。如果藝術完全是修辭問題，有什麼準確可言呢？它一定是有一個參照。這個準確的認識論基礎，就是說它認為有些東西就是對的、真實的、合邏輯的、合理的，所以我們必須抵達那個「準確」。

有的人認為所謂現實就是我們在網上、報紙上看到的內容，但這其實並不能代替作家對人、對社會、對時代的深入的、實證的，甚至是笨拙的研究和認識。在這個意義上，我對現在的很多作品不滿意，因為它們只是變成了網路和報紙所處理過的那個鏡像的放大或者延伸版，而並沒有真正提供「多得多的東西」。

恩格斯曾經講過，像巴爾扎克這樣的作家，曾經提供了比同時代的記者、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們「多得多的東西」。我們一定要領會和尋找那個更真實、更具總體性現實性的「多得多的東西」是什麼。

什麼是典型人物、典型環境？就這個時代來講，我的理解不過就是說我們能夠從對一個人的具體性和個性的描寫中，感受到這個時代的複雜機制，以達到我們認識的升華。按照這樣的標準，我們的很多作品還有很大的差距。這是我要說的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現實主義絕對不意味著不講藝術，不講形式。形式問題很重要，形式對於現實主義來說就是內容。一個人面對現實、面對一個故事的時候，選擇什麼敘述角度，本身就是如何看待和展開現實的問題。

如何在「現實主義的廣闊道路」上走下去，而且走得遠、走得天高地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擺在當下的作家、評論家們面前，擺在中國文學面前的大課題。這需要我們積極面對挑戰，努力探索。

孟繁華：我很同意李敬澤剛才講的，現實主義之所以是一條廣闊的道路，是因為擁有無限的可能性，是一個向度，一個傾向。所以走在現實主義道路上的作家們，本身是需要探索的。《當代》雜誌在這一點上堅持了這麼多年，確實為中國的文學經驗提供了非常好的立場，令我們尊重。

現實主義有很多種，包括批判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無邊的現實主義、開放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現實主義等等。現實主義的探索性和可能性越來越多樣化，體現了中國作家在現實主義道路上的積極探索。

好的作品，要有積極向上的力量

白燁：《當代》拿出這麼大的篇幅來給青年作家，前所未有，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

這期作品帶來一些新的東西。例如其中有些是表達日常化的生活矛盾，沒有太大的波瀾，是發生在親人、友人、戀人之間的各種各樣的矛盾。我看完之後感覺很欣喜，因為其中表現出來的這一代作家的特點，看起來角度並不大，但對人性的審視和觀察都比較深入。

還有一些作品大的路數是現實主義的，其中又可以看到一些先鋒性或者後現代的元素。這些元素加得很自然，我覺得是這代作家的優勢，非常可貴。

另外，我也同意剛才敬澤講的，要有總體性表達，如果我們總是從很小的角度看問題，雖然從局部講是真實的，但是整體上會有問題。

文學作品中的真實，是經過主觀浸潤之後的藝術真實。從這個意義來講，如何在思想和精神層面更豐富、更飽滿，看待生活和現實的時候能站得更高一些，這也是一個問題。一部好的作品，要在精神層面上有穿透力和引導力，讓讀者看後感受到一種積極向上的力量。

青年作家在技術層面講沒有問題，但是在思想和精神的內力上一定要有一個豐富和提高，這是今後需要逐步解決的。

郭艷：首先，在談現實主義和現實這兩個概念的時候，我感到在文本敘事當中的作家和文本裡面的人物都是現實的囚徒。柏拉圖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洞穴理論，就是探討人對於外部世界認知的一個推進。文學表達現實的局限性，類似於此。

作家首先要認識自己「現實囚徒」的身份設定，之後對現實認知的深度和廣度，才有可能被有意識地喚醒。被解放的囚徒不斷走出洞穴的過程，就如同青年作家成長的過程。對個體來說，對於整體性經驗的把握是非常困難的，是一個不斷接近的過程。

第二，從具體文本的角度來看，就像白燁老師提到的，這些青年作家的文本基本是對現實日常生活的反映，其中的情感非常個人化。比如說《直立行走》，主要是女主人公在一個城市如何安置的問題，《譬如朝露》講一個青年生活被日常所耗損。這種碎片化個人化的敘事方式，如何真正成為另外一代現實主義的深厚的描寫，我覺得還有待於他們自身更多的修養。對於這些年輕的作家來說，文字里呈現的才華已經足夠了，如何通過小人物達到大敘事，更多的還是對整體社會經驗的一個把握。

第三，所有的批評都應指向一個建構性，寫作也是。也就是說，作品中的批判性和建構性，要達到一個比較好的融合。

這個集子裡面充分表達和呈現了一些傷痕，但是在這之後如何去反思，應該是一個理性的作家所思考的一個問題。

比如《直立行走》這篇小說里，最大程度地展示了善良無能者的傷口，其中反映出的人性，在幽暗處散發著像膿瘡一樣的惡臭，讓人陷入茫然和黑暗當中。這種情況在現實生活當中是真實存在的，但是僅僅只有動物性的傷口呈現，還並不夠。

楊慶祥：人們在某種意義上需要文學，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來正視生活中的苦難，因為有時生活里最糟粕的部分，反而會使我們獲得一種精神上的生長，恰恰成全了我們。

在這個意義上，我也贊同剛才白燁老師講到的現實主義。在某種意義上，當下的作家可能要面臨的問題就是要重新建構現實。生活本身有它的神性和尊嚴，有它內在的邏輯和儀式感，而恰恰是小說發現了這點。所以小說是在重新創造一個新的現實，這個現實能夠給我們以希望，讓我們活得更好。

《光明日報》（ 2016年12月0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