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鎮：周恩來侄孫的教育人生

在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直接監護下長大的周國鎮，聽從周總理讓他「做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要求，成為了一名中學數學老師。可他這一生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績。出於對奧林匹克數學的反思，他創辦了「希望杯」全國數學邀請賽，從1990年至今有近四千萬中小學生參與其中，構成了幾代人的集體記憶。六年前周國鎮又創辦了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將他的數學教育理念推向國際。這是周國鎮先生首次接受媒體專訪，講述他的人生故事和教育理念。

平凡的一家人

三十年代末出生的周國鎮已年近八旬，除了略有一點耳背之外，絲毫不見衰老之態。雖然已從人大附中退休近二十年，他依然精神抖擻地每日工作。第一次採訪當天正值第七屆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WMTC）開幕日，就在採訪之前，作為大賽創始人和主席的周國鎮還在最後審核賽事相關文案，採訪一結束，周國鎮又立刻換上正裝出席比賽開幕式去致開幕詞。頭髮梳得一絲不苟，走路呼嘯帶風，說他是五十多歲的人也絕對有人信。談起話來思路異常清晰，無論被電話打斷，還是被追問到其他事情上，他總能回到原本的話題和邏輯上，前後形成完整的敘述。第二次見面的時候，更是清楚記得上一次說過什麼，沒說過什麼。

第七屆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開幕當天的周國鎮

周國鎮在北京市昌平區的一棟二層小樓里辦公，這裡是中國優選法統籌法與經濟數學研究會數學教育委員會、「希望杯」全國數學邀請賽組委會、WMTC組委會以及《數理天地》雜誌社所在地，周國鎮正是這幾家機構共同的負責人。他自己的辦公室內掛著一幅源於義大利攝影師焦爾喬拍攝的周恩來晚年照片的油畫《沉思中的周恩來》，接待室內四周牆上，掛著華羅庚、錢學森、陳省身的照片，還有周國鎮組織的數學競賽相關活動的照片，以及他和錢偉長、丁石孫、楊樂等關心並參與到他的數學教育事業中的科學家們的合影。一樓客廳桌子上擺滿了將要在第七屆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的頒獎禮上頒發的獎牌。獎牌的數量相當多，以至於要用好幾個袋子裝起來。「這次比賽有數學強國參賽，比如保加利亞，也有弱一些的，但只要他們來了，都要給他們一個肯定和鼓勵，重在鼓勵。要讓他們感悟自己一定能學好數學，通過數學競賽培養孩子的自信和激發興趣，這是我們的理念」，周國鎮如此解釋。

在不大的辦公樓內，周國鎮的夫人蘇毅也在為正在進行的比賽忙碌著。從國家統計局退休之後，她全身心地參與到了丈夫的數學教育事業中。周、蘇二人結婚後，從小看著周國鎮長大的鄧穎超特意提出要見見蘇毅。見面之後，鄧穎超很高興，拉著蘇毅的手說：「誰說周家的媳婦不漂亮啊？」周國鎮說，這是老太太（鄧穎超）誇讚蘇毅的同時幽默地回應那些私底下的議論，也就是認為周恩來英俊瀟洒，鄧穎超卻不夠漂亮，兩人在相貌上不夠匹配，「周家的媳婦不漂亮」的說法。鄧穎超還親切地對蘇毅說：「國鎮的母親走得太早，他爸也不管，一直是一個人，這麼多年有你在他身邊照料他，我要謝謝你。」而蘇毅則因為見到鄧穎超時太激動，全忘了當時這些對話。

周國鎮一家與鄧穎超的合影。從左至右：周國鎮、兒子周魯、鄧穎超、妻子蘇毅、女兒周越

周國鎮的兩個子女也都參與進了父親的數學競賽的事業中。姐姐周越，大學學的是寶石鑒定，擔任本屆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的主考官，弟弟周魯則任大賽國際部主任。從巴黎第六大學軟體和人工智慧專業畢業的周魯，是業內頗有聲望的遊戲製作人，「在中國的電子遊戲製作領域，如果我說自己做的不是獨立遊戲，大概就沒人能說自己是了。」周魯說和父親教過的無數優秀學生相比，自己在中學的成績算個「學渣」，但是今天能把愛好變為事業，得益於父親的教育理念：以興趣為起點，培養創造力，有所成就。

紅色後代中，像周國鎮這樣遠離政商領域的家庭，算得上足夠「平凡」了。而這種平凡，正是源於周恩來對自己親屬有意的期待與要求，這也體現在了周恩來對侄孫周國鎮人生轉折點的直接干預上。

少年時光

周國鎮是1951年末十二歲的時候從揚州老家來到北京的，起先和自己的曾祖父、也就是周恩來的六伯父周嵩堯生活在一起。1953年曾祖父周嵩堯去世後，周恩來鄧穎超夫婦便成為了周國鎮的監護人，在生活上照顧、教育他，用自己的工資負擔他的學費生活費，直到他參加工作、組建自己的家庭。

新中國成立之後，有許多周家的親戚來北京找周恩來，請求安排工作或是在生活上給予幫助。周恩來對這些找上門的親戚實行「三不」政策，一不見面，二不安排工作，三不許在北京多待，他責成秘書用自己的工資給他們買回程火車票，特困的給些錢幫助。來的人太多，以至於鄧穎超有一次對周國鎮不無抱怨地說「國鎮啊，你們周家的親戚實在是太多了，你爺爺的工資早就用完了，奶奶的工資也貼進去好多。」

唯一的例外，是被周恩來主動接來北京的六伯父周嵩堯。據周國鎮介紹，他當時是周家的大長輩，在周恩來早年赴日、歐求學時代，曾得到他多次資助，由於他年事已高，周恩來希望能照顧他的生活，同時也向這位晚清、民國時期曾擔任重要政府職務的老人請教新政府建制規劃等問題。周嵩堯就此生活在北京，並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首批館員。周恩來考慮到老人的夫人、獨子都已離世，一個人在京無人照料，於是讓他從晚輩中挑選一位也接來北京。周國鎮恰是周嵩堯下面第四代中最大的，是他鐘愛的長曾孫，又幼年喪母，經周恩來鄧穎超同意，便被接來了北京。周國鎮算是周恩來的侄孫，他的爺爺周恩夔是和周恩來從小一起玩大的堂兄弟。周國鎮便由此開始了在北京的生活。

周恩來親自下廚為六伯父周嵩堯八十壽辰祝壽。背對鏡頭的白髮老人即周嵩堯，周恩來右手邊第二個為周國鎮

初到北京的周國鎮正是該上初中的年齡，周恩來的秘書何謙直接請政務院秘書廳開了一封介紹信，帶著周國鎮來到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師大附中的校長非常樂意地接收了周國鎮。師大附中是當時的京城名校，從南方來的周國鎮非常興奮，「我當時去學校一看，現代化的教學大樓，綠樹成蔭的校園，高高的旗杆上飄揚著五星紅旗，這個感覺太好了，回去就和奶奶（鄧穎超）說了。」不料，鄧穎超得知事情原委之後，先是把何秘書狠狠批了一頓，然後告訴周國鎮，去什麼學校要憑自己去考，不能仗著和他們的關係入學，教育他「路，要靠自己去走」。這是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第一次在周國鎮上學的問題上進行干預，但還不是唯一的一次。

因為在老家受的教育不系統，沒有受過完整的小學教育，結果周國鎮當然考不上師大附中，於是，他自己報名上了一所民辦補習學校，補習了半年多的小學課程，第二年考入43中，後又轉學到北京27中讀初中。正是在27中，周國鎮發展出了對數學的興趣。「原來幾何聽不懂，可是27中的老師講課特別有啟發性，邏輯性非常強，用彩色粉筆畫出的一條又一條輔助線，美麗醒目，引人深思，我就慢慢對幾何感興趣了。」周國鎮現在回憶起六十多年前用過的那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幾何教材，還能清楚記得教材的篇章結構。初中畢業要升高中的時候，他就帶著麵包汽水和這本教材，找了個安靜的地方，花了三天時間，從早到晚，用樹枝在地上寫啊、算啊，完完整整，一頁一頁地過了一遍，「看到最後總複習那些題，有什麼難的呀，覺得太簡單了，我那時算是對數學真正開了竅了。」最後初升高考試中周國鎮的數學考了滿分。

成績已經相當優異的周國鎮選擇高中時多了許多主動權，早已培養出獨立性格的他也自己拿了主意。在北京的這幾年，父親不在身邊，母親早逝，曾祖父也於1953年過世，真正的監護人只有周恩來鄧穎超。但他們平時公務繁重，周國鎮住校，只是周末偶爾回中南海西花廳看望他們，生活里的事情通常都自己決定。

令人眼花繚亂的眾多招生廣告中，最終吸引了周國鎮的是中國人民大學附設工農速成中學附設高中班（即今日的人大附中）。「他們的廣告上有一些學生做實驗的照片，上面印著一句話太吸引我了，說『每兩個人擁有一套理化實驗器材』，我在27中可是十六七個人一套，我想這個可太棒啦。」周國鎮的眼光相當不錯，人大附設的工農速成中學雖然歷史短，但在教學質量上是頂尖的。工農速成中學是新政府為解決因參加革命而耽誤了上學的優秀工農兵幹部的教育問題而設立的，政治地位非常高。這所人大附設的工農速中更是全國第一所工農速中，1950年4月開學時新中國首任教育部部長馬敘倫親率三位副部長出席開學典禮，《人民日報》專稿報道，學校的師資、設備、校址等方面都由中央、北京市政府給予了最好的條件。周國鎮入學時，學校剛剛移交人民大學管理，並且逐漸向普通中學轉軌，他以應屆初中畢業生的身份考入了學校的普通高中班，當時這所學校的錄取率只有十分之一。

周國鎮在人大工農速中如魚得水，對數學的興趣進一步發展，這也成了他最擅長的學科。也正是在這兒，他的身份「暴露」了。當時鄧穎超的一位秘書以進修的革命幹部的身份在人大學習，她常常去附中看望周國鎮，關心他的生活。學校注意到之後一打聽，才第一次知道了周國鎮和周總理之間的這層關係。在此以前，周國鎮學校里的老師、同學都沒人知道他的身份，他也就像一般同學一樣生活。「總理幾次三番告訴我，要做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不要出人頭地。當時所有要填的表格和檔案上，我也從來不提周恩來鄧穎超。」

畢業的時候，學校要推薦他去位於哈爾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即「哈軍工」。哈軍工是建國初期仿照蘇聯模式建立的軍事院校，使命是為解放軍培養高級技術軍官。校領導和周國鎮談了話，他非常高興，回到中南海西花廳把登記表拿給鄧穎超，鄧穎超收下表說：「國鎮啊，你爺爺（周恩來）現在不在北京，這個事情我要和你爺爺商量一下再說。」鄧穎超和在國外出訪的周恩來通了電話，得出的結論是：不同意周國鎮去上哈軍工。這是周恩來鄧穎超對他上學問題的第二次干預，也直接影響了他未來一生的走向。

如果說周恩來對自己的晚輩有什麼期望，那恐怕就是想讓他們做一個儘可能普通的人。「總理告訴我不要出人頭地，要夾著尾巴做人。夾著尾巴做人，這是原話」，周國鎮回憶道。周恩來鄧穎超自己沒有子女，但是有不少的侄子侄孫輩，其中很多都被動員去做了工人或其他普通的工作。現在侄孫周國鎮有機會升入哈軍工這個由自己參與締造的非常特殊的軍事院校，周恩來也秉持一貫的立場，沒有同意。鄧穎超對周國鎮解釋得很直接：「我們認為那個學校幹部子弟非常集中，尤其是軍隊子弟非常多，不適合於你。」

十大元帥中有七位的子女、親屬以及無數將軍、省委書記等的子女都就讀於哈軍工，日後這個學校的學生中產生了上百位將軍、中央委員，他們進入了軍政系統的核心。如果周國鎮當初去了哈軍工，也許會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而既然哈軍工的事情被周恩來否決了，人大附中便極力想把周國鎮留下來，一方面覺得他政治上非常可靠，另一方面更是看重他的異常勤奮和才華。於是在「培養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份子」的方針下，周國鎮1958年留校做了一名數學教師，這一教就是四十年，直到1998年退休。

1959年周恩來和親屬的合影。後排右五著黑衣的是周國鎮，這時他已經是人大附中的數學教師了

「隨著人生推移，越到後來我就越覺得，當時兩位老人的這個決定非常英明，很有遠見」，日後回想起這次人生轉折，周國鎮覺得兩位老人為自己做出了合適的選擇。從小沒有生活在高幹子弟圈子裡的周國鎮覺得如果去了那個學校，會有非常大的壓力，未必有利於自己。另一方面，遠離政治在他看來也是兩位老人對他的一種保護。「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當時不就去了哈軍工嘛，在文革里叱吒風雲，但後來他達到的政治地位之高使他已經控制不了自己的命運了。四人幫倒台以後也連累坐了監獄，他等於葬送了自己的大半生，太可惜了！」，談起同為領袖後人又與自己基本同齡的毛遠新，周國鎮頗為唏噓。

「我後來為什麼願意搞教育？教育和政治離得比較遠，是清白的、中性的工作。數學就更是，裡面都是絕對的真理，假的是不能成立的」，周國鎮如此說道。

修正奧數的方向

1990年，已經在人大附中做了三十多年數學教師的周國鎮決定要創辦一個全國性的數學競賽。並不是因為當時沒有數學競賽，恰恰是因為那幾年中國掀起的第一輪奧數熱引發了他的反思。

中國1985年第一次派出中學生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IMO），成績一般，不過很快就取得突破，產生了金牌選手，1989年更是獲得團體總分冠軍。這個被視作「智力的奧運會」的中學生數學比賽引起了國人極大的關注，在崇尚科學與民族情緒激昂的八十年代被無限矚目。媒體長篇累牘報道，國家領導人親自接見載譽歸來的隊員，國家教委也出台政策保送參賽隊員進入北大清華。經過一系列的努力，1990年第三十一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得以在北京舉辦，中國隊再次獲得團體總分冠軍，把這股熱潮在整個社會推向了最高峰。

身為資深數學教師的周國鎮卻對國際奧賽有不同的看法，「我研究過很多往屆奧林匹克競賽的試題，也曾經去給準備出國參賽的學生講過課，但是我覺得其中很多東西離學校的正常教學太遠，完全是兩套東西，當時我就覺得這種競賽方向上有問題。」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的試題往往由數學家參與編製，有時是前沿數學研究中的局部問題或是變形，難度非常大，多數數學老師也無法解答。由於是面向中學生的比賽，試題又往往被設計成可以通過初等數學的技巧解決，數學家楊樂將之稱為是「高等問題的初等化」。要想具備使用初等方法解答這些難題的能力，則需要通過特殊的訓練，學習課本之外的很多東西，花費大量的精力。周國鎮認為這種競賽完全不適合推廣，更不適合鼓勵大多數學生參與進來，於正常的教學益處不大。

「所以這時候我就萌發一個想法，我們一定要搞一個普及的數學競賽，和教材結合要很緊密的。要讓學生通過這個競賽意識到數學並不難學，數學很有趣味，而且能經過競賽看到自己的潛能。」這個面向大多數的，鼓勵而不是打擊學生信心的數學比賽，被周國鎮取名為「希望杯」。從1990年至今，希望杯的規模越來越大，包括港澳台在內的全國所有省級行政區的超過五百個城市都曾舉辦，參賽總人數近四千萬，成為了許多八零後、九零後中小學時的集體記憶。希望杯比賽中根據課本教材而編製的試題，給了全國各地數學老師非常多的啟發，高考、中考的數學命題中常有「希望杯的影子」。

周國鎮在希望杯考場上

比賽能夠順利開展，得益於周國鎮幾十年教學中的積累以及各方面的支持。「我留校任教高中數學，自知自己的學識難以勝任，但是教學任務很重，不能完全離校去大學深造，那就不離校學習，於是上午在學校上課，下午就去北大數學系聽課，堅持聽了幾年，把大學數學的內容比較系統地學完了」，當時北大數學系的許多老師給周國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著名數學家丁石孫就是其中一位，「丁先生上課不帶講義，東西都在腦子裡。你聽他講課，真正感受到所謂高級的思維是個什麼東西，這個對我真是終身受益。我後來就想，自己作為數學教師，也要讓學生感受到數學的內在的美，用這些美的東西感動他，激發他濃厚的學習興趣。」

周國鎮和丁石孫

周國鎮把這些數學大師的影響轉化到自己的課堂上，受到了學生的熱烈歡迎，人大附中六十年代的校友評價他「講課水平非一般人可比，居然能讓人走火入魔，鑽進去不想出來。當時遇到難題，真是茶飯不思，做夢都在解題，感到其樂無窮。」小時候和曾祖父周嵩堯住在一起時意外收穫的俄語技能，也用到了數學教學上。當年周國鎮隨曾祖父一起住在政府的高級招待所里，裡面還住了很多蘇聯專家，蘇聯專家看這個小孩可愛，就經常拉他過來教他說俄語，結果周國鎮很小的時候就打下了很好的俄語基礎。工作之後，周國鎮翻譯了一部分莫斯科物理技術學院的大學入學數學試題，用到自己的教學之中。因為題目新穎巧妙，許多來聽課的其他學校的老師都頗為驚訝，向他詢問出處，於是他就系統翻譯了這些蘇聯數學試題，提供給同行們，這也為他日後編寫數學競賽教材打下了基礎。

1990年前後周國鎮決定組織希望杯數學競賽的時候，又找到了自己原來的老師丁石孫。這時丁石孫已經是北京大學校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了。他非常支持，後來還專門為全國各地來京參加希望杯培訓的中學老師們講課，聽課者認為是「從未聽過的原汁原味的大師之課」。隨後許多數學家都參與了進來，華羅庚的弟子徐偉宣、計雷等人親自參與到希望杯的命題和組織過程中。著名數學家、中國數學奧委會首任主席王壽仁是促成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在中國發展的首要人物，但他對希望杯這個為了修正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的方向而產生的比賽也是全力支持，認為和選拔性質的全國初高中數學聯賽形成了很好的互補作用，於是親自擔任希望杯的首席顧問。

希望杯創始人及教育界、數學界顧問（從左至右）：周國鎮、梅向明、王壽仁、祖振銓、徐偉宣、計雷

為了更好配合希望杯普及性的教育原則，周國鎮於首屆比賽的次年創辦了《數理天地》雜誌。「我很反感把知識變成商業運作。每年一到冬天，全國各地的老師為了提高本地的高考升學率就來北京聽北京老師講課，很多機構就辦班收錢。那些來京的老師很辛苦的，花了不少錢，長途跋涉，住小旅店，最後就收穫了一些篇子（講義），無非是一些教學經驗、一些題目。我辦《數理天地》就是要將好的資料匯聚起來都印在雜誌上，打破壟斷，二塊五毛錢一本，誰都可以看」，周國鎮如此講述創辦這本以中小學理科試題、教學、科普為主要內容的雜誌的初衷。周國鎮從未因工作或個人的事情找過鄧穎超，但是，國家科委批准創辦《數理天地》，他特意請鄧穎超題寫了刊名，這也是鄧穎超生前唯一同意題寫刊名的雜誌。「這也不是因為我的面子，是全國幾千萬中學生的面子。」

1998年，中國掀起了持續至今的第二輪奧數熱。這次與九十年代初民族情感激發的第一輪奧數熱已經完全不同，根源是國家取消初中入學考試而引發的優質教育資源分配恐慌。好學生想去好學校，好學校想招好學生，於是產生了規避就近派位入學的「合謀」，其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通過體制外的奧數成績進行變相選拔。快樂的、普及的數學，知識的非商業化這兩個周國鎮創辦數學競賽之初的重要理念都在這第二輪奧數熱面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希望杯因其巨大影響力，成為了小升初中最重要的奧數比賽之一，在不少地方和升學掛鉤，孩子們也已經很難僅僅在其中追尋數學的樂趣了。直到今天，希望杯的報名費也只有二十多塊錢，《數理天地》六塊錢一本，基本是公益性質的，但是圍繞著希望杯等比賽的培訓早已形成了一個由商業機構主導的巨大市場。據估計，北京一年的奧數培訓市場規模在二十億以上，而最著名的幾家中小學課外培訓機構也早已上市。

教育制度與資本力量所造成的奧數生態不是周國鎮可以憑一己之力能夠改變的，他能做的就是以不懈的努力讓自己的數學教育理念在儘可能大的範圍得到推廣。2010年，他又創辦了全新的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WMTC），「簡單地說，就是希望杯理念的國際化。」這一比賽是第一個涵蓋了小學高年級生和中學低年級學生的高層次國際數學競賽，更加強調一個團隊對數學難題的合作解答，希望參賽選手通過數學能收穫快樂、信心乃至友誼。比賽已經舉辦到了第七屆，快八十歲的周國鎮還有著更遠大的願望，「明年我們要進一步擴大比賽的規模和國際化程度，除了北京主賽場之外，還打算在紐約或巴黎設立分賽場。」

（本文圖片由周國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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