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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記者很牛掰,誓死也要捍衛職業操守



你以為古代沒有電台電視台和報紙雜誌,就沒有記者嗎,否!不僅有而且很牛逼,他們中很多人為了捍衛新聞的真實性,不惜自己的生命,也要堅持原則,秉筆直書,真實記錄歷史。其實,古代的「記者」就是那些默默無聞記史編史的史家們。



古代「記者」是風險很大的職業


其實,古代是沒有記者這個稱謂和職業的。我國古代被稱為報紙的是邸報,它最早出現在漢代,是專門用於登載皇帝的諭旨、詔書、臣僚奏議等官方文書以及宮廷大事等內容,最早寫在竹簡或絹帛上,後來隨著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明應用,才印在紙上。因為都是官樣文書,無需採訪報道,就沒有記者之說了。


直到晚清時期,大約19世紀70年代,正式的報紙出現,才開始有專職的採訪記者,起初叫「訪員」「訪事」「報事人」,到了19世紀90年代開始採用「記者」這種稱謂。


在古代最近接近記者職業的是那些秉筆直書的史官,稱為太史。在春秋戰國時期,就由他們來負責記錄帝王的日常事務及朝廷的大事,董狐、太史伯等為代表的好多太史,為了真實記錄當朝的史料,甚至遭到殺害。


據《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春秋時,齊莊公名光與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後,便設計殺了庄公,立庄公的異母弟杵臼為君,是為景公。崔杼也自封為相國,飛揚跋扈、專斷朝政。齊國太史公如實記載了這件事,崔杼大怒,殺了太史伯。太史的兩個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實記載,都被崔杼殺了。


崔杼告訴太史第三個弟弟太史季說「你三個哥哥都死了啊,你難道不怕死嗎?你還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之死寫成為暴病而死吧」,太史季正色回答:「據事直書,是史官的職責,失職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這件事,遲早會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寫,也掩蓋不了你的罪責,反而成為千古笑柄」。崔杼無話可說,只得放了他。太史季走出來,正遇到南史氏執簡而來,南史氏以為他也被殺了,是來繼續實寫這事的。


齊太史秉筆直書的故事,給後人很大的鼓舞和啟發。正是有了這種不畏犧牲的精神,才有了「董狐直筆」「秉筆直書」這樣的成語,這是古代的「記者」們用生命代價為今天的文字工作者換來的最高美譽。



(圖)

齊太史秉筆直書


「記者」司馬遷敢於仗義執言


後來,從西漢太史令司馬遷開始編纂《史記》,直到清代才形成了官修國史《二十四史》,這部皇皇巨著,卷帙浩繁,詳實生動地記錄了中華五千年歷史文明。成千上萬的史官史家繼承董狐們的優良傳統,堅持真理,秉筆直書,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和大量的心血汗水。他們同樣是古代最可歌可泣、名副其實的「記者」。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在全身心地撰寫《史記》的司馬遷,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這年,漢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押運輜重。李陵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後,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讚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批判李陵的罪過。漢武帝就此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儘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範。


司馬遷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司馬遷的仗義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李廣利,於是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最後司馬遷被處以最殘酷的宮刑,如此屈辱的刑罰,沒有擊倒司馬遷的信念,為了完成鴻篇巨製《史記》,他堅持活了下來,而且在大赦後,迅速投入到自己的著史中來。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在司馬遷的艱辛努力下,《史記》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餘言。


司馬遷的人格力量,鑄就了他的史書力度,從而奠定了他在史學界的泰斗地位。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給他以高度的評價:「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司馬遷堅持真理、仗義執言、秉筆直書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界和新聞工作者的優良傳統。《史記》因此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圖)史記


「名記」萬斯同著史不受賄賂


在漫長的《二十四史》修著過程中,史家史官們大都能夠堅持實事求是,以史實說話,不搞以稿謀私。但也不排除個別謀私現象,頗受爭議的陳壽索米公案,就是一例。《晉書》中就記載了,陳壽在寫《三國志》時,曾向丁儀、丁廙的兒子索取大米千斛,這兩人不給,得罪了陳壽,他就不給丁儀列傳。其人品和文品可見一斑。另外還有北魏的魏收,他編史時大量收受禮物和金錢,他所著的《魏書》,因此頗受後人詬病。


但是到了清初,卻出了一位不要國家俸祿,不收傳主後人賄賂,專心修成《明史》的史學大家萬斯同,堪稱古代「記者」操守嚴謹的第一人。萬斯同(1638-1702),浙江鄞縣人,幼年聰慧異常,十四五歲時,他已遍讀家中藏書;十七歲那年,其父又送他跟諸兄一起受業於浙東學派的一代宗師黃宗羲,成為最得力弟子,熱愛明史的研究。後來有機會專門研讀了明十五朝實錄,為他以後編纂明史,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但是正如其師黃宗羲一樣,萬斯同也重氣節,不願當清廷的官。1678年,有大臣推舉萬斯同為博學鴻詞科,他堅辭。1679年,大學士徐元文任修明史館總裁,又推薦他入館,他開始仍不願去,但老師黃宗羲覺得這是挽救明史的好機會,勸他赴京。送別時,黃宗羲以「四方身價歸明水,一代奸賢托布衣」的名言相贈鼓勵他。當時,凡入史館者至少可授七品俸祿,但萬斯同赴京後,只寓居於徐元文家,不受官職,不受俸祿,以布衣身份入館修《明史》,擔任實際上的主編,前後達十九年。


萬斯同對明史情有獨鍾,研究深入,編纂嚴謹。所以萬斯同堅持史實至上,絕摻不得任何渣滓。清代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載:有個運糧餉的官員,半路上遇到強盜,嚇得逃到山裡而死。死者的孫子懷藏白銀,送給萬斯同,請求他把死者附在《忠義傳》里。萬斯同說道:「史家之筆是中流砥柱,歪曲不得。你想讓我當第二個陳壽嗎?」



(圖)明史稿


一脈相承的是,後來萬斯同的侄子萬言,又參加了《明史》的編撰工作,專門負責寫明崇禎長編。好多當時重臣的後人,紛紛入京賄賂他,求他美化其先祖,以減輕其先人的罪責,萬言當即嚴詞拒絕說:「史家之筆金不換,你們不知道我的為人,難道不知道我叔叔的為人嗎?」賄賂的人羞愧而退。


正是有了這樣的氣節和操守,萬斯同編著出了高質量的500卷本《明史稿》。而採用《明史稿》為藍本,經過刪改編成的332卷本《明史》在二十四史中,被看成除了「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以外最好的史著。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儘管因為種種原因,《明史》沒有署萬斯同的名字,可歷史是公正的,大家卻認準了一代史家萬斯同才是《明史》的作者。


因此,萬斯同成為當今記者們的楷模!


原標題:古代的記者很牛掰,誓死也要捍衛職業操守


*作者:劉永加,魚羊秘史原創專欄作家。文史學者,資深媒體人。作品主要刊發在《羊城晚報》《北京青年報》《文史博覽》《文史春秋》《海南日報》等百餘家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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