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真相還原真實的元朝，顛覆你的想像！

元朝對眾多知識匱乏無心讀史的現代人可謂是霧裡看花，水中望月，經過明以後無數次黑化的同時，很難以令後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元朝黑暗人分四等......彷彿這個朝代不滅亡沒天理，能夠統囘治天下各族百姓那麼多年，實在是Borjigin家族祖墳冒青煙了，但實際上真是這樣嗎？讓我們通過元朝的六個歷史真相，管中窺豹式了解一下真實的大元朝。

元朝

一、寬刑慎法，歷代難及。

元朝時代刑法的最大特點是寬刑慎法。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就曾公開宣示臣下：「人命至重，悔將何及，朕實哀矜。」並著重提出寬刑慎法作為元朝刑法的指導思想：「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對再三，果實而後罪之。」與唐宋相比，元朝刑法放寬了許多，是中國法制史上的巨大進步，對犯罪處罰手段只有笞、杖、徒、流、死五種，而且在具體實行這五種刑罰手段時司法機關也格外慎重。《元史》對此評價是「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闢為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美國學者傑克·威澤弗德也評價說：「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穩定的刑法體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溫和、更人道。」出於人道主義精神，對於酷刑，元朝中央政府是大力禁止的。《元典章》刑部二有《禁止慘刻酷刑》的專門條目，規定：「鞫獄之具，自有定製，比年以來，外路官府，酷法虐人。有不招承者，跪於瓷芒碎瓦之上，不勝楚痛，人不能堪。罪之有無，何求不得！其餘法外慘刻，又不止比。今後似此鞫問之慘，自內而外，通行禁斷。如有違犯官吏，重行治罪，似望體皇上恤刑之本意，去酷吏肆虐之餘風，天下幸甚。」從這一條文中，值得後人細細思索的是，在元朝時代，下級州府官員一些過分的拷問手段都受到元政府的大力禁止，而以人道主義精神提出「不勝楚痛，人不能堪」這樣的質問，這跟明朝時代政府公開提倡重法酷刑，以此恐嚇天下人行徑的差距是何等之大。

二、科技先進，舉世無匹。

元朝不但是中國數學的最後一個黃金時期，而且還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發展的巔峰。

數學家朱世傑的《四元玉鑒》完全代表著宋元數學的最高水平！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G.Sarton）在他的名著《科學史導論》中認為《四元玉鑒》是「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傑出的數學著作之一」。清代數學家羅士琳在評論朱世傑的數學成就時說：「漢卿在宋元間，與秦道古(九韶)、李仁卿(冶)可稱鼎足而三．道古正負開方，仁卿天元如積，皆足上下千古，漢卿又兼包眾有，充類盡量，神而明之，尤超越乎秦李之上！」意思是說朱世傑數學成就博採眾長千古難得尤其超越了宋朝數學家秦九韶和金末元初的數學家李冶。

天文學家郭守敬在元世祖至元時代修撰《授時歷》、製作簡儀、大明殿燈漏等輝煌成果遠遠領先西方數百年。明人徐光啟對元代郭守敬在天文學曆法上的巨大成就讚歎說：「乃守敬之法，三百年來，世共推歸，以為度越前代。」 同時徐光啟也認識到明朝數學衰落的可悲現實，因此對這種情形批判道:「算術之學特廢以近代數百年間耳。」而徐光啟好友李之藻對於明朝天文官員們的評價是：「在台監諸臣，刻漏塵封，星台跡斷，晷堂方案，尚不知為何物者。」李之藻這話跟王英明在《歷體略序》中的評價可謂是異口同聲：「士大夫木不識璣衡，台司一依授時之舊……五官之屬手不握算，足不登台，儀器澀滯。」可見明代天文數學比起元朝簡直慘不忍睹真是可悲啊！

還有一個活生生的事實也反映了徐光啟和李之藻的評價——當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在南京看到明初從元大都運到南京的郭守敬製造出的天文儀器，不禁讚歎說：「其規模和設計的精美遠遠超過曾在歐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這類東西。這些儀器雖經受了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氣變化的考驗，卻絲毫無損於它原有的光榮。」 但是由於南京與北京的地理緯度不同，所以元大都的儀器不經過調整不適合在南京使用。利瑪竇因此非常犀利地嘲笑明人說：「至於日晷,他們知道它從赤道而得名,但還沒學會怎樣依照緯度的變化擺正日晷。」

三、生活小康，養濟有院。

在如今諸多史書上，都說元朝黑暗民不聊sheng，所以百姓揭桿而起。的確，元末發生有史以來最大的天災導致liu民四起，所以白蓮秘密教趁機煽動他們造反了。但是，我們要看到元朝大部分時間裡百姓基本過著幸福快樂的小康生活。元末明初人葉子奇在《草木子》里記載：「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 」「元惠民有局，養濟有院，重囚有糧，皆仁政也！ 」

明朝人李開先則在《西野春遊詞序》一語道破元人小康生活的真實原因：「元不戍邊，賦稅輕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詠作。」就連反元奪取政權的朱重八穿上龍袍之後也不得不承認：「如予者父母，生於元初定天下之時，彼時法度嚴明，使愚頑畏威懷德，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在民則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生，惠莫大焉。」「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

四、萬國來朝，禮儀之邦。

毫無疑問，古往今來中國歷代王朝里，唯有元朝國際地位最高。

《明實錄》曾記載了朱重八對大元盛世萬國來朝羨慕不已的言論：「天生元朝皇帝起於漠北，凡達達、諸番君長盡平定之。之孫以仁德著稱，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蠻海外番國歸於一統。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朱元璋口中的「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體現了元朝政府法制清明社會秩序良好，而「四方無虞，民康物阜」則體現了元朝國際地位高，民眾生活好，社會物資財富充足的特徵。

至今，中國人的素質問題還是各界討論的焦點。中國人素質一直這麼差嗎？實際上完全不是，至少元朝的時候不是這樣。許多人片面以為，中國歷史上以漢朝文景之治和唐朝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時期社會風氣好，其實漢唐時期社會風氣還不如元朝盛世時代。元末大詩人戴良就在《皇元風雅》序言中記載：「祖宗以深仁厚德，涵養天下重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重髫之童，相於歡呼鼓舞於閭巷間，熙熙然有非漢唐宋可及。」

馬可波羅就曾在他的遊記中提及對元朝城市居民的觀感：「他們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經營自己的工商業。他們彼此和睦相處，住在同一條街上的男女因為鄰里關係，而親密如同家人。」

而法國教士魯布魯乞對元朝社會風氣的回憶更為細緻而真切：「一種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禮貌、文雅和恭敬中的親熱，這是他們社交上的特徵。在歐洲常見的爭鬧、打鬥和流血的事，這裡卻不會發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樣的。忠厚是隨處可見的品質。他們的車子和其它財物既不用鎖，也無須看管，並沒有人會偷竊。他們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會幫著尋找，很快就能物歸原主。」

羅馬教皇使者鄂多立克來華之後，則在他的《鄂多立克東遊錄》中對元朝社會發出了最為激賞的浩嘆：「這樣多不同種族的人能夠平安地相居於唯一權力的管理之下，這一事件在我看來是世間一大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