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鋒：保守憲制傳統與儒家資源

任鋒：保守憲制傳統與儒家資源

弘道書院

2016-12-08閱讀原文

任鋒，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弘道書院副院長。文章系作者在2016年11月12日，由鄒城市人民政府、中國孟子研究院、中國孟子學會、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聯合主辦的「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研討會上的發言記錄整理而成，原文發表於儒家網。

儒學的重生，勢必要經過現代洗禮。而我們所常見的洗禮，往往很容易歸納為觀念論意義上的，或者說很容易從觀念論的洗禮流於意識形態化的洗禮。

什麼意思呢？比如探討儒學與自由主義之間什麼關係？是不是要經過自由主義的這種洗禮？再如與社會主義。其實儒家與社會主義的因緣可能不亞於自由主義。那另外，比如以儒家自命的保守主義的復興。儒家是不是保守主義？儒家與保守主義什麼關係？諸如此類儒家與主義之間，與主義話語之間的因緣，大事因緣、小事因緣，都是偏觀念論和意識形態的。

進路上，我比較強調對於法政結構的重視。因為說到底，從內聖到外王這個問題，如果是歷史學或者說哲學，以及其他人文學科，想要把這個問題在現代語境下的內涵解釋好，有其知識結構的限制。因此一定要強化政治學理論、法學理論的視野，這個是我比較關注的。

我近年的研究集中在從憲制理論，從更為深厚的constitution意義的理解，去面對儒家與現代性的問題。我在2011年的時候有一篇文章，或許能體現我在思想方法論上的立場，提倡憲制會話。也就是面對種種儒家與主義之間的交流、爭辯，我們從一個憲制重構的角度去看待它。因此我當時有一篇文章，在《開放時代》上發表的《期待開放的憲制會話:國族崛起下的儒學與自由主義》，來提出這種探索。

原來我一直做中國政治思想研究，張灝先生引導入門。十多年前到政治學系完善知識結構。西方思想，尤其是英美為重的憲政傳統，從古典的希臘羅馬到，特別是中世紀英國憲政，到現代，這個英美的憲政，尤其是中世紀到現代這個轉變，其實這個課補完了之後，我再回過來看中國我們自己的傳統，其實感悟體會和理解就很不一樣。

中國這方面較早做《尚書·洪範》，我後來發現，好早好早法學界把《洪範》作為我國第一部成文憲法來研究。當然，我最早完全從歷史和思想史還是達不到那個意識層次、理論層次，但是逐漸的經過這種法政理論的補課之後，就轉過來了。其實你想《洪範》，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個秩序根本法的表達。

後來我研究宋代思想。蕭公權先生，在他那個名著裡面說事功學派是重點，因此當初就做這個事功學派，事功學派裡面有一個經制之學，經濟的經、經學的經，制度的制。剛開始非常不明白這經制之學，它到底是研究什麼呢？經制之學，從賈誼開始到王通到這個宋明，邱濬提出很好的解釋，經者百世道，制一時之成法，是一個很典型的道法複合結構。這個經制的重點在於怎麼樣從這個道轉為這個法，所以後來我又沿著這條路去研究，我就發現在這個近世的，其實我不太同意梁濤用中世紀來稱這個宋代，那個我覺得是比附式的一種說法，就是從近世的宋代以來，像他們講治體，就包括像這個《續資治通鑒長編》啊，各種很多的這個儒家士大夫這個政論裡面講治道、講治法、講治體。治體大家如果有興趣看大事記講義，呂中的，那個對治體論有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政治理論上的闡發，治體就是怎麼樣把這個仁義和紀綱結合起來，仁義怎麼轉化為紀綱，紀綱就是我們所謂的根本法度，紀綱下面的層次，含有一般性的制度。仁義怎麼轉化為紀綱，這就是治體，治體和剛才講的經制一樣，也是一個constitutional憲制性的這樣一個概念，所以說我就研究治體論、經制之學、經世之學，這樣一個脈絡下來呢，然後其實最近幾年又返回到三代，三代這個尚書學，還是三代的這些經學，其實越來越讓我明白，中國的政治傳統裡面有深厚的憲制傳統。

其實我記得我們是2011年，在廣東從化我們那次開的會，梁濤、劍濤我們都去。當時我就有一篇文章，《憲政儒學的傳統啟示》，當時我提出一個憲政儒學的這樣一個說法。其實就是儒家裡面，原來劉澤華先生強調專制主義，講的全是專制主義，所以就沒什麼好東西。實際上比較平實的講法，就是政治傳統裡面的確有專制，但是也有很強的反專制，鉗制專制，消解專制的一個傳統，那個傳統，從這個經學的那個傳統從三代傳統以來，經過儒家的發揮之後有非常好的發展，我們這個東西沒有很好的去梳理它。

那實際上法學界，大家如果看陳顧遠的這個中華法系的一些解釋，其實很早人家都很明確，儒家那個就是憲法。那我所謂的這個憲制，其實是在古典憲政的意義上來講，也就是說中國傳統的那個憲制，它的確是個古典意義上的憲制，我們今天當然希望它有一個重生的現代版本，像老高一直強調這一點古今之變了，但那個古典的憲制到底什麼意思？我們要搞清楚。

我在有一篇文章里提出四個層次，就是了解儒家那種古典憲制，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精神根基，所謂的政教關係問題。第二個層次，其實就是禮法問題。其實禮法問題涉及到一個所謂的中央與地方啊、內與外啊，這些治理模式的一個結構問題，第三個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用民主來指示的這個政體論。第四個，就是這個治人的問題。其實儒家對治人與治法的關係，很重視，其實就是表明高度辯證而深刻的對於法與人的、對於治與人的一個認知。這四個層次，政教精神政教關係，禮法治理模式，政體論和治人這四個，構成我所謂的研究古典儒家憲制結構的四個層面。

那我研究宋代的時候，其實我會發現，像我們一般用心性和事功來指稱，比如說程朱陸偏心性，然後像浙東陳亮、葉適、呂祖謙是叫事功，實際上，經過十多年研究，我越來越體會到那個劃分，真是一個表面劃分。因為自從2003年余先生那本書出世之後，我們大家都知道理學家，他對於政治思考也是一個重建秩序，他那個心性是放在重建秩序的那個大脈絡當中去談的，因此我的主要的一個論點就是，心性事功背後你要看到他們共性，儒家作為實踐者作為理論者他們共享的那個憲制共識是什麼？這個憲制共識很多，道統說就是一個憲制共識，就是在政教關係意義上的憲制共識，第一個層次，比如說用禮，用儒家的理論，經過了這個新的民本的禮來對抗現實政治當中法家禮法上面的這種貢獻，比如說君臣共治，這個共治余先生書里有很高的評價。共治就是在政治結構上對於君主專制的一個非常大的糾偏。其實我們要看到心性、事功這種流於表面的劃分背後的一個關乎秩序重建的憲制共識是什麼？有了這樣一個了解，再過來回頭看那些程朱陸，特別像二程，他的這套古典憲政觀非常明確。

最後一點，就是保守憲制是什麼意思呢？我最近幾年的一個感覺就是2011年我提一個憲政儒學，政治學界不少朋友覺得還不錯。我覺得這個儒家憲政，有時候這樣的叫法很獨斷，憑什麼憲政就是儒家的，我不太用儒家憲政，我用這個憲政儒學，後來我覺得這個也不是特別好，保守憲制的意思在於我們保守的其實是要「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三代傳統，而那個三代傳統其實是儒家道家的一個共法根源，那個東西是真正值得保守的。其實牟宗三先生也講得非常明白，那樣一個以周文道法為結晶的三代正大本則，那是一個根源。然後從那個變君主制，從君主制變共和民主制甚至社會主義體制，那是一步步往外變的，但是易其制而不易其道。因此，保守憲制我想要說的就是不僅儒家，其實我們要重新好好的從三代根源的角度，在把握儒家道家，道家這一點其實也是相當重要。我看梁濤兄用道法、道儒的這個結構去分析王安石，已經有點嘗試。那其實這個真是宋明理學的道家那種精神，他雖然有時候不明言，裡面是起到一個對於這個基礎理論很重要的貢獻。盧國龍這方面有很大貢獻。就是說保守憲制，你要搞清楚儒家道家他怎麼樣去很大程度上去抵抗法家，轉化法家。那個過程，講出來我覺得就很有意思了。

最後一點，我們今天討論這些問題，有很大一個問題就是涉及到儒家傳統在當代在現代的一個轉換問題。政治判斷可能會影響我們很多的學術工作。政治判斷，已經在過往十幾年，引發了中國思想界很大的分裂和對抗。就目前而言，儒界可能也是暗流明潮，涌動不休。但我覺得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難解的問題，怎麼樣實事求是的來理解我們現在所觀察到的政治現象，怎麼樣去進行平心公心的褒貶論斷，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確是值得我們去好好面對的。在這方面就是說因承損益，孔子的智慧，他到底是什麼意思？孔子是作為革命者，還是保守的立法者？這個值得我們好好去思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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