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統治時，當時的太后知道王振誤國，為何不偷偷殺掉！

因為王振根本就是張太后任用的親信。更進一步說，明代讓宦官參與到決策過程中來的始作俑者，恐怕就是這位張太后。這個問題比如胡丹的《明代宦官史料長編》中已有闡述，不妨買來讀讀(硬廣醒目)，網路上像舊時漢月_新浪博客也有討論。我再添油加醋地講一講，正好以後就不再答這些政治史的題目了~

仁宗的皇后張氏，從丈夫身為燕世子時就已結婚，共同經歷了靖難戰爭及永樂時期的儲位危機。據說在仁、宣兩朝，她曾經輔助丈夫、兒子謀劃大政。至少從楊士奇《三朝聖諭錄》中的記述來看，仁宗曾對張氏談論諸重臣的情況。總之這位太后對國家政治是有所了解的，無怪其子宣宗在遺詔中規定「家國重務必須上稟皇太后、皇后，然後行。」

但是，因為太祖在《皇明祖訓》中明確規定：「后妃不許群臣謁見」，這樣張太后非特殊情況不能與群臣見面，便無法如前代女主一般垂簾聽政出席早朝，公開處理政務，也不能私下召見重臣商議大事。雖然太祖的所謂祖制已經被永樂以後諸帝更改了不少，但女主畢竟只是代理政事的身份，大概有所顧忌，不敢貿然臨朝。明廷的早朝便由此而形骸化了。為了執政，她需要一個人作為傳聲筒。內閣諸臣曾推舉張太后之弟都督張昇參與議政，也被她拒絕了。她的選擇是司禮太監王振。

李賢在《古穰雜錄》中如此記述正統朝初年的決策機制：

正統初，有詔：「凡事白於太后然後行。」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榷。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太后之世，振不敢專政。

此時所有的上行文書都會經張太后之手，大概太后會挑出其中的重要事項，命王振前往內閣與閣臣商議，將所得結果反饋給太后，批旨施行。張太后處是政務文書流通的中樞，所以她可以將自己宮中留下的文書記錄與閣臣的記錄對比「驗之」。這種查看會議記錄以確認口頭商討內容的方式，也屬於正常工作流程。李賢雖然意在褒揚張太后對王振的限制，卻透露出張太后對王振的信任。即使王振自作主張，也不過責罰一下而已，仍舊任職。這種信任可能與王振的出身有關。王振當然不是傳說中的由教官自宮者，而是在永樂時期進宮侍奉身為皇太子的仁宗，獲得仁宗賞識後令其讀書識字。

《英宗實錄》載正統十一年英宗賜給王振的敕文：

爾振性資忠厚，度量宏深。昔在皇曾祖時，特以內臣選拔，事我皇祖，深見眷愛，教以詩書，玉成令器。委用既隆，勤誠益至。肆我皇考，念爾為先帝所器重，特簡置朕左右。

王振是仁宗的東宮舊臣，很可能因此為張太后所知，進而成為居中傳話的人選。英宗即位時還不滿八周歲，不可能決定這一人選，必然是張太后的主意。

至於傳說中張太后要殺王振的說法，不見當時人的記載，而出現於15世紀末期。事實上這種情景和當時的政治環境根本就是相違的。太后要貶逐一個宦官，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如果太后可以召見諸重臣，那麼直接把御前議事常規化就好了，還要王振兩頭跑傳話幹什麼?就算真有此事，也不過是一場表演給重臣看的鬧劇而已。

此外，王振常常在英宗身邊活動，還負有向張太后報告英宗行動的任務。甚至英宗的性生活也在王振監管下按既定次序進行。許浩《復齋日記》：

(王振)宮中之事，一皆統之。經筵講日，英廟幸西海子不至。振即言於太皇。太皇急遣人召還深譴，久之始釋，而下諸從行內侍於獄抵罪。自此上或起居必皆咨之。行幸各宮，亦責保傅報知。或不循序，即勸上回馬車，曰：「恩澤欲均，不可偏也。」

當然，這是符合《皇明祖訓》的。太祖在《皇明祖訓》中說：「朕以乾清宮為正寢，后妃宮院各有其所，每夕進御有序。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宮無妬忌之女。」王振在這一點上是堅持太祖路線的。在對宮廷其它事務的管理上，王振也和張太后站在同一立場。宣宗愛好廣泛，在宮中搞了很多娛樂活動，又命宦官出外採集、督造各類宮廷所用物資。張太后執政後將其一律廢罷，王振同樣延續這一政策。

李賢《古穰雜錄》：

初，宣廟崩，太后即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革中官不差。

陸容《菽園雜記》：

然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

這麼一看，王振豈不是「限制宦官」了?我常說文官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其實宦官也一樣。王振正是要借整肅宮廷來作為其功績、確保其權位的。

總而言之，正統初期形成了張太后藉助王振(司禮監)與內閣之力執政的局面。王振正是張太后手中的得力工具，不太可能將其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