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從斷頭台上建立起來的法蘭西共和

邵建：從斷頭台上建立起來的法蘭西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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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08閱讀原文

文 | 邵建

上篇寫過英倫革命和光榮革命，這篇評論的是法蘭西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期間的1792年，由法國巴黎「無套褲漢」組成的一支隊伍成功抗擊普魯士的入侵。面對普魯士士兵的沮喪，隨軍詩人歌德安慰道：此時此刻，世界歷史的新紀元開始了。你們在場，值得誇耀。顯然，敗軍不值得誇耀，真正值得誇耀的是法國大革命。它的確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因此，詩人的這句話後來被鐫刻在瓦爾米戰役的紀念碑上。

從古代世界到現代世界，政治文明的成功轉型，首推英倫。1688-1689年的「光榮革命」，以不流血的方式，成功將君主專制轉換為君主立憲。這是一次和平的轉型，但，沒人說它開創了世界歷史新紀元。正如我在前此的篇幅中說：英倫革命只是一個地方性事件。它對世界歷史鮮有影響。一百年過後，當年英倫的問題，一模一樣地擺在法國人面前。但法國人並不蹈襲英國，它不是把君主專制轉換為君主立憲，而是通過大革命（1789-1799）推翻君主框架，兀自建立一個共和。於是，現代以來的世界歷史便從這個共和國家誕生了。它不但改變了當時歐洲的地緣政治格局，同時也拉開了世界革命的序幕，從而成為以後大革命的故鄉。

如果我們可以揭開這世界歷史新紀元的光鮮的一面，這光鮮已經耀眼了兩百多年，恰如正午陽光，其耀眼度和它投下的陰影成正比；法國大革命的另一面便血淋淋地呈現在我們面前。這是一個從斷頭台上建立起來的共和，斷頭台便是這種共和的logo（路易十六時代沒有斷頭台，正如後來拿破崙帝制時代也沒有斷頭台）。共和頭兩年，不知多少頭顱從斷頭台上跌落到下面的籃子里。從共和的敵人路易到共和主義者如吉倫特派等，不妨用百年後效法法國大革命的辛亥革命的一句詩來形容「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說到底，法國大革命的災難，便是這個民族拋開君主立憲走向共和而帶來的災難。它讓一個民族成了共和的難民。

法國是一個傳統的君主制國家，從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四，專制達至頂峰。路易十五尤其路易十六，專制漸漸衰落。面對一個衰落又兼財政危機的政治體制，改變它最不壞的道路是專制務去而君主可留。這一點，隔海英倫的君主立憲已經做出榜樣。但法蘭西民族卻偏偏要制度創新。在君主立憲的道路上還沒蹣跚幾步（1789.7.14-1792.9.22），就廢君主而不是廢專制遽而轉向共和了。這一過程伴隨著暴力與血腥。結果君主制廢了，君主本人也送上了斷頭台；但偏偏專制給保留下來，並且變本加厲。 請看當時革命領袖馬拉的宣稱，「我們必須通過暴力來建立自由。為了粉碎國王的專制主義，我們現在應該暫時實行『自由的專制主義』」。[注1]

路易十三像

自由、平等、博愛可能是法國大革命留給後人唯一正面的遺產了。可是幾個抽象的概念也不知忽悠了多少後人。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極好的示例：用反自由的方式去追求自由。不但沒有追求到新的自由，反而喪失了原有的自由。人類世界是先有自由而後有專制。專制固然是自由的死敵。但，傳統的專制亦即君主專制往往給自由留下很大的空間。滅絕自由的專制恰恰就是這些以自由為口號的「自由的專制主義」，它正是以法國大革命為發端。其災難不僅是法國的，也是世界的。

面對法國大革命，托克維爾認為：「專制君主本來可以成為危險較小的改革家……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注2]很顯然，托克維爾的意思是1789之後，應該保留君主體制，在這個框架內繼續改革，並由路易十六為主導。這樣傳統秩序不至崩壞，正如社會也不至大亂。這其實就是隔壁英倫的道路。英倫是有它自己教訓的。克倫威爾身後，扔下了一個共和的亂攤，只有恢復傳統的君主制才能穩定秩序，否則一切都談不上。這就是後來被稱作「光榮革命」的光榮復辟。法國大革命不然，它具有一種政治浪漫主義的衝動。那些年輕的革命者抱負衝天，他們用自己的熱情徹底斬斷君主傳統（其實傳統中蘊含了很多自由的因素）；僅僅憑靠永恆理性之類來自啟蒙運動的概念，就要為人類建構一個理想新世界。

當然，法國人也是有榜樣的，只是它不是英倫而是美國。美國獨立戰爭後，建立的也是共和政體。問題是美國是由移民構成的國家，那塊土地上原本就沒有君主和君主傳統。何況美國開國領袖中也有人（漢密爾頓）為了長治久安，建議實行君主制。可以想見，無論當時美國是共和制還是君主制，都無妨它成為後來的美國，亦即今天的美國。美國雖然從英倫獨立出來，成為兩種不同的「國體」；但美國立國的精髓在於，它和英倫一樣，走的是憲政道路。一個用憲政救治專制（英），一個用憲政防止專制（美）。法國大革命學美不學英，實在是學錯了對象。結果學到的是美式共和的皮毛，得到的卻是美國憲政全力避免的專制，是謂「共和專制」。

主導法國大革命的政治領袖大都是一些年輕人，他們身上的政治浪漫主義表現在他們重名詞不重經驗，重理念不重傳統。所以取消君主制，因為君主是「君權神授」；所以推重共和制，因為共和是「人民主權」。人民主權，一種極具誘惑力的政治思想，它來自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可是問題在於人民如何主權。這並不如口號那麼響亮和簡單，而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在盧梭那裡是不存在的，它帶有全民性的直接民主的性質，而且是任何時候都可以。雖然，在政治實踐的語用中，共和同於民主，人民主權就是政治民主。但，即使是法國大革命效法的美利堅，其政治領袖都刻意規避由普選所代表的「人民主權」。可以看到的是，英美兩國共同用力之處在憲政，至於體現人民主權的全民普選都遲至20世紀方才無差別地兌現。法國大革命不然，雅各賓派一再聲張普選，反對區分當時的「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主要根據財產能力而區分）。當然，這既是出於理念，也是出於策略。直接鼓動「無套褲漢」，這是社會底層最革命的力量。它果然成功了，果然也帶來了災難，還有恐怖。

法蘭西共和最恐怖的就是斷頭台。自共和元年開啟（1792.9.22.），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處死路易十六。針對部分吉倫特派議員想保住路易的性命，羅伯斯庇爾兩次在國民公會上發表演講，呼籲立即處死。這樣一個案件，法律是沒有的，有的只是政治。因為按照1791年君主立憲性質的憲法：國王不得侵犯；國王是不會送上審判席的，更遑論斷頭台。繞開憲法，強調國王是共和的敵人，他前此犯的是叛國罪（這等於說君主自己反叛自己，在一個君主制國家）。羅伯斯庇爾的講演是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他的意見就是人民的意見，他就是主權者或主權代表者。他不斷譴責路易十六是暴君，推行的是專制暴政。是人民用起義推翻了暴政，建立了共和。因此共和不容路易：「共和國！可路易還活著呢的！」故「路易必須死，因為祖國必須生」。[注3]

羅伯斯庇爾像

可憐的路易。後人幾乎沒有路易是暴君的評價，正如他一天暴政也沒施行過。相反，他自己雖然缺乏一個君主所需要的乾剛獨斷的能力，但對改革，基本上取的是迎合態度，並且還能堅持一定的立場。這個立場就是「我要做憲法及法律所叫我做的事」。[注4]說這番話時，正面臨吉倫特派挑動民眾圍攻皇宮因而人身遭受威脅時。在君主位上，路易未必稱職，他懦弱、遲鈍、處事猶豫。但，在審判席上他卻站了起來，不卑不亢，泰然自若地為自己辯護。及至斷頭台，他更是像一個人那樣死去。其實這是一種不必要的死，雖然羅伯斯庇爾陳列出他必死的理由。但，除了有人要他必死外，哪一條理由又站得住呢。法蘭西共和是嗜血的，它需要一個君主的頭顱為它獻祭。

諷刺的是，接著獻祭的恰恰就是共和派自己。路易十六極刑不久，屬於共和主義的吉倫特派便遭到毀滅性的打擊。22名議員領袖被逮捕，4個月後集體被送上斷頭台。吉倫特派是從雅各賓俱樂部分離出來的政治派別。該派別在法國大革命中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聯合雅各賓派發動自1789年以來的「第二次革命」即共和革命，於是君主制的法國變成了一個共和制的法國。這些政治領袖都很年輕，直到他們送上斷頭台，也不過20多歲和30多歲。他們大都是律師和文人，向來沒有從政的經歷，也沒有任何政治經驗。有的只是啟蒙運動教給他們的那些政治理念和實現這種理念的年輕激情。問題是理念總是抽象的，一定要與本土的歷史與現實相結合。但他們是典型的政治浪漫主義的一群，其政治實踐就是要實現那些激動了他們的理念。可悲的是，這套理念害了法蘭西，也害了他們自己。可是直到走向斷頭台的刑路上，他們還用這套理念自我感動、自我悲壯、自我激勵。

路易十六像

法國大革命開始的1789年，一個美國人莫里斯出使法蘭西。他也是美國開國元勛之一，當年出席過大陸會議。這位來自美洲共和國的駐法公使，冷靜地觀察了法蘭西大革命的過程。他在他的日記中對這場革命多有批判。針對君主制還是共和制，莫里斯說：「我告訴拉法耶特，我反對那種源於自由之愛的民主；他和他的朋友們正盲目地奔向毀滅。我想拯救他們。他們的觀念、他們的理想和他們的計劃，都不能被組成法蘭西這個國家的各種群體接受。如果他們的計劃和願望最終得以實現，那將是可能發生的事情當中最糟糕的事情。」[注5]他的話不幸應驗。其實當時的共和者並非不知國情，雅各賓領袖丹東就對手下的委員會說：「8月10日的各種事件，將法國分為兩派，一派支持君主制，另一派希望建立一個共和國。你們不得不承認後一派的人數在這個國家是極少數，而你們只能依靠這個少數派去戰鬥。」[注6]

無論從法蘭西的歷史還是現實看，共和都不合時宜。法蘭西那時還沒做好接待它的準備。歷時10個世紀的君主制塑形了法國民眾的心理，驟然廢君主興共和，勢必造成嚴重的水土不服。猶如一輛新式的列車，硬要讓它行駛在與它不合的舊軌上，傾覆是不難想像的。這是一個比較，英倫那些老練的貴族政治家，用光榮革命（復辟）的方式廢共和而復君主，把一個國家從混亂中解救出來。可是海峽這邊，主導大革命的年輕的律師和文人們，僅憑理念就率爾共和，也談不上什麼國民同意。這無異於拿一個國家做試驗。結果把一個民族拉進了共和的陷阱。

1799年霧月18日，拿破崙政變，執掌政權。5年後，他廢棄共和，建立起法蘭西第一帝國。此後，無論是波旁王朝復辟，還是路易·奧爾良王朝接手，抑或拿破崙·波拿巴在短暫的「第二共和」後又復闢為法蘭西第二帝國，18世紀長達70年多年的時間都是在君主制框架內度過的。也正是在這個框架內，法蘭西才擺脫了10年大革命的夢魘，讓國家變成一個正常國家。

注1：阿爾貝·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第205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注2：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第201頁，商務印書館，1996

注3：王養沖等編 《羅伯斯庇爾選集》第119-120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注4：馬迪厄《法國革命史》第175頁（注1），商務印書館，2011

注5：路易·馬德林《法國大革命人物傳》第15頁，時代文藝出版社，2016

注6：路易·馬德林《法國大革命人物傳》第148頁，時代文藝出版社，2016

（本文發表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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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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