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中的文化宣傳與心理戰

整理：陳希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冷戰，作為以美蘇為首的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持續近半個世紀之久的一場全面較量，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性和「總體戰」的特徵。期間雖然也曾爆發過如朝鮮戰爭和古巴導彈危機那樣激烈的軍事衝突與危機，但隨著戰略平衡的形成，加之核武器的威懾效應，雙方的對抗越來越多地呈現為了一場「人心之爭」。

正是在此背景下，心理戰和對外文化宣傳在美國冷戰戰略中逐漸獲得了難以低估的重要地位。美國在這一時期，一方面通過廣泛動員知識和學術力量進行相關的戰略研究，另一方面也積極利用其文化資源展開公共外交活動。

本期外刊掃描將通過介紹兩項案例研究，向讀者講述傳統冷戰史敘事中被遮蔽的一些故事。

1

威廉·福克納的海外文化宣傳之旅

整理自：Deborah Cohn, 「In between propaganda and escapism」: William Faulkner as Cold War Cultural Ambassador, Diplomatic History, Vol.40, No.3 (2016), pp.392-420.

1949年，美國小說家威廉·福克納榮獲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這一消息或許讓當時包括福克納本人在內的不少人感到意外，他的作品長期以來並不被主流的美國文學界所看重，他本人也被評價為是一個「次要的、反啟蒙的小說家」。這種看法與福克納的南方人身份以及他作品偏離傳統的怪異風格有關，《紐約時報》在福克納獲獎後發布的社評中就說，這位作家「所關注的是一個十分殘忍、墮落、頹廢和腐敗的社會，美國人一定迫切地希望，諾獎的頒發和福克納作品在拉美及歐洲大陸的流行並不意味著外國讀者認為他描繪了美國人典型且真實的生活。」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風格飽受質疑、離群索居的作家，卻在國外受到了廣泛的追捧，其作品也被多國翻譯出版。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在1954年到1961年間數次邀請福克納作為親善大使出訪拉美（1954年和1961年）、亞洲（1955年）、歐洲（1955年和1957年），國務院希望利用福克納的國際吸引力，幫助美國加強與盟國的聯繫並改善與部分國家的外交關係。

勞倫斯·施瓦茨著《為福克納創造聲名：現代文學批評的政治學》（1990年出版）

有趣的是，在福克納地位身份發生轉變的同時，文學界也開始了對於這位諾獎作家的重新評價。勞倫斯·施瓦茨（Lawrence Schwartz）的研究表明，在1940年代末，諸如文學評論家馬爾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和作家羅伯特·沃倫（Robert Warren）等人就已經致力於重新確立福克納及其作品的地位，他們一方面掃除了過去貼在福克納身上的「南方民族主義者」的標籤並且有意忽視了其寫作中粗製濫造的部分，另一方面他們將福克納塑造成一位「直面人類境況」、「寫作具有永恆和普遍性質主題」的美國作家。文學現代主義（福克納是文學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連同抽象表現主義、爵士以及舞蹈在戰後冷戰環境下都得到了肯定性的評價和政府及基金會的資助，它們的存在被看作是民主社會中藝術家擁有表達自由的象徵。

而在美國國務院官員眼中，福克納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於美國的國際聲望顯然也具有重要意義，當時的一位美國官員便曾經表示，「在共產黨在海外宣揚』美國無文化』的日子裡，（我們能夠）擁有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是對他們最佳的反駁。」當福克納在斯德哥爾摩受領諾貝爾獎並發表獲獎演說時，國務院就已在考慮將其作為海外文化宣傳使者的潛在人選，在場的一位部門官員在深受福克納演說鼓舞后，形容他的演說代表了「自由世界對任何奴役人類精神力量的挑戰」。因此，很快國際教育交流處（IEES）就向福克納提出要求，代表美國進行海外訪問。

對於政府發出的邀請，福克納的態度最初是模稜兩可的。一方面，眾所周知，福克納極其地厭惡社交活動、旅行和應付記者，《新聞周刊》曾形容他是「我們這個時代被談論最多的作家，是被談論而不是與之談論」；另一方面，福克納強烈的反共熱情壓過了他對於國內種族主義問題的關心，他本人深知這些海外訪問在戰略上的重要意義，清楚他與外國民眾之間的交流很可能會直接提升美國的海外形象。最終，抗擊共產主義的使命感還是佔據了上風，他同意了請求。

第一次海外訪問是1954年出訪巴西、秘魯和委內瑞拉，總體而言，這次訪問的結果讓國務院喜憂參半。秘魯之行還算順利，被隨行官員評價為是「一場徹底的公關勝利」。但到了巴西，麻煩出現了。福克納犯了酒癮，這使得他沒能出席原先安排的最初幾天的官方活動，美國駐巴西大使也不得不派人陪伴這位作家，以免任何不利的消息泄露給共產黨的報紙。

次年福克納進行了第二次海外訪問，這次是前往日本的長野參加由美國新聞處（USIS）組織的一次主題為美國文學的學術研討會。美國新聞處一直希望在戰後的日本知識教育界培育支持日美同盟的力量，削弱伴隨著工人運動壯大起來的日本共產黨勢力，這次研討會正是這一努力的一部分。二戰以前的日本並無對美國文學的系統研究，也很少有美國文學的專家。福克納在日本受到了熱烈歡迎，他在長野停留了兩周時間，之後又在東京和京都待了幾日，訪問了多所大學與教授學生進行交談。與此同時，美新處積極開展宣傳，印發了10萬份福克納所寫文章《致日本青年》，並拍攝了一部片長14分鐘的宣傳片《日本印象》，期間福克納還與日本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湯川秀樹會面，這無疑進一步增加了他的公眾知名度。在京都，當有人問他對於「政治責任」的看法時，福克納說：「我（承擔政治責任）的方式就是向所有人揭示真相，至於如何評價留給每個人去作判斷。我可以說我走在了路的中央，介於宣傳和逃避主義之間。」然而實際上，福克納對於政治問題的回應往往更接近宣傳而非逃避主義，他猛烈地抨擊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以及任何形式的激進主義，認為民主儘管有著種種缺陷，但卻已是人類能夠設計出的最佳政治組織形式。他說，「我並不認為（今日世界）存在著兩種意識形態，我相信它們之中只有一種是意識形態，因為另一種只是一種人類的信仰，即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夠不受被統治者的同意的制約。」福克納的日本之行收穫了巨大成功，一位記者記錄道：「在來到這些島嶼之上的人中，很少有人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裡留下如此多令人懷念的東西。」由於日本之行的成功，美國駐菲律賓大使也向國務院提議增加訪問菲律賓的行程，最終原定三周的總行程最終增加到了近三個月。

1955年訪問日本期間，福克納在長野舉行的美國文學研討會上發言的場景

離開菲律賓後，福克納又前往歐洲進行了為期六周的訪問。在此期間，他通過廣播電台——這些電台輻射的對象是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歐國家——表達了他對個人權利和言論自由重要性的看法，並鼓勵聽眾反抗壓迫以及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而在冰島，福克納的宣傳作用再次凸顯，這個國家剛剛和美國簽署了共同防務協定，同意北約在當地部署軍事力量，政府的這一決定遭到了部分民眾的反對，國內局勢緊張。福克納到達冰島後，受到了總統的接見，並與大學、新聞媒體各界人士會面交談。在接受當地一份刊物採訪時，福克納談到了美國在冰島的軍事存在問題，他認為無論冰島還是美國都不應為駐軍負責，言外之意是，麻煩的根源是蘇聯，並且他還相信，美國人以自由之名在此駐軍要比俄國人行侵略和暴力之實好得多。

1961年4月，福克納參加了委內瑞拉舉行的慶祝獨立150周年的典禮。這是福克納晚年參加的一次重要的官方出訪活動。當時正逢美委關係的關鍵時期，委內瑞拉國內支持古巴的左翼激進力量正處於急劇上升的勢頭。就在福克納到訪前幾周，委內瑞拉剛剛發生了一場未遂的政變，叛亂分子試圖推翻總統貝坦科爾特（Romulo Betancourt）領導的政府。在三周的訪問行程中，福克納與現任總統貝坦科爾特和前總統加列戈斯（Romulo Gallegos）數次會面，同為作家的加列戈斯十分仰慕福克納及其作品，他還親自為福克納授予委內瑞拉最高榮譽「安德烈·貝婁獎章」（Order of Andre Bello）。在美國新聞處的廣泛宣傳下，福克納的此次訪問成功蓋過了豬灣入侵事件和蘇聯宇航員加加林上天在當地的影響。

毫無疑問，福克納的海外訪問總體上實現了美國國務院的宣傳目的，不過這段歷史的一個複雜之處在於，福克納實際上不僅僅扮演了冷戰鬥士的角色，他還有種族主義批評者的另一重身份。在上述幾次海外訪問中，福克納在大聲讚揚民主的同時，也不忘指出美國國內存在著嚴重的種族主義問題及其對於美國國際聲望的損害。而國務院的官員似乎是有意地忽略了這一潛在風險，這與1946年美國國務院對於「美國超前藝術」展覽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場藝術展覽由於有左翼傾向的藝術家參與而被緊急叫停。本文作者認為，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福克納在獲得諾獎後具有了非同尋常的影響力，美國官方樂於將這樣一位知名作家包裝成為既是美國又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公眾人物，他偶爾發出的批評因而也被容忍，甚至被視作是有助於塑造美式民主國際形象的有利因素，因為這正可以顯示民主政體下公民擁有充分的表達自由。1962年7月福克納逝世後不久，美國駐墨西哥大使館就組織舉辦了一場「威廉·福克納周」活動，官方將這位作家讚頌為是美國國家文化成就和民主體制的象徵，這或許可以看作是這位諾獎作家的最後一次海外宣傳之旅。

2

「特洛伊計劃」：冷戰社會科學史上的一頁

整理自: Allen A. Needell, 「Project Troy and the Cold War Annex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edited by Christopher Simps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有人曾將冷戰稱作是一場「社會科學家的戰爭」，且不論這樣概括是否完全恰當，但這個比喻的確從一個側面揭示出了冷戰與社會科學之間存在的緊密聯繫。可以說，冷戰對於戰後美國社會科學的發展產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響，由於這場戰爭帶來的需要，一批專門從事「政策相關研究」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在幾所重要的美國大學中得以藉助國家資金的支持而建立起來。其中的一個典型案例便是1950年至1951年開展的「特洛伊計劃」（Project Troy）。

二戰期間美國戰爭信息署的宣傳畫報

「特洛伊計劃」的緣起可以追溯到二戰中美國的宣傳行動。早在二戰初期，美國政府就通過建立戰爭信息署（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美國人忌諱用「propaganda」一詞，而更多用「information」、「communication」等詞代替）協調並開展針對海外（包括敵對國、盟國和鄰國）的心理戰，其手段包括了播送「美國之音」廣播、好萊塢電影、報刊宣傳冊等等。戰爭結束後，在杜魯門總統的指示下，一度將戰爭信息署承擔的行動轉移至美國國務院下轄的一個新設的臨時機構：國際信息處（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負責向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完整清楚地展示美國人的生活以及美國政府的目標和政策」。然而，隨著冷戰的興起和美蘇緊張關係的不斷升級，制定一個正式且完備的宣傳與心理戰戰略變得越來越迫在眉睫。1950年3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出台了NSC-59號文件，提出由國務院負責制定和實施心理戰計劃。次月，在主管國務院對外宣傳官員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的籌備安排下，杜魯門總統在美國新聞編輯協會（ASNE）發表了啟動「真相運動」（campaign of truth）的演說，他特別讚揚了「美國之音」的行動，並表示「我們必須讓人們知道我們真實的樣子，而不是共產黨所宣傳的那樣，「我們必須通過一場偉大的真相運動讓全世界聽到我們的聲音」。

儘管美國政府十分重視宣傳戰略，但從1949年起，「美國之音」的俄語廣播電台開始受到了蘇聯的全面干擾。為了「將真相傳播到鐵幕另一邊」，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開始考慮建立專門的行動計劃來解決這一問題。時任國務卿艾奇遜將這一任務交給了預算局局長、杜魯門親自提名的副國務卿詹姆斯·維布（James E. Webb）負責，維布向好友無線電工程師勞埃德·伯克納（Lloyd V. Berkner，時任軍方聯合研究與發展委員會主任）求助，希望藉助他在學界的人脈，招募一批人員參與計劃。在伯克納介紹下，1950年7月，維布邀請了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詹姆斯·季立安（James Killian）和該校人文與社會研究學部負責人約翰·伯查德（John E. Burchard）到華盛頓共進午餐，兩人欣然同意加入計劃，允諾將組織一流的自然科學與其他學科領域的專家團隊進行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儘可能在1951年1月1日前向美國國務院提交最終報告。兩人還建議，要實現這一計劃的目標，不僅要在技術上實現突破，也需要在更廣泛的傳播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領域開展研究。

回到學校後，季立安向哈佛大學也發出了合作邀請，希望獲得後者在人員上的支持，哈佛大學教務長保羅·巴克（Paul H. Buck）很快回信表示，哈佛願傾盡全力保障人員輸送。兩人在通信中還討論了適合參與計劃的人員名單，其中哈佛一方包括了物理學家愛德華·珀西爾（Edward M. Purcell）、心理學家傑羅姆·布魯納（Jerome S. Bruner）和擔任剛剛成立不久的哈佛大學俄國研究中心主任的人類學家克萊德·克拉克洪（Clyde K. M. Kluckhohn），麻省理工學院一方則包括了歷史學家艾爾丁·莫里森（Elting Morison）、法學家伯恩漢姆·科里（Burnham Kelly）和經濟學家麥克斯·米立肯（Max Millikan）。兩人後來還邀請了其他大學、研究機構的人員加入，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和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也在受邀名單之內，不過由於事務繁忙均未能參加。

到1950年10月，」特洛伊計劃「的人員和資金都已就緒，隨即從11月初起開始進行正式的小組討論會議，地點設在波士頓之外麻省理工學院附屬的萊剋星頓野外試驗站內。整個團隊的人員分成了幾個跨學科的小組，由每個小組負責數個具體的問題並撰寫提綱，之後由整個團隊對各組的提綱展開討論和批評，並由幾個主要由問題相關領域專家所組成的工作組再次對討論成果加以審議，並生成報告初稿，然後由整個團隊對報告初稿再展開一輪評議，最後由文字編輯委員會寫作定稿。整個工作前後一共進行了三個月之久，最終遞交國務院的正式報告全文長達81頁，密級為最高機密（top secret）。

報告由伯查德執筆前言。在前言中，伯查德寫道：「團隊成員一致認為，這項計劃已經超越了克服蘇聯干擾美國之音廣播的目標」，而是進一步「探索了能夠穿過鐵幕的其他方法」。報告第一部分列舉並討論了進行有效心理戰的幾種方式：首先是無線電廣播，對此報告提出了兩點建議，一是提升技術能力使得「美國之音」能夠避免蘇聯的干擾，專家們討論認為，即使蘇聯還是能夠做出應對措施，但美國的回應能夠迫使蘇聯在這方面不斷耗費更多的財力和技術資源；二是發展小型、廉價、可持續且可以散布到全世界各地區的信號接收器。其次是氣球，報告指出「氣球是一種廉價、值得耗費資金的設備，它能夠將宣傳材料運載到難以到達的地區」，「只需花費幾百萬美元就能夠用一個氣球把十億份宣傳單投放到一百萬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除此之外，報告還認為，知識分子的海外訪問旅行、圖書電影和學生交流計劃等等也都是有效的滲透手段。報告的第二部分討論了美國海外心理宣傳的幾個主要目標區域，包括蘇聯、歐洲、中國。除了歐洲之外，對於其他幾個區域，報告的建議都頗為有趣。對於蘇聯，報告認為，美國不應該過度抨擊蘇聯的思想根基，而更應該強調斯大林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同時美國還應避免直言西方的物質成就，因為這會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對於中國和東南亞，報告認為由於這些地區過於落後，因此傳統的宣傳方式難以發揮作用，只剩下了「廣泛的面對面交流」的方式，報告建議可以通過招募美國的年輕人，將他們派往這些國家的農村地區，在那裡居住兩三年時間和當地人進行親密的私人交流，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展現西方的公共衛生和農業技術，從而自然而然地將美國人的個人自由、合作等理念帶給當地人。報告還認為，整個亞洲地區太過複雜，有待於更進一步的研究，並呼籲在大學中建立相應的專門機構和項目。儘管有一些國務院官員對於報告的蘇聯部分表示不滿，認為針對蘇聯這些建議太過保守，缺乏進攻性，但包括國務院政策設計司司長保羅·尼採在內的多數人還是對特洛伊計劃報告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杜魯門總統也受報告的建議，最終決定成立「心理戰略委員會」專門負責公開和隱蔽的心理戰行動。

美國經濟學家、經典現代化理論的代表人物沃爾特·羅斯托（攝於1968年）

除了撰寫報告之外，特洛伊計劃還有第二階段的工作。這一後續部分主要牽涉的是四個非技術性的研究項目：第一個是關於「蘇聯社會動力」的學術研究，這一任務落在了後來擔任肯尼迪和約翰遜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經濟學家沃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身上，他於1952年8月完成了該研究項目；第二個是針對蘇聯和東方陣營叛逃者群體的訪談與研究項目，主要目的是儘可能多地收集獲取鐵幕另一邊的第一手情報，由哈佛大學俄國研究中心的克萊德·克拉克洪負責；第三個是有關「過載和延遲」（overload and delay）的研究項目，由麻省理工學院心理學家阿列克斯·巴弗拉斯（Alex Bavelas）負責；最後一個項目是在麻省理工學院內設立一個模範性質的政策研究機構，這直接誕生了今天看到的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CENIS），該中心由麥克斯·米立肯擔任首任主任，直接接受福特基金會和中央情報局的資助與支持，這一機構成為了此後大批同類機構的模板，可以說直接為戰後美國地區研究運動注入了新的活力。

「特洛伊計劃」代表了冷戰初期，在「國家安全」意識形態之下，政府、大學、基金會、軍方之間結成的複雜的交流溝通和共同利益關係。通過對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的知識與學術的廣泛動員，美國得以實現其冷戰的總體戰略目標，而戰後美國的社會科學也在這一互動過程中被深刻地塑造。這種政學複合體關係在冷戰高潮期社會存在廣泛抗擊共產主義共識的環境下並沒有受到太多質疑，但是從1960年代起，尤其是當美國陷入了越南戰爭泥潭後，對於這種關係的反思和批判聲音越來越多。不少當年親自參與了「特洛伊計劃」的人懷抱著擔憂提出質疑：在當下這個控制日益增強的社會，美國還能否延續過去相對自由的社會環境下所創造出的價值理念？一位美國國務院官員更是形象地提出：「我們能夠在一座堡壘中維持民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