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策｜為何中國無法靠軍事實力解決南海問題：歷史篇
海軍官兵在南海演習。東方IC 資料
之前的《南海戰略2》，闡述了中國在南海的軍事表現，如何既「不能太弱」，又「不能太強」（參見澎湃防務3月28日文章）。為什麼我們需要關注這個問題呢？
因為中國要崛起，必須直面政治地理對我們的現實制約，即中國是無法靠軍事實力建立南海霸權的。更確切地說，中國的政治地理決定了這個現實：無論我們如何強大，都不可能像美國一度稱霸美洲那樣，在東亞和東南亞建立以軍事實力為基礎的霸權統治。
這篇《南海戰略3》，既是從歷史的視角，來剖析這個現實；也是對喧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做出最符合現實主義邏輯的反駁。
美國式霸權對中國不現實
中國和美國的政治地理環境截然不同。在處理鄰國關係的問題上，美國的環境相當優越：南北兩弱國，東西都是魚。而中國是一個被十四個大小強弱不同、民族文化迥異的陸地鄰國包圍的大陸國家。如果我們把海洋想像成遼闊的草原（這在現代交通、經貿條件下是有現實意義的），那麼海權意識的覺醒和南海開發，等於進一步擴大了與中國接壤的國家數量和多樣性。
正是這種先天稟賦的差異，而不是所謂的儒家天下觀，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像美國那樣「霸道地」統治世界或區域。因此，「中國威脅論」確實是荒謬的西方中心主義式的猜想。
中國不可能威脅世界和平，與其說是因為中國的儒家文化與戰略傳統，不如說是因為中國的政治地理環境，決定了她無法承受「威脅」他國的代價。在現實主義為主導的現代國際秩序中，對西方人和我們的周邊國家而言，這個解釋也比我們經常在國際上宣講的「中國人天生愛和平」更有說服力。
政治地理環境制約的歷史案例
即使在前現代社會，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朝貢體系，也是對這種特殊政治地理環境的系統性回應。
例如，在宋、明這樣標準的以漢族為中心的儒教王朝，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也總是隨著兩國硬實力的變動來調整；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國內政問題的制約，不存在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原則。
比較典型的是宋遼澶淵之盟（公元1005年，宋真宗景德二年）。在正式交換的誓書中，兩國以平等地位相待，稱宋主趙桓為「大宋皇帝」，遼主耶律隆緒為「大契丹皇帝」。而在物質利益上，經濟發達的宋每年對軍事發達的遼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名曰「助軍旅之費」。由此開始了宋遼百年無戰事的政治平衡局面。
這種平衡的達成，並非源自「投降主義」，而是兩種文明體系在當時技術條件下，在軍事、經濟、內政、文化上全面較量後，得到的均衡結果。以畜牧與農業為基礎的遼政權，實行全民皆兵、粗放補給的軍事制度。而以農業和商業文明為基礎的宋政權，雖然總體經濟實力雄厚，但在軍事技術條件沒有突破的情況下，其軍事制度（募兵制）在兵源、補給上是無法維持與遼這類政權長期軍事對峙的。原因很簡單，宋這類政權，不僅在動員成本上遠大於對手，而且長期軍事動員會全面擾亂其社會生產體系，比遼這類政權更容易造成內亂。
故北宋在澶淵大捷後迅速與遼議和，表面看是戰略誤判（彼時遼軍孤軍深入，指揮蕭撻凜又已陣亡），實則背後有著深刻的地緣政治因素。正是這些因素，千年來制約著中國的戰略選擇，使中國不斷受到周邊新興軍事政權的挑戰，不但難以軍事實力稱霸區域，而且對武力征服區域實施的管轄成本極高，使得大範圍的軍事海外拓張難以為繼。
事實上，即使用武，以中國的地域政治條件和傳統文明形式（以農業為基礎和建立其上的一套政治制度與文化體系），面對同樣以農業為主體、在軍事上更弱小的政權，要完全軍事征服和直接管轄也很難。尤其當這些政權系統地「山寨」了中國的封建官僚體系和教育系統，從而形成前現代樸素的國家民族意識之後，他們對中國直接統治的反抗便會尤為激烈。
最典型的表現，是歷史上的安南（越南）和高麗（朝鮮）。這兩個民族政權在前現代對中國文明的借鑒最徹底，對中國的朝貢也最頻繁。例如，明朝時，安南三年一貢，朝鮮三年一貢或一年一貢，但中國始終難以對他們實施長期的直接統治。以明朝為例，在武力鼎盛的永樂時期，明成祖朱棣乘安南內亂，成功將其武力吞併，但僅僅歷經永樂、洪熙、宣德三朝20年，明朝對安南的直接統治就難以為繼，在當地人不斷的抗爭與叛亂中，終因軍事失敗和統治成本過高而放棄。
此類歷史背景與背後的政治邏輯，對當今中國面臨的區域格局仍具有重要意義。
軍事手段不是治本之道
綜上所述，由於先天地緣政治與傳統文明形態的制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自古以來，中國難以軍事力量長期稱霸一方，而中國之經濟、人口與文明發達程度，又與周邊弱小政權涇渭分明，難以等而視之。所以朝貢體系之形成，自古以來對中國政權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利益（用現代話語說，即「國家利益」）。
歷史上的中國，不僅要面對北方不斷崛起的新興軍事政權，更要應付周邊小而不弱的地方性強權，拉攏更弱小一級的政權。即使取得暫時的軍事勝利，也難以長久維持霸權地位；並且，往往由於內政需要，放棄軍事勝利後應該在外交上爭取的實質利益。此即中國傳統外交，與現代外交格格不入、匪夷所思之根源。
這種格格不入，隨著現代民族主義的崛起，已經難以為繼。即使在前現代，外交上的妥協（如宋遼澶淵之盟），往往是激烈內政改革的導火索。
既然中國這種大國在歷史上和現實上都無法以軍事實力獲得長期霸權地位，那我們就需要把更多的資源和戰略重心放到解決南海戰略矛盾的治本之道上。這個治本之道是什麼？是南海戰略續篇的重點。但可以確定的是：這種治本之道必然是在軍事表現之外。軍事力量是也只是實現中國戰略目標和國家利益的輔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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