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履|從譚嗣同到胡耀邦：瀏陽人的誠樸剛烈
瀏陽為我湘省名邑。於典籍中我識瀏陽的人物、風土、掌故多矣，在現實中我結交的瀏陽籍朋友亦多矣。然半世行旅，直到今年暮春，方得有緣去瀏陽做匆匆一游。
瀏陽山水頗佳，瀏陽物產豐富，煙花爆竹更是響徹寰宇。可我留意一個地方，最關注的是該地人物，如無傑出的歷史人物為之壯色，總有「綠水青山枉自多」的遺憾。去瀏陽，我首先想去的是兩位先賢的故居——譚嗣同和胡耀邦。
晚清以降，瀏陽出的達官顯宦、碩儒文豪不少，但我以為最能代表瀏陽人氣質的是譚、胡二公。譚嗣同生於1865年，胡耀邦生於1915年，他倆相差了整整五十年，在古代中國是祖孫的代際。他們一生行事所表現的誠樸剛烈之風，似乎是瀏陽民氣所鍾。
4月8日傍晚，丙申清明後四日，我和幾位朋友趕到瀏陽市中心的譚嗣同故居時，已是黃昏，暮色漸漸四合。進到故居，只得快速瀏覽一番。
「譚嗣同故居」的匾額由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所題。一個佛教界的領袖為一位烈士故居提匾，似乎令人驚訝。然而若了解譚嗣同的思想之來源，就會認識到佛家思想對其巨大的影響。
1896 年夏，譚嗣同在南京結識了著名的佛學家楊仁山居士，從楊仁山受學佛學一年。在此期間，他「閑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他認為：「凡為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
真正的學佛者，絕不是遁世避禍之人，而是如譚嗣同所言「度眾生外無佛法」。譚嗣同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本可以如康有為、梁啟超那樣逃生，然而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慷慨赴死。這正是以生命踐行佛家捨身飼虎、「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精神。
故居內還有一塊趙朴初題寫的豎匾「大夫第」，才是這座院落官方稱呼。宅子為譚嗣同之父譚繼洵從周姓所購，加以修繕而成。譚繼洵做到了湖北巡撫，照官場慣例，便是「光祿大夫」的虛銜，宅邸可稱「大夫第」。這是殺害譚嗣同的清廷對譚繼洵的體制內肯定，以「大夫第」作為譚烈士的故居，頗具歷史弔詭之意。
譚嗣同稱得上典型的「濁世翩翩佳公子」。他的人生之路可以和另一位與他家淵源頗深的貴公子做一番比較：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陳三立（號散原）。陳散原長譚嗣同十二歲，兩人志同道合，都是變法維新的倡導者和踐行者，譚在中樞籌劃，陳在長沙輔佐陳寶箴實行。他們兩人也都是悲劇人物，譚嗣同慘死，陳散原被革職，兩人連累了父親。據說譚嗣同事先做了預案，仿照父親筆跡偽造了數通斥責兒子狂悖，並要脫離父子關係的信箋放置在北京的寓所里，後由清兵搜查上報，使其父親免於一死，但譚繼洵終究被革職回鄉。譚嗣同就義後，譚繼洵又活了三年，在人生最後的三年里，他不知如何咀嚼喪子之痛。他私挽愛子譚嗣同的一副對聯「謠風遍萬國九洲，無非是罵；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或許能一窺老人對闖大禍的兒子的複雜心情。陳寶箴在變法失敗後以「濫保匪人」而革職，庚子年即1900年去世，其死因兩種說法：其一為因微疾而逝；其二為太后密旨令其自盡。
▲譚嗣同故居
對譚氏、陳氏父子的遭遇，當時士林能理解的並不多，譏諷、斥罵的人倒不少。王闓運《湘綺樓日記》記載：「陳幼（右）銘革職時，或為聯譏其子三立云：『不自隕滅，禍延顯考』云云，一若明以來四百年俗套訃為，專為此用，亦絕世奇文也。」明清兩代大戶人家男主人去世後，孝子散發的訃告上書「不孝子不自隕滅，禍延顯考」，意思是自己不死，卻連累父親死去——無行文人的嘴臉，一至於斯。
陳散原一直活到 1937年9月，盧溝橋事變後他絕食三日而逝於北平，是年85歲。他看到了西太后重用義和拳向列強宣戰引起庚子之亂，爾後狼狽逃到西安；他看到了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獨立清廷不得不遜位。當年想通過變法維新來為大清續命的散原老人心中是喜還是悲？反正他的同志、早已喋血菜市口的譚嗣同看不到這一切了。
第二天清晨醒來，我看到樓下的瀏陽河在煙雨空濛中緩緩流過市區，百無聊賴，順手用筆在酒店的便箋上抄錄了譚嗣同在甲午戰敗後所寫的《有感》：
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
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早餐畢，然後冒雨乘車去瀏陽南部中和鎮胡耀邦的故居。
山道崎嶇，雨洗刷著道路兩旁的樹木，更顯得山色翠綠逼人。「中和」應該是一個未經革命化改造的地名，如果猜得沒錯，語出《中庸》章句：「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我們在小鎮的路口，看到一堵牆上鐫刻著「客家小鎮 中和」幾個字。中和是一個客家人聚居的鎮，胡耀邦祖上亦是從江西遷來的客家人。
從中和鎮所在地去耀邦的故居，尚有一段距離，也越來越路彎山陡。當年一個15歲的少年，靠一雙腳走出大山，去闖世界、干大事，真是太不容易了。
參觀耀邦家的老宅前，我們先走進了佔地不小、氣勢不凡的「胡耀邦故居陳列館」。這個陳列館2005年2月動工興建，2006年11月投入使用。2015年胡耀邦百年誕辰紀念大會後，來其故居和陳列館的遊客日益增多。我們這次選擇非雙休日和節假日前來，又逢大雨，遊客依然是絡繹不絕。
▲胡耀邦故居堂屋正門
老實說，餘生也晚，對胡耀邦沒有太多的印象。在其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和總書記的那六年，我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小孩，無法理解他當時所做的一切。我印象最深的是 1983年11月，我在父親工作的衛生院通過當時還很稀罕的黑白電視機，觀看胡耀邦訪日的報道。胡耀邦在日本國會（這當然是後來知道的，當時只認為是一個公共場所）演講，演講前深深地向國會議員們鞠了一個躬，當時旁邊一位姓孫的叔叔說：「怎麼能向日本人這樣鞠躬呢？」
多年後，我讀到耀邦女兒滿妹的著作《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書中說：
父親在日本獲得一片讚譽，沒想到在國內卻引起了一些議論。有人批評他在日本國會鞠躬鞠得太低了，有損中國的人格。對此，父親在中央辦公廳舉行的訪日報告會上說：「一到日本，遇到的各方面人士都很講禮貌。上層官方人士也好，飯店經理、服務人員也好，都是畢恭畢敬，深深鞠躬，這對我很有一點啟發。到國會講演時，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向四座揮手致意，鞠躬鞠得低低的，這麼一來，氣氛一下子就熱烈起來……鞠個躬，不失我們的風度嘛！我們講風度，講大國風度，是講政治風度，禮貌上周到點好，禮多人不怪嘛！」
看來，無論朝中大佬還是山野小民，對耀邦向日本議員鞠躬，不少人頗有非議。而耀邦的鞠躬，卻恰好是其性格的體現：直率、真誠、平易近人。
真誠坦率的性格特點和光風霽月的行事風格，對一般人來說，是優點。但在政治文化早熟的中國，這種人性的優點往往被人理解為執政的缺陷。在中國，當大官必須要有威儀，要喜怒不形於色，言談舉止必須要比尋常人慢兩拍才行，所謂「貴人言慢」。大人物的平易近人表現出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親民，而非真正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叔孫通為漢高祖制禮儀，是為了維護天子的威儀；皇帝在重大典禮上戴前後有珠玉墜鏈的冕旒，就是要皇帝不能亂動，時刻端著君臨天下的架子。
胡耀邦恰恰是最沒有架子的高級領導人。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似乎不因革命的浪潮衝擊而消亡，它總是不斷換馬甲而頑固地存在著。
在胡耀邦生平事迹陳列的最後部分，我看到一張巨幅彩色照片：耀邦背後是群山萬壑，他面色凝重，似有無窮的心事。我猜想這是他卸任總書記後去南方散心時所攝。
▲胡耀邦
如果說我與這位大人物還有一點關聯，那是胡耀邦去世時，我正在緊張地複習，迎接改變我命運的高考，他的去世也讓那一年考生上大學變得異常的艱難。
胡耀邦故居在敏溪河畔，背靠青山，四周流水潺潺，坐北朝南，為典型的湖南農家院落，青瓦黃牆，磚木結構，成凹字形，一正兩橫，與韶山毛澤東故居格局相近。
由於地勢使然，故居院落的槽門沒有開在正前方，而是左側。槽門的楹聯為「枝分西嶺，業紹南塘」。唐代以前胡氏郡望主要有二：安定和新蔡，瀏陽西嶺胡氏源出安定胡氏。胡耀邦的先人世代居於江西高安縣的浯塘（今龔枋鄉浯塘村），約在明朝萬曆年晚期一個名叫胡允欽的農民，攜家眷離開江西，來到湖南瀏陽中和鄉西嶺定居。胡允欽因此被瀏陽中和的胡氏族人尊為「西嶺胡氏」的先祖。這應是「枝分西嶺」之意。「業紹南塘」所言的「南塘」，是不是指高安縣的浯塘，待考。
進了槽門，有一個近百平米的曬穀坪，坪後是正屋，堂屋的楹聯為「祥鍾淮海，秀毓蘇湖」。這副對聯更佐證了胡耀邦出自安定胡氏。
「祥鍾淮海」典出胡姓安定堂始祖胡質、胡威父子的事迹，父子倆籍貫為淮海壽春縣。胡質，三國時人，少知名。曹操召為頓丘令，官至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史載其「每建軍功賞賜，皆散於眾，無入家者，家無餘財，惟賜衣、書篋而已，以清畏人知著名。胡威，質子，官至徐州刺史，父子清慎，名譽著聞當世。入朝，武帝（曹操）問：『卿孰與父清？』威曰：『臣不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帝稱善，累遷前將軍，以功封平春侯。」
「秀毓蘇湖」典出宋代胡瑗的事迹。胡瑗（993—1059），字翼之。宋代泰州海陵（今江蘇省泰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教育家，被奉為宋代理學先驅。史載： 「（胡瑗）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薦之，以白衣對崇政殿，授校書郎，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弟子數百人，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居四五。」他曾在泰州創辦了安定書院，晚年在蘇州、湖州一帶講學，范仲淹稱讚胡瑗乃「孔孟衣缽，蘇湖領袖」，其所開創的授課法被稱為「蘇湖教法」，後世眾多書院歷代奉行。
安定胡氏的堂屋類似的楹聯還有：「蘇湖世第，淮海家聲。」「淮海家聲遠，蘇湖世澤長。」寓意相同。
▲胡耀邦故居
胡瑗創辦的安定書院是今天江蘇名校泰州中學的前身，另一位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高中畢業於該校。2014年4月，已經卸任總書記的胡錦濤，來到了胡耀邦故居參觀。
胡耀邦雖然年少即投身革命，但他一生好學，戎馬與政務之餘，手不釋卷，身居高位後，他十分尊重讀書人。或許，從其故居的楹聯，能窺見某種歷史淵源。
除誠樸剛烈之外，考諸瀏陽民風，有「斯文在茲」的感覺。瀏陽現存的文廟規模浩大，直至晚清仍然用古樂祭孔。道光十七年（1837），還未中進士的曾國藩來到瀏陽，和瀏陽舉人賀以南一起來咨考文廟古樂的源流。
除了文廟，瀏陽還有諸多好山水，行程一日半，我未能一一探訪，留待下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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