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璽璋：梁啟超為何傾慕孫中山
苟不能得立憲，無論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礎，生若何變動，而或因仍君主專制，或變為共和專制，皆不得謂之政治革命。」又說：「種族革命者，民間以武力而顛覆異族的中央政府之謂也。」
而他最擔心的，正是被民族情感所驅使的種族革命有可能壓倒並取代以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為其特徵的政治革命，如果真是這樣，憲政則無望矣。
誠然，儘管梁啟超被官方史學定義為改良派的代表，而1905年的革命與改良之爭，已經做實了他的改良派身份，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卻是在現代意義上使用「革命」並使之在中國得到普及的第一人。他努力想使中國真正融入世界革命，即他所謂廣義革命的進程中，但遺憾的是，他的努力只是促成了人們從恐懼革命到擁護革命的轉變，客觀上幫助了那個狹義的革命，促成了中國現代激進主義的形成，在清末改良與革命的競賽中，革命勝過改良，這也是原因之一。
從學理層面我們已經了解了梁啟超對革命的理解、認識，以及尷尬的處境和無可奈何，我們再來看看他在實際層面做了些什麼。
梁啟超的政治生涯從1895年公車上書開始，最初，他參與政治活動的主要方式是辦報，先是《中外紀聞》，後為《時務報》。他的言論雖引起一些人的恐慌和不安，甚至不滿，但也只是一些詞語犯忌而已，他的《變法通議》明目張胆地批評朝廷，要求改制變法，抑制君權，伸張民權，說出了當時人人所欲言而未能言說的議論。此時的梁啟超已經提出了初步的有大眾參與的民主政治思想。吳玉章說：「當我讀到康梁（特別是梁啟超）的痛快淋漓的議論以後，我很快就成了它們的信徒，一心要做變法維新的志士。「
1897年10月，梁啟超到湖南時務學堂任總教習，他的思想更趨激進。在前往湖南任教之前，他與同人商討教學宗旨，便主張採取急進法，以種族革命為本位，並得到了康有為的默許。
後來，康有為致信趙曰生，解釋其中的原因：「當戊戌以前，激於國勢之陵夷，當時那拉氏攬政，至上無權，故人人不知聖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無可望，度大勢必駸駸（qin）割鬻至盡而後止，故當時鄙見專以救中國四萬萬人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開強學、聖學、保國之會，欲開議會得民主以救之。」他們還根據所定宗旨編寫了課本，並將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節鈔刊印數萬本，秘密散布。
該書從政治、法制、教育、經濟和軍事五個方面對君主專制制度進行剖析，提出一種包含了反對君主專制，主張民主、民權的政治模式，具有樸素的民主思想，因此，自乾隆年間就被長期列為禁書，直到梁啟超刊印傳播，才開始流行民間。
後來，孫中山也曾刊印此書，作為宣傳革命的小冊子。梁啟超說：「這部書是他的政治理想，從今天青年眼光看去，雖象平平無奇，但三百年前——盧騷《民約論》出世前之數十年，有這等議論，不能不算人類文化之一高貴產品。」
其實，梁啟超當時刊印此書，也需要勇氣和膽量。後來，王先謙、葉德輝輩就以此為證據，告時務學堂為革命造反的巢窟。他給學生講課，主要內容為《公羊》、《孟子》，以此發揮他的民權思想，倡言革命。後來引起全湘大嘩，群起而攻之，從湖南一直影響到北京，有御史甚至上書彈劾—在一定意義上構成了戊戌年的黨禍。
他們指出：「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權耳，平等耳，試問權既下移，國誰與治？民可自主，君亦何為？是率天下而亂也。」 他在湖南除了講學，還參與了南學會的籌辦工作，而在他看來，南學會就是未來憲政國會和議院的演習。梁啟超在《湖南廣東情形》中講得更加具體：「而南學會尤為全省新政之命脈，雖名為學會，實兼地方議會之規模。」他甚至鼓動湖南巡撫陳寶箴自立，他說：「為今日計，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後中國有一線之生路。」
這顯然是個很危險的想法，梁啟超並非不了解這種危險的嚴重性，他明白：「以今之天下，天子在上，海內為一，而貿然說疆吏以自立，豈非大逆不道狂悖之言哉！」但他認為，既然瓜分的危險已經迫在眉睫，那麼，憂國憂民的人就難免會鋌而走險。他看到了另一種危險性，說道：「今日之督撫，苟不日夜孜孜存自立之心者，雖有雄才大略，忠肝義膽，究其他日結局，不出唐景崧、葉名琛之兩途。一生一死，而其為天下之人萬世之唾罵者，一而已。」
我們再看他在流亡日本後的表現。儘管此時他仍然跟在康有為的後面力倡保皇，但實際上，他的革命激情正日益高漲，表現之一是欲與孫中山的革命派聯合。到日本後，梁啟超有一種可以為所欲為，暢所欲言的感覺，以前約束他、鉗制他的舊勢力，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現在都奈何不了他了。而譚嗣同等人拋灑的熱血，更激發起他的鬥志，他不再遮遮掩掩，也不必欲言又止，他開始言革命，言破壞，言民權，言自由，他大聲疾呼：
今日之中國，積數千年之沉痾，合四百兆之痼疾，盤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則一切調攝滋補榮衛之術，皆無所用。故破壞之葯，遂稱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為今日第一美德。
這正是梁啟超傾慕孫中山，並試圖與之聯合的思想基礎。而康有為自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離開日本，赴加拿大。梁啟超擺脫了老師的約束，與孫中山的接觸也就不再避嫌。他們你來我往，越來越打得火熱。
據蔣百里的侄子蔣復璁回憶：「嘗聞梁令嫻女士稱，其先君在日本次年（1899年），中山先生曾多次往訪，二人大談革命。一日，令嫻女士在隔室中聞孫梁二先生高聲辯論革命之道，以為二人爭吵，急趨探視，見其父來回度於室中，孫先生則倚床而坐，各敘所見，狀至融洽。」
梁啟超在《雜答某報》一文中，也提到他們在這一年的七月間，在橫濱的吉亭相晤，夜半三更，擁被長談。那時他們談到革命的手段，以及土地國有等問題，梁啟超稱讚孫中山的主張，「頗有合於古者井田之意，且與社會主義之本旨不謬」。
直到徐勤、麥孟華向康有為告發，迫使梁啟超在這一年年底遠赴檀香山。其間還發生了梁啟超與韓文舉等十二位同學，在日本江之島的金龜樓結義一事，他們結義的目的，就在於互相激勵，不致日久使革命鬥志有所消磨。這也引起康有為的誤會，以為梁啟超想藉此架空自己，並取而代之。
他不僅自己寫信痛斥梁啟超，還發動其他弟子聲討梁啟超。梁不斷檢討自己對長者的不恭不敬，但始終不肯放棄自己的主張，即爭自由，爭民權的主張。他批評康有為的「但當言開民智，不當言興民權」是與「張之洞之言」一脈相承。
他認為，興民權與開民智必是相輔相成的，不興民權，無以開民智；不開民智，又很難興民權。尤其以當時的國民素質，不提倡自由，則民智也開不了，民權也興不了。「故今日而知民智之為急，則舍自由無他道矣。……必以萬鈞之力，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熱其已涼之血管，而使增熱之沸度；攪其久伏之腦筋，而使大動至發狂。經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幾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
康有為責備梁啟超鼓吹革命，鼓吹破壞主義，是未將法國大革命引為借鑒，而且過於輕信盧梭的學說了。但是，梁啟超並不認為法國革命所造成的毀滅性破壞，可以成為中國拒絕革命的理由。他說：「中國與法國民情最相反，法國之民最好動，無一時而能靜；中國之民最好靜，經千年而不動。故路梭（盧梭）諸賢之論，施之於法國，誠為取亂之具，而施之於中國，適為興治之機；如參桂之葯，投諸病熱者，則增其劇，而投諸體虛者，則正起其衰也。」所以他說：「先生日慮及此，弟子竊以為過矣。」
他進而為自由的學說辯護：「且法國之慘禍，由於革命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禍，而非自由之為禍；雖國學派不滿於路梭者，亦未嘗以此禍蔽累於路梭也。」
他認為，「中國數千年來，無自由二字，而歷代鼎革之慘禍，亦豈下於法國哉？然則禍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歸罪於所託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慘禍者，經此慘禍之後，而尚可有進於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慘禍者，其慘禍日出而不知所窮，中國數千年是也」。對於全盤否定法國革命的觀點，他也持反對意見，認為不能把法國革命說得一無是處。
他說，英國是一個立憲政治最發達、最完備的國家，對英國來說，極為關鍵的1832年議院改革，就是受到了法國革命的影響。而歐洲一些國家的政治改革，恰恰源於拿破崙的并吞或佔領。所以他說：「但觀於此，而知法國革命影響於全歐者多矣。弟子謂法人自受苦難，以易全歐國民之安榮，法人誠可憐亦可敬也。」
這是梁啟超熱血沸騰，革命激情最為高漲的時期。這期間，他在《清議報》《新民叢報》上，以「筆鋒常帶感情」的「新文體」，寫了大量介紹西方思想理論，以及他的革命主張，抨擊清政府的文章。這時的梁啟超，與其說是改良派，不如說是革命派，他甚至不迴避「革命排滿」這樣的字眼。因此，他的文章的確能夠激起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的革命激情，喚醒他們激進的革命意識。這恐怕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事實上，他的思想的主流，還是將革命理解為Revolution，而非中國傳統的政治話語。在此以後，他很快就意識到了他在使用「革命」一詞時可能帶來的相反的效果，於是有了前述《釋革》一文，對「革命」一詞做出了廣義、次廣義、狹義的界定和區分。丁文江更進一步指出：「先生從美洲歸來後，言論大變，從前所深信的『破壞主義』和『革命排滿』的主張，至是完全放棄，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轉變，以後幾年內的言論和主張，完全站在這個基礎上立論。這便是先生考察日多，見聞益廣，歷練愈深的結果」。
此後，他完全轉到反對「革命」的立場，他後來在文章中所提到的「革命」，多為狹義的革命，或在革命前加不同的定語，以示區別。
下面我們談談改良和革命這兩種不同的改造社會的理念和方案，在中國的社會實踐中，何以最終是後者壓倒了前者，它給中國帶來了怎樣的後果？
這時，梁啟超的改良方案，即實行君主立憲，他所謂政治革命。最早提到這種政治設計的，是他在《清議報》發表的《立憲法議》一文。其背景是清政府將實行新政。
其實，在逃亡西安的路上，由於西方各國公使的要求，西太后已承諾改革，不僅下了詔罪己，還在庚子年十二月初，下詔讓在京及各省的高官上書直言，陳述他們對行政、軍事、教育、財政，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意見。轉到辛丑年（1901）三月，再發上諭：「著設立督辦政務處，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榮祿、崑岡、王文韶，戶部尚書鹿傳霖為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亦著遙為參領。」
這大約可以看作是梁啟超寫作《立憲法議》的背景。他在文章中指出：「蓋今日實中國憲政之時機已到矣。」文章發表時，署名：愛國者草議，沒有用任公或其他常用的筆名。文章前面還有簡短的說明，解釋寫作此文的原由，是「有內地誌士某君勸作巽言之論說」。當然也可能是假託，目的是要表明，這篇文章是所謂「巽言」，即恭順之言，即使「腦質頑劣之徒」看了也不會覺得太刺激，從而可以讀至「終篇而或省悟焉」。
讀罷此文，確如其所言，是在心平氣和地講述中國實行君主立憲應該採取的具體步驟和做法。
首先，他把世界上的國家，從國體上區分為君主國與民主國兩種，從政體上則區分為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立憲三種。他直言以告：「民主立憲政體，其施政之方略，變易太數，選舉總統時，競爭太烈，於國家幸福，未嘗不間有阻力。君主專制政體，朝廷之視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盜賊；民之畏朝廷如獄吏，而其嫉之如仇讎。故其民極苦，而其君與大臣亦極危。」既然如此他說：「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國既行之而有效，而按之中國曆古之風俗，與今日之時勢，又采之而無弊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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