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稱中國將助美中產再度崛起: 重獲富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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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消息網4月19日報道 美媒稱，美國通常自認是一個中產階級國家——大多數人過著只能算是舒適的生活，既不太富，也不會太窮。這種觀點近來受到很多質疑。
據美國《紐約時報》網站4月18日報道，收入差距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在拉大，家庭收入中位數已經低於1999年的水平。中產階級地位成為極度敏感的政治問題。然而，冷靜下來看一看近年的趨勢，仍然有理由保持樂觀：一些已有的途徑，給中產階級的再度崛起帶來了機會。
近年中產階級薪資增長的乏力源於多個因素，包括外國競爭，有利於高技能工人的科技變革，以及揮之不去的貧困問題。下面就此逐一分析一下：
報道稱，美國製造業的競爭主要來自中國，近來的研究顯示，中國經濟對美國的影響要比許多經濟學家原本估計的更大，從某些方面來看，也更痛苦。中國製造制約了美國中產階級薪資，而中國的大宗商品需求也推高了資源價格。當然，廉價的中國進口商品讓美國人的薪水可以買到更多的東西，但這不會讓那些因此失業或薪資下降的人好受些。
不過接下來情況可能會有好轉。中國及其他新興國家的薪資上漲，限制了這些經濟體的競爭優勢。而對美國人來說，更重要的可能是隨著中國走向技術成熟，會給消費者帶來鋪天蓋地的創新，為生活在美國的人創造凈收益。
例如，中國已經是最大的太陽能組件和電動汽車生產國。它還可能給民用無人機、無人駕駛汽車以及其他許多領域帶來重要的創新：中國政府向生物技術領域投入了巨量資源，包括新的基因編輯技術。在移動應用、即時通信和電子支付方面，中國可以說已經超過美國。可以想像在將來，中國創新給美國人帶來的益處，將不亞於美國和歐洲之間的那種互惠。
當然，這意味著更多來自中國的競爭，某些領域會有失業，但死盯著負面因素是缺乏遠見的。事實上，創新者給世界帶來的益處不會被他獨攬，甚至大部分都談不上。一種理念一旦產生，其益處就會擴散出去，當然也會惠及美國。
經濟學家所說的「基於技能的技術變革」還會帶來一種平等主義的趨向。信息技術的到來，給那些能有效掌握這些新才能的工人和管理人帶來升值，與此同時，智能軟體會淘汰許多旅行社和文員的工作崗位。但是，設想你生活在一個只需跟電腦說話就可以工作的世界。這會降低技術員的薪資，但同時也會開啟一個新世界，技能水平低的工人也可以有效地使用信息技術來工作。
這樣的新世界已經在浮現。以Amazon Echo為例，這是一種可接受語音指令的小型固定電腦。它可以播放音樂、叫車、創建購物清單。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在普及了信息技術的環境中長大，設想在工作場所有這樣一台全功能語音激活電腦會是怎樣一番景象。
最後，社會規範的演化也可能扭轉收入不平等的趨勢。在困境中四面碰壁的窮人，勢必需要外部力量的幫助，然而還是有一些貧困者可以衝破隔閡取得成功。
多數人認為現行政治制度存在許多先天的不公，例如糟糕的公共政策往往讓富人受益，給較貧困、教育程度較低的人製造障礙，阻止他們提升自己。這些政策該如何去改變，無疑仍將是一個政治辯題。
但人們有理由相信，不平等趨勢的逆轉——不管究竟什麼時候出現——將源自一些基本上在政治之外運轉的進程。技術、貿易甚至宗教都可能幫助中產階級重新過上富足的生活。
資料圖片：2014年1月9日，工人在正泰新能源公司生產車間生產太陽能發電板。新華社記者 徐昱 攝
中新社紐約12月10日電 (記者 阮煜琳)由於貧富分化加劇，曾佔美國人口大多數、富有的美國中產階級人口正在逐年減少。最新調查顯示，曾被視為美國社會穩固基石的美國中產階級人口40年來首次跌破美國人口總數的50%。
美國獨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發布的調查顯示，目前，美國中產階級人口佔美國總人口已低於50%，而1971年，中產階級曾佔美國總人口的61%。
美國中產階級人口40多年來一直處於統治地位，佔美國人口的大多數，但這一現象已經改變。調查顯示，至2015年初，美國中產階級成年人口為1.208億，而美國高收入和低收入的成年人口總和為1.213億。
有分析稱，美國中產階級的空心化是美國社會本質變化的標誌。美國中產階級人口跌破總人口的50%，也被視為美國社會性質發生變化的一個「臨界點」。
調查顯示，美國中產階級的家庭收入也在減少。與2000年相比，2014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中位數收入下降了4%。受2007年開始的席捲美國房貸危機和經濟衰退影響，從2001-2013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中位數家庭收入下降了28%。
同時，美國富人和窮人的人口比例都在擴大。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的最低收入人口比率為20%，而1971年，美國最低收入人口為16%。到2015年，美國高收入人口比率也從1971年的4%上升至9%。
在該研究報告中，中等收入家庭是指家庭收入為美國中位數家庭收入67%-200%的家庭；低收入家庭是指家庭收入低於美國中位數家庭收入67%的家庭。而高收入家庭是指家庭收入為美國中位數家庭收入的200%。
2014年，美國中等收入家庭是指三口之家，年收入為4.2萬-12.6萬美元之間的家庭。而一個人的家庭收入在2.4萬-7.3萬美元之間，將定義為中等收入家庭。皮尤報告稱，「中等收入」與「中產階級」之間通常互換使用。
美國貧富人口之間的收入鴻溝在擴大。2015年，美國高收入階層佔有美國總收入的49%，而1970年為29%；中等收入階層佔有美國總收入的43%，而1970年為62%；美國低收入家庭收入佔有總收入的9%，而1970年則為10%。
調查顯示，40年來，美國中產階級在萎縮，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家庭比例在擴大。而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家庭比率沒有明顯變化。(完)
【延伸閱讀】美國中產階級幸福感因經濟壓力減弱
國際先驅導報10月29日報道中產階級的定義向來模糊，在美國一般來說家庭年收入在3.5萬美元（1美元約合6.35元人民幣）到7.5萬美元都可以被看做低端中產階級，10萬美元以上為高端中產階級。
在瑞士信貸銀行的報告中，以美國為基準，根據「財富範圍而非收入範圍」來定義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下限被定義為擁有「年度中等收入兩倍的財富」，上限則被定義為「擁有年度中等收入10倍的財富」。
但這些定義都不能把家庭的人口數量、社會地位、居住地的生活費用等計算在內，因此各種報告的數字差距非常大。而如果僅根據個人的感受來劃定，則有高達89％的美國人自認為屬於中產階級。這證明不管窮富，美國人都喜歡以中產階級自居。可是自2008年的經濟危機後，工作安全感降低，財富增長放緩，貧富差距增大等各種問題，都造成了美國中產階級的幸福感不再強烈。
工作生活不穩定
從工作來說，長達數十年來，美國製造業持續轉移海外，已經帶走了大量對員工的教育程度要求為高中畢業的職位，如今蘋果和耐克等大公司更進一步外包低端服務項目，這些都是傳統上的中產階級入門職位。同時，也造成了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必須完成本科學業甚至更高才能獲得職業的起點，讀書時間延長了，掙工資的時間縮短了，成家立業只得相應延後，大量20歲出頭的年輕人只好繼續依靠父母的經濟支持過活，這無疑增加了兩代人之間的摩擦，降低了他們的幸福感。
中產階級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生活相對穩定，可是，經濟危機期間的大規模裁員讓美國中產階級誠惶誠恐，他們發現，人到中年的中產階級一旦失業，即使很快能找到工作，收入也很可能會比之前低。大公司如IBM、通用電氣、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等在過去幾年都裁員10％到20％，提高了企業的利潤，卻使得成千上萬的人失業。為了維持生計，不少短期失業的人們都選擇幹些臨時性的工作，大約4％的美國工作屬於這種性質，從中產階級滑落到最低薪工作的例子屢見不鮮。經濟危機對於美國中產階級的打擊也遠遠超過了對富裕階級的損害，隨著股市幾年的牛市，美國富人已經恢復到甚至超過了經濟危機之前的財富水平。
貧富不均心生怨念
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就一直停滯不前。從1979年到2005年，收入最高的1％收入增長了176％，而有接近80％的人收入增長只有29％到6％不等。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今天最富有的家庭收入是中等收入家庭的7倍之多，遠遠高於1984年的3.5倍。收入最高的0.1％美國人擁有的財富多於90％的美國人，CEO的收入是普通員工的354倍！這不僅僅讓美國中產階級心生怨念，導致了「佔領華爾街」等運動以抗議貧富不均，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負面因素，也造成了中產階級的消費力降低，不利於國家經濟的發展。
從消費來說，美國中產階級最大的開銷也是最重要的投資工具應屬房屋。2008年崩潰後，美國部分地區的房市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許多美國中產階級的財富也因此大幅度縮水。這導致人們換工作的意願降低：因為房子不好賣、價格太低，即使工作不順心也得硬著頭皮撐下去，幸福感自然降低。
美國中產階級的另一項大開支則是教育。美國大學學費年年以3％到10％的幅度上漲，而中產階級不符合許多低息學生貸款和獎學金的收入條件，學費負擔最重。即使無孩的丁克家庭，為了居住到好的街區，也得和有孩家庭爭奪資源。（本報特約撰稿發自芝加哥）
（2015-10-29 09:56:03）
【延伸閱讀】外媒：美國中產階級增長停滯 消費能力仍超中國
參考消息網4月8日報道 外媒稱，美國的中產階級不會很快被中國的中產階級超越。對世界大品牌來說，美國中產階級仍然很重要。
據美國《福布斯》網站4月2日報道，關於美國中產階級的消亡和崛起中的亞洲中產階級越來越重要，人們已經寫了很多文章。
報道稱，美國中產階級至少15年內將繼續主導世界消費市場。儘管亞洲中產階級人數較多，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說，到2030年佔比達60%，但印度的消費者和日本的消費者之間存在明顯差異，而德克薩斯州的消費者和加利福尼亞州的消費者之間差異卻不大。後兩者不僅講同樣的語言，慶祝同樣的節日，聽同樣的音樂，喝同樣的酒，他們還有著類似的生活方式。生活在上海的人和生活在新疆的人就不能這麼說了，更別說生活在上海的人與生活在孟買的人了。
報道稱，不過，美國的消費階層正趨於平穩，增長的機會顯然是在亞洲。企業對他們的市場營銷不會一樣，因此，美國的消費者仍是全球性公司大多數營銷活動針對的重點。美國的風格和愛好很重要。
美國中產階級佔全球中等收入消費的20%以上。沒有任何國家能與之相比，包括中國。
報道稱，然而，像福特汽車公司這樣的一些企業開始轉向中國，迎合消費者的品味。新款林肯汽車的設計擴大了後排腿部空間，增加了乘客座位的功能和裝飾，以滿足佔中國人口1%的富豪階層的慾望。中國的林肯汽車車主一般不自己開車，都配有司機。
新加坡亞洲消費者研究所最近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說，儘管亞洲人表現出同樣的重視家庭、儲蓄和未來規劃，但他們對宗教、傳統、生活方式和工作習慣的態度有著顯著的不同，不像美國人是一個同類群體。
報道稱，全球品牌在亞洲還有另一個挑戰。亞洲國家不再願意只生產美國的品牌。他們正在推出自己的品牌。從珠寶到家居用品，美國公司如今在亞洲市場遭遇激烈競爭。而且，亞洲國家不斷加強對本地區市場的了解。中國逐漸了解印度。印度逐漸認識東南亞。
印度的戈德雷傑公司迅速利用自己對亞洲儉約式創新需求的直接了解。在該公司的產品中，最受喜愛的是「ChotuKool」牌冰箱。這種冰箱由於採用先進的冷卻晶元而不用成本貴得多的常規壓縮機技術，所以每台定價僅為70美元。
報道稱，亞洲中產階級不像美國中產階級那樣「中產」。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中國的中等收入水平為一年大約1.3萬美元。他們買那種小冰箱，而不是法式雙門對開的「KitchenAid」大冰箱。
另外，還有一個人口結構問題。這裡的流行文化品味也有所不同，特點是地方文化與韓國等地區大國當然還有美國文化交融。
2013年，世界經濟論壇稱，「城市百萬富豪」是當今世界上財富增長最快的消費群體之一。全球17億富豪中，超過60%生活在亞洲，構成一個到2030年價值約7萬億美元令人垂涎的零售市場。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執行董事賴志文（音）寫道，為了抓住這一增長機遇，企業不能再在亞洲地區採取短期或機會主義的經營方法。賴志文在上月發布的一份報告中說，企業應「全盤」考慮他們需要在亞洲真實投入的資源。這就意味著一些品牌（包括像福特這樣的美國大品牌）要花大量時間去了解大的亞洲消費者，就像它們去了解美國大的消費者那樣。
賴志文說：「有一點是肯定的。企業如果想贏得亞洲消費者，那麼亞洲就不能再只是一個貿易站。企業必須把亞洲當成是第二故鄉，重視它，把它視為一個值得用心投入的獨特市場。」
報道稱，美國大公司將繼續在亞洲投資，但鑒於從現在到2030年美國的中產階級顯然仍將是中產階級的巨頭這一事實，他們不會在損害美國的情況下去這樣做。與亞洲人相比，美國中產階級增長停滯。但目前而言，作為一個社會經濟單位，美國人仍是最重要的。（編譯/宋彩萍）
法國巴黎的一家奢侈品店前，中國遊客進出頻繁。(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網站)
（2015-04-08 00:31:00）
以下即納廷的評論文章全文：
美國最嚴峻的經濟挑戰，同時也就是最重大的政治問題。富有者和貧窮者之間的差距不斷拉大，這不但會威脅到我們的經濟發展，同樣也會損害到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的凝聚力。
一方面，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們的政治話語權強大到近百年以來的頂點，而另外一方面，那些掙扎求生的人們卻與政治生活日益脫節。
五年前，最高法院做出裁定，選戰資金再無任何限制，五年後的今天，科赫兄弟和其他億萬富翁對共和黨的收購已經基本完成。日前，科赫兄弟宣布，他們和他們的金主網路將向2016年大選投入近9億美元資金，幾乎相當於兩黨花銷的總和。
2012年，科赫兄弟和其他大富豪們未能買到他們希望的總統大選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羅姆尼無法掩蓋他自己也是有錢人的事實。可是，在2010年和2014年，他們在中期選舉中顯然表現要好得多，最終成功打造出了一個非常保守的，由共和黨控制的國會。
誠然，砸錢也不是總能砸出個預想的結果，但是正如布魯克林研究所的韋斯特(Darrell West)所寫道的：「在一個選舉成本日益上升，公眾對政治進程參與有限的時代，雄厚的資金當然有能力確定議事日程，影響選舉發展，定義具體的人和政治問題。」
韋斯特的結論是：「在一場局面接近的選舉當中，億萬富翁的行動完全足以讓天平向著保守派的利益方向傾斜。」
有錢人捲入政治的故事當然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了。我們真正認識不足的是，在財富光譜的另外一端，那裡的人們所擁有的權力到底有多小。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曾經預言說，不受束縛的民主必然會讓國家垮台，因為大多數人肯定會投票讓自己獲得更多的福利，而由少數富有的納稅人埋單，這樣的夢魘多年來一直都不曾走出過保守派的思想。伴隨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依靠政府幫助生活，這些人就會投票讓自己獲得越來越高的福利，直至大多數人都成為寄生在少數納稅人身上的吸血鬼，接下來破產是必然的。
可是，夢魘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實在太過巨大。事實是，那些最依賴政府福利的人，恰恰是最不可能去投票的人，而那些最願意參與政治的人，則是根本不在乎食品券、醫療補助和貧困家庭臨時補助的人。
皮尤研究中心彙編的數據顯示，如果按照財務安全程度將美國人口均分為五檔，則2014年，最安全者當中，投票者的比例大約是63%，第二檔是51%，但是之下三檔，投票率就急劇下滑了。在最低一檔，6000萬美國人當中只有20%的人願意去投票。
那些理論上可能通過選票讓自己獲得更大福利的人群，在現實中幾乎都不去投票。與此同時，那些想要從政府獲得其他東西，比如更低的資本利得稅率，或者是放鬆對自己企業的監管等的人群，都積极參与了政治，要麼獻金，要麼乾脆自己去面見官員。
對共和黨的支持情況也呈現類似的分布。財務安全度最高的一檔中，共和黨支持率明顯佔上風，以49%壓倒民主黨的42%。再向下，則共和黨的支持率遞減，第五檔的人在2014年支持共和黨的只有17%。這確實符合我們一直以來的印象——有錢人更喜歡共和黨。
可是，窮人更喜歡民主黨的習慣看法卻被數據顛覆了。2014年當中，民主黨在五檔人群中的支持率幾乎完全一樣，最低近40%，最高43%。
民主黨在2014年議會選舉當中落敗，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支持者太少，而是因為他們的支持者——許多都是工薪階層或者窮人——沒有去投票。
在這裡，我們不僅僅是要談論民主黨敗選的根由，更重要的是，我們發現，伴隨財務壓力的增大，人們對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參與度急劇降低。如果中產階級無法獲得更高的財務安全度(比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工作前景，或者是自己後代的更多機會等)，他們對政治的參與熱情就會持續下滑，直至像那些幾乎不參與政治的最貧困人群一樣。
這對於我們的民主體系而言絕對是一件壞事，因為這就意味著，那些富人和他們的經理人同盟軍的意見將在華盛頓、州首府和地方政府變得越來越舉足輕重。哪怕是現在，我們的政治家們對於富裕階層關心的問題，就已經給予了更高的關注度。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的時候，我們卻會去強調赤字問題，不難理解為什麼那些致力於改善環境和氣候的努力屢屢受挫，不難理解為什麼那主要是惠及年收入20萬美元以上者的稅務優惠始終無法改革。
同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那些保守派團體會在自己擁有了買斷選舉的自由的時候，還要儘力增大別人投票的難度，為什麼當華盛頓的政治僵局讓越來越多人懷疑集體行動的意義的時候，這些團體卻彈冠相慶。
中產階級遠離政治，甚至還會造成更大的威脅。人們的政治參與度越低，就越是容易被欺騙，被蠱惑，被人利用他們的憤怒和無知。
我們的民主需要的是，是見識更廣博，參與更積極的公民。不過，我們的公民無法獲得經濟上的足夠安全度之前，是很難指望他們有足夠的政治參與度的。(子衿)
（2015-02-04 03: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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