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租讓滿洲」給日本的思想，是特殊時代產物，不宜過度解釋！

文史 04-23

【頭條號首發】

近年來，關於「國父」孫中山「租讓滿洲」以換取日本對革命的支持一事，在網上廣為流傳，並成為貶低孫、抬高袁的重要依據，極大損壞了國父形象。那麼，歷史真相究竟是什麼樣的？我們又該怎樣來看待呢？

一言以蔽之：無須遮掩，但切忌過度解釋！

他「租讓滿洲」給日本的思想，是特殊時代產物，不宜過度解釋！

「租讓滿洲」，並非孫中山心血來潮的想法，他曾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都發表過類似言論。據內田良平回憶，早在1898年，孫中山就曾對他說：「革命政府一旦成立，清朝政府必將奔逃滿洲，以俄國為後援，以維護其國命。為此，新政府不得不與日本結成同盟，攘擊俄國，與俄國之衝突終不可免……吾人之目的在於滅滿興漢，革命成功之時，即使以諸如滿、蒙、西伯利亞之地悉與日本，當亦無不可。」

1906年，孫中山又藉此遊說日本朝野，說：「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目的在於滅滿興漢，中國建國在長城以內，故日本亟應援助革命黨。」類似的言論，還見於小川平吉的回憶，他說：「孫逸仙與黃興俱長期流亡日本，接受有志人士之援助，與我輩亦有長期交往，我輩亦曾給予相當援助。彼屢屢向我輩陳述：日本需要滿洲，滿洲與日本有不可隔離之關係。其地原為滿洲人之土地，對我中國漢人來說並非絕對必要。我輩革命如能成功，如滿洲之地，即使滿足日本之希望，當亦無妨。上述主張，孫逸仙在座談中一再重複，此在有志人士之間殆為眾所周知之事實。」這些史料說明，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孫中山流亡日本時就已產生「租讓滿洲」換取支持的想法了。

他「租讓滿洲」給日本的思想，是特殊時代產物，不宜過度解釋！

武昌起義成功後，由於西方列強把持中國海關等各種原因，新成立的臨時政府遭遇極大的財政困難，甚至到了揭不開鍋的地步，同時亟需一大筆軍費來進行北伐，因為孫中山始終堅持武力統一中國的觀點。

1912年1月，黃興緻電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日本認為這是一次絕佳機會，遂命森恪與孫中山談判，妄圖以資金支持換得東三省。當然，黃興也在尋求美國、德國的支持，希望能以招商局做抵押借款一千萬，但未成功。在與森恪談判最後，孫中山明確表示，如果日本能「火速提供資金援助」，「余或黃興之一人可赴日本會見桂公，就滿洲問題與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計」。孫中山等人之所以如此著急，是因為軍隊已有嘩變傾向。他在給章太炎的信中說：「前敵之將士，猶時有嘩潰之勢。」談判之後，森恪回國籌措，並說：「滿洲事，尊意當可滿足。東京來電云：款事正在極力籌措中。與袁世凱之和議，在東京表明某種意向之前，望延期。」孫中山遂將議和日期延遲到6月9日。這些史料，充分證明，革命黨與袁世凱和談，以及最後讓出總統位子，都是迫不得已，並非本意。

此次談判之所以最後沒有成功，是因為一個名叫石本新六的陸軍大臣極力反對。在他看來，日本在日俄戰爭中付出大量金錢和生命，理應無償佔有滿洲，而非花錢購買。就在同一天，清室接受退位優待條件，決定下詔退位，袁世凱憑藉雄厚實力獲得所謂全權大臣的資格。這是孫中山無法接受的，他認為：「清帝退位，政權同時消滅，不得私授其臣民。」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孫中山最終不得不含淚同意妥協。

他「租讓滿洲」給日本的思想，是特殊時代產物，不宜過度解釋！

儘管上述史料多數來自於當事人的回憶，但並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並非出自同一時期，應當可以排除故意作偽的嫌疑。直到聯俄聯共，孫中山才徹底拋棄日本路線。

那麼，最為關鍵的問題來了：究竟應該如何看待當時孫中山的這一思想呢？

原則只有一個：將其置於具體歷史環境中加以實事求是的分析，而非簡單詬病！

孫中山「租讓滿洲」思想的出現，原因有以下幾個：

首先，辛亥革命時期，排滿思潮風起雲湧，包括孫中山在內的革命黨人都奉行大漢族主義，而將滿洲視為化外之地，排斥在「中國」之外，將革命定性為內地十八省革命。「租讓滿洲」正是建立在這一錯誤認識基礎之上。

其次，除大漢族主義之外，在當時的革命黨中，還盛行大亞洲主義，很多革命黨人都具有強烈的親日傾向。在他們看來，日本人與中國人同屬黃種人，都曾遭受歐美白種人的凌辱，應當團結起來，共同對抗西方列強。殊不知，經過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早已成為「西方」的一員。（註：大亞洲主義在日俄戰爭後即十分盛行，國人都把那場戰爭看做人種大戰）

最後，孫中山在革命道路上，長期處於孤立無援狀態，造成其特殊的軟弱性。當臨時政府推翻清政府的任務遭遇極大的財政困難時，他反而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國家尤其是日本身上。

他「租讓滿洲」給日本的思想，是特殊時代產物，不宜過度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