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介布衣卻是異端鬥士，曾扳倒權勢熏天的奸臣，還能預測命運

剛剛出獄的何心隱並不安分守己，他千里迢迢北上京師，結交不少高官顯宦和社會名流，親自參與並設計扳倒了權相嚴嵩，進而進一步推銷自己的學說。

正是這次進京，何心隱經過御史耿定向介紹，初識時任國子監司業的張居正。

關於兩人最初在哪裡相識，各種史書說法不一：有說在寺廟，有說在耿定向府中。但可以確定的一點就是，他們交談以後，雙方都很不愉快。

講會那天，張居正坐在北面，何心隱和耿定向坐在南面，大興縣令吳哲和耿家三少爺耿定力坐在西側。耿定向心奇張居正之才同時也佩服何心隱，他積極邀請張、何二人互相切磋學問，品評對方。

何心隱語帶挑釁地問道：「公在太學，當知《大學》之道？」

這個問題就如同現在某個民間業餘愛好者質問中央黨校的校長，你可曾聽過馬列主義？純粹是侮辱智商。

張司業滿腹經綸，怎能聽不出何心隱言語之中濃濃的火藥味，年輕氣盛的他索性沒做正面回答，但也不甘下風，咄咄逼人回敬他：「爾時時想展翅高飛，終飛不起。」

這話真是戳開了何心隱的瘡疤，何狂聽了怏怏不樂，等心氣平和後，拍拍胸脯，手舞足蹈地說：「分宜欲滅道學而不能，華亭欲興道學而不能；能興滅者，此子也！」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情緒激動的何心隱身上，只見何心隱激動過後馬上回歸平靜，繼而惴惴不安道：「此子他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

說完不辭而別。

事後，耿定向幽默地勸慰何心隱道：「此公腰不健，未必有官顯於首相也，毒何由肆？」意為，張居正腎虛身體不好，或許沒那福分。

張居正向耿定向弟弟同時也是自己門人的耿定力談及何心隱則十分不屑，認為何心隱無能無才：「汝兄最稱其人，然在我座，不能出片語。」

這個故事在晚明廣為流傳，張居正一眼就看出何心隱是個「時時欲飛」的異端鬥士，而何心隱也極有洞察力，預見張氏將來必定會掌權，一旦掌權則定會殺他。

何心隱大張居正八歲，是一個文武兼備的大俠式人物：論文才，他下筆千言，立揮而就；論武功，他能赤手以博蛇蟒，是一個目無餘子的狂悖性型俠士。

照理說此等膽略之人不會輕易說出「此子他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這樣的話，但正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僅僅一面之緣，張居正那凌厲幽深，高貴而又坦然的目光和氣勢，便令何心隱嗒然而喪。何心隱認定張居正與自己的政見格格不入，才會出此狂言，然而一語成讖，日後何心隱的死亡，與權柄天下的張相有著撲朔迷離的聯繫，此時何心隱的這句狂言為日後的陰謀論傳言早早埋下了種子。

其實，張居正在少年時代的啟蒙老師李元陽，就是個以釋門弟子而兼儒家學者的泰州學派傳播人。李元陽的耳濡目染，使張居正年輕時就接觸到泰州學派的學說，並認真研讀過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的著作。恰巧王艮是何心隱老師顏鈞的老師，何心隱的思想，多從王艮理論脫胎而來。可見張居正對泰州學派並非先天就帶著有色眼鏡，與之相反，張居正認真考慮過這種學術在政治上的可行性，何心隱這種 「虛而無當」的學說，在張居正看來無異於異端邪說，對國家社稷全無好處。

萬曆三年（1575）五月,張居正奏上著名的《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譚。……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他方游食無行之徒,空譚廢業。」

首相要打倒游談之士，所以不許創建書院；肅清學霸之源，所以裁減學額。這番整飭學政的言論，從統一思想，維護大明朝統治的角度看，是再正常不過了；可他禁「講學」不許「別創書院」的舉措，無疑是對視講學為生命的何心隱的重大打擊。

萬曆六年（1578）三月，張居正返鄉葬父，大小政務公文皆快馬加鞭，經過延邊的一座座驛遞傳至荊州，悉聽元首裁決。

這些事情，許多人看在眼裡，怒在心頭，非議張居正權傾朝野，專擅朝政；但眾人震懾於元輔的權勢，都不敢大肆聲張以免惹禍上身。

唯獨何心隱大狂人無所顧忌，時時借講學譏切時弊，指斥其專政，並嘔心瀝血撰成《原學原講》，準備上書朝廷，要求開放民間講學，與張居正的施政措施針鋒相對。

何心隱作為思想家，他的開放講學要求未免過於天真，張居正早已意識到晚明講學的空洞虛浮，所以堅決要扼殺這股不正之風。一邊是權勢熏天的首輔，一邊是「群眾基礎」穩固的大學者，兩大勢力互搏的角逐一觸即發。

恰好何心隱在講學過程中又總要提及 「知己」張居正，揚言張居正專制朝綱，要入京把他驅逐趕走。

在張父無比風光的喪禮上，何狂人竟給首輔送上怪獸。本是傳說中的鎮水獸，本與喪事毫無關係，而何心隱送上此物，多少有詛咒張首輔作惡太多，陰宅必遭水厄的味道，另一方面張居正的老家荊州自古易遭水害，何心隱藉此又諷張居正為亡父考慮不周，近乎於當眾責罵他不孝，這讓權傾朝野的師相情何以堪？

槍打出頭鳥，其實何心隱作為講學異端，多次受到緝捕，早在萬曆四年（1576）七月,時任湖廣巡撫陳瑞緝捕何心隱於湖廣孝感。萬曆五年（1577）十月,再緝捕何心隱於江西永豐，這兩次何心隱都僥倖逃脫。

萬曆七年（1579）正月，張居正以雷霆手段，下令關閉天下書院，禁毀私學，並申言對違反者「許各撫按衙門訪拿解發」。僅僅過了不到兩個月，萬曆七年三月初二日，何心隱在祁門學生胡時和家中被捕，押解到武昌。

這時的湖廣巡撫是王之垣，何心隱常年顛簸逃亡，即使身在獄中，他還不甚了解兩個月前張居正「毀天下書院」的新政策，仍然為四年前張居正的《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耿耿於懷。何心隱在獄中上當道書：「夫是非之爭於講學,以爭於首相者,抑何是何非以諫爭乎?即首相以條陳學政,有不勝其可諫於諫者。今且不能歷歷指,惟指其首陳首條,遽然以『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其粗疏於講學,以隱毒於講學者耶……」

文中所提到的『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正是四年前張相奏疏中的原話，可見幾年以來，張居正當年的奏疏給何心隱帶來了多大的心理衝擊。王之垣見他毫不服軟並亢聲爭辯，命人痛笞百餘杖。何心隱傷重難熬，死於獄中，時年六十三歲。

何心隱的死亡事件相當蹊蹺，他死後之審判、定罪亦非在湖廣,而是在京師下法司——刑部。

《明神宗實錄》於萬曆八年（1580）正月如下記錄:「已而湖廣貴州界獲妖人曾光等,造為妖語,煽惑土司。事發,遂併入汝元、羅巽姓名於內。且號汝元為五知子,羅巽為純一真人。雲其慣習天文遁甲諸書,欲因彗星見,共謀不軌。汝元已先死,羅巽亦繼斃獄,竟不成。湖廣撫臣但具爰書以聞。已,下法司審訊,並曾光亦非真也,但據律發遣而已……」

一代大儒就這樣死的不明不白，身後又被扣上了「妖人」的帽子。加之何心隱生前「此子他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的言論早已在江西吉安及湖廣地區流傳開來，這一系列巧合讓陰謀論的說法一時間在朝野當中頗為流行，許多人認為張居正與此脫不了干係。但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

事隔十多年後，也就是萬曆十八年（1590），隱居於湖廣麻城龍潭湖芝佛上院的傑出思想家李贄刊刻了他的傳世名作《焚書》。

在這本書中，有一封李贄給友人的《答鄧明府》就極力為張居正辯誣。作為何心隱摯友的李贄認為，何心隱此人平生過於自傲，當他與張居正相遇後，反而覺得自己為對方的精神所震懾，所以內心深處時時惴惴不安。

李贄推測，大約是地方官聽說張、何之間曾有一段過節，企圖殺何邀功。他的理由擺得非常充分：

「何公死，不關江陵事。江陵為司業時，何公只與朋輩同往一會言耳。言雖不中，而殺之之心無有也。及何公出而獨向朋輩道「此人有欲飛不得」之雲，蓋直不滿之耳。何公聞之，遂有「此人必當國，當國必殺我」等語。則以何公平生自許太過，不意精神反為江陵所攝，於是憮然便有懼色，蓋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實，所謂兩雄不並立於世者，此等心腸是也。自後江陵亦記不得何公，而何公終日有江陵在念。

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與吉安縉紳為仇。然亦未嘗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特何公自力仇耳，何也？以何公「必為首相，必殺我」之語，已傳播於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無有緣，聞是，誰不甘心何公者乎？

殺一布衣，本無難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則又何憚而不敢為也？故巡撫緝訪之於前，而繼者踵其步。方其緝解至湖廣也，湖廣密進揭帖子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須來問，輕則決罰，重則發遣（而）已矣。

吁吁！江陵何人也，膽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何公布衣之傑也，故有殺身之禍，江陵宰相之傑也，故有身後之辱。不論其敗而論其成，不追其跡而原其心，不責其過而賞其功，則二老者皆吾師也。」

大哲學家李贄的蓋棺定論，已不需我們平添贅述。不過有一點不容忽視，何心隱被殺雖不是張居正直接主使，但恰恰又是張居正的意識形態政策和官僚政治體制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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