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何在整個抗戰期間一直和日本進行密談？直接干它呀

蔣介石沒有像汪精衛那樣投降日本當漢奸，但蔣介石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始終沒有斷過同日本妥協的念頭，而且也沒有斷過秘密和談的活動。

在抗戰初期，蔣介石悄悄地通過各種渠道同日本進行秘密談判。這時，蔣介石同汪精衛是「和衷共濟」，合夥經營的。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在7月13日向國際聯盟遞送了第一次聲明。在9月10日，以中國代表身份向國聯秘書長提出申訴書，請求國聯採取適宜而必要的行動。於是，國聯決定召開九國公約會議，以資商討。9月12日，中國又提出補充聲明，訴請國聯對於日本侵略採取必要的行動。11月3日，九國公約會議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發表了語氣軟弱的對日宣言，只是說日本侵華，「全世界對之均有一種不安之憂慮」，「各國代表仍信當事雙方倘同意停戰，俾乘機試行解決，或可達成功之目的」，對日本的強硬態度，「各國代表殊難理解」，「各國對之不得不考量其共同應取之態度」。對這樣一個軟綿綿的宣言，蔣介石還是滿意的，他在11月15日日記中說：「九國公約會議宣言，雖語氣軟弱，仍不足為慮；其後，共同行動必須實現也。」

這時，日本也想在停戰議和中迫使中國讓步，想兩國直接交涉。這樣，日本就通過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再由狄克遜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由陶德曼找蔣介石商量和談。這就是所謂的「陶德曼調停工作」。

1937年10月21日，狄克遜給德國外交部的電報中說：「日本隨時都準備與中國直接談判，假如有一個與中國友善的國家，如像德國和義大利，勸說南京政府覓取解決，日本也是歡迎的。」狄克遜又以同樣的電文打給南京。第二天，德國外交部給德駐華大使密電：「我們認為，就目前來說，直接談判比較有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並且願意作聯繫的途徑。」

10月30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給德國外交部長發了一份特密急電說：「今日我將令我傳達的意見和外交部次長陳介談了，同時還告訴他，與日本覓取解決的時機，現在已經到了，我們願意做聯繫的途徑，他說委員長要先知道日本的條件是什麼，我就答覆他，日內我和委員長談，但是現在就要採取第一個步驟，因為這是心理上要求和平的時候，布魯塞爾會議不會有什麼結果。外交部次長也是同樣的意見，但是他問我們如何能把事情推動起來。我建議他轉告他的政府，說我們願意做與日本聯繫的途徑；我又建議授權給我告訴日本政府，開始時只說中國準備覓取解決。」

11月3日，狄克遜給德國外交部急電，提出了日本的條件為：「

（1）內蒙古在國際法下建立一個與外蒙古情形類似的自治政府。照這個先例看起來，中國不應該有所反對。

（2）在華北沿滿洲國邊境至平津鐵路線以南一點建立一個非軍事區。在這個非軍事區里，由中國的警察和官吏維持秩序。

（3）在上海，建立一個比現在更大的非軍事區。由國際警察管制。其他不變更。

（4）停止反日政府……

（5）共同反對布爾什維主義……

（6）減低對日本貨物的關稅。

（7）尊重外僑權利。」

同時又說日本外務大臣廣田著重表示：「假如日本被迫繼續作戰，他就要把戰爭進行到使中國完全潰敗，然後再提出遠較現在為苛刻的條件。」同一天，德國外交部長急電德國駐華大使館：「請將駐東京大使三日第345號電報中所說的日本的和平條件通知蔣介石，我們覺得那些條件可以（被蔣介石）接受作為開始談判的基礎；並請報告（蔣介石）對那些條件的反應如何。」

11月5日，蔣介石在南京第一次接見了陶德曼，針對日本提出的7個條件，提出了中國方面的「和議的必要原則」。當時蔣介石還是幻想九國公約有什麼對中國有利的行動，所以對日本提出的條件討價還價。這次接見的詳細談話情況，在當天陶德曼給德國外交部發的特密電報中說得很清楚：「我於今日將日本的和平條件通知了蔣介石，在座的僅有財政部長孔祥熙。蔣介石要我向德國政府表達他對於德國政府在這件事上所作的努力衷心的感謝。他首先問我的意見。我說，我和你一樣，認為這些條件提供一個談判的基礎。我們從世界大戰（的經驗）已經看到，一個國家不應該等待到精疲力盡的時候。對於軍事局勢，我不能作判斷。於是他（指蔣介石）說，假如日本不願意恢復戰前狀態，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對於某些條件，當然可以討論並且覓取友好的諒解，但是只有在這一點做到了之後。他又很機密地告訴我，說只讓德國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國政府是會被輿論的浪潮衝倒的。中國會發生革命。日本人正在執行錯誤的政策。他們現在不對中國作友好的姿態以奠立日後友善的基礎，卻提出要求。假如他們繼續作戰，中國當然不會有在最後獲得軍事勝利的機會，但是她也不會放下她的武器。假如由於日本採取的政策，中國政府傾倒了，那麼唯一的結果就是共產黨將會在中國佔優勢。但是這就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我說我剛才重讀了俄國革命的歷史。假如中國發生革命，那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孔祥熙也承認那是可怕的，但是假如那樣的話，他也想不出別的辦法。」

電報中又說：「委員長又說，他也不能正式承認日本的要求，因為中國現在正是布魯塞爾會議的列強關切的對象，而列強是有意要在華盛頓條約的基礎上覓致和平的。我告訴他，我現在採取的步驟僅僅是機密地通知中國政府日本向我們大使表示的對於和平的意見。委員長要求我對於我今日採取的步驟嚴守秘密，我允諾了，也要求他同樣地做。孔祥熙要我留下一份日本的條件，我沒有能很好地拒絕他。」

之後，德國對蔣介石施加了壓力。通過蔣介石身邊的德國軍事顧問，向蔣介石「嚴重地陳述戰事延續對於中國的後果」，「如果戰事拖延下去，中國的經濟崩潰，共產主義就會在中國發生。要說日本也可能預料到一切大變動，那是愚蠢的安慰」。德國外交部給中國駐德大使館備忘錄，德國外交部長牛拉特向中國駐德大使說：「我認為，為中國的利益著想，不要不加考慮便拒絕日本的和平建議，還是儘速議和為好，中國方面就是盡最大的努力，也不再能把日本的軍事勝利扭轉過來。因此首先需要顧及這種情況。中國政府遲延議和時間越久，中國國家解體的危險也越大。」

12月2日，蔣介石第二次接見陶德曼。在接見前，蔣介石召集白崇禧、徐永昌、顧祝同、唐生智等人商量，大家表示不妨同意進行交涉。在接見中，只要求「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和行政權不得改變」，而且再三說「在談判完成以前，一切不要公布」。當天，陶德曼用特密急電給德國外交部長報告了這次接見的情況。電文說：「蔣介石首先對於德國促致和平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謝。中國願意接受德國的調停，因為她認為我們是她的朋友。」當談到日本提出的條件時，「蔣介石說，對於那種認為日本已經從這次戰爭中成為勝利者的看法，他不能夠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後通牒」。

接著，蔣介石談了中國的意見為：「

（1）中國接受這些條件作為和平談判的基礎。

（2）華北的主權和完整……

（3）在和平談判中，自始即由德國任中介人。

（4）在和平談判中，不得涉及中國與第三國之間的協約。」

陶德曼在電報中報告了他是如何回答蔣介石提出的四條：

「關於第一點，我告訴他，我認為中國必須宣布她自己願意以協和的精神和意念……討論這些條件。蔣介石說，他是想這樣做，但希望日本也這樣做。

關於第二點，我要蔣介石注意日本的條件，就是華北的最高首長應該是對日本友善的。蔣介石答應，假如要選派一個人去擔任那個職務，那個人自然不會是反日的。

關於第三點，我向蔣介石聲明，德國無意直接參加和平談判或主持談判，我們寧願就我們力所能及在幕後盡量幫助中國。蔣介石希望我們能夠斡旋到底。

關於第四點，我提醒蔣介石注意到日本的反共的要求，我認為這個要求與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並不衝突。蔣介石沒有反對我的意見。」

在電文中並強調說：「蔣介石最後再三地要求日本政府對於初步的談判，特別是條件，保守秘密，這是和平的一個初步條件。我認為我們應該盡我們的力量支持這個要求，否則蔣介石的地位將會大為動搖以至於下台，而使中國政府落入親俄的人的手中。日本對於蔣介石這種勇敢的願意和平的態度，應該給以種種便利，俾使他能夠完成談判。蔣介石在上一次我和他會見的時候曾經說過，中國不能接受關於蒙古自治的要求，因為這意味著要失去兩省；我就問他是否願意對這個問題表示意見。他說，蒙古的問題可以和日本談判。在全部談話中，蔣介石的態度極為友善，精神很好，一點也不緊張。他自己對於防守首都表示很樂觀。」陶德曼向外透露，說這次和平談判「能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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