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辦法「集中注意力」？這事兒還真不是一個現代病

首先，我們可以討論一下什麼叫做「集中注意力」。我們是認真的。

本文作者弗蘭克·菲雷迪（Frank Furedi）是一名社會學家兼社會評論家。他曾在英國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學任社會學教授，共著有 17 本著作。2015 年出版的《閱讀的力量》（The Power of Reading）是他的最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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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互聯網的崛起與數字技術的普及，如今我們周圍到處都是分散我們注意力的事物：朋友的簡訊、電子郵件和 Instagram 推送、流媒體音樂和視頻、千變萬化的股票行情、新聞以及更多的新聞。為了完成我們的工作，我們可以試著關閉數據網。然而，當我們化身怕錯過新鮮有趣信息的「社交控」（FOMO，fear of missing out）後，要想做到這點並不容易。一些人認為，我們的大腦已經遭到了數字雜訊的破壞，意志力變得非常薄弱。我們的注意力確實開始分散、變得不集中了，但是為此責怪科學技術卻並不恰當。歷史證明，不安焦慮並不是由新生事物引起的，而是由這一新生事物（無論這一新生事物是什麼）對當下道德權威造成威脅引起的。

注意力缺失第一次成為一種社會威脅是在 18 世紀的時候。當時歐洲正在開展啟蒙運動，邏輯與科學逐漸推翻了宗教與神話。《牛津英語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引用 1710 年英國《Tatler》雜誌里的一條內容作為了這個詞的第一條參考內容，將「注意力缺失」和「懶散怠惰」聯繫在了一起：這兩種行為都是社會公眾嚴重關切擔憂的代表性道德敗壞的惡習。

當時，站在文化建設前沿的道德家和哲學家認為，這種「注意力缺失的習慣」並不僅僅是一種孤立的道德缺失行為，它還是其他惡習的根源。蘇格蘭道德哲學家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因指出其時的道德焦慮而聲名鵲起，在 1770 年出版的《真理論》（An Essay on Truth）一書中，他將注意力缺失定性為「降低道德機能的犯罪習慣」。他主張：「我們染上了許多惡習，但如果我們能適當地予以注意，這些惡習本來都是可以避免的。」比蒂將注意力缺失和「不近人情與不滿意」聯繫在了一起，還警告說，如果人們任由這一惡習四散開來，社會秩序將會逐漸遭到破壞。

在英格蘭，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創始人理查德·斯蒂爾（Richard Steele）、散文家兼道德家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等 18 世紀文學評論家認為，注意力缺失是一種「優弱寡斷的思考方式」。就解決「思考關注要點快速變換」這個問題，他們向「那些受到困擾的忙碌心靈」提供了建議。

18 世紀，人們提出解決注意力缺失這一問題的建議時最常引用的一份文獻是 1774 年出版的《查斯特菲爾德勛爵給兒子的信：一位外交家關於品行、禮儀、處世與學識的忠告》（The Elements of a Polite Education: Carefully Selected from the Letters of the Late Honourable Philip Dormer Stanhope, Earl of Chesterfield, to his Son）。1746 年 3 月，查斯特菲爾德寫道：「我知道沒有什麼比漫不經心和注意力分散更讓公司覺得冒犯無禮了。」在 1752 年 1 月的一封信中，他把注意力缺失和「思想怠惰」畫上了等號，聲稱這兩種行為都是「知識的敵人」。查斯特菲爾德對於這一惡習的思索始終圍繞著一個主題：無法集中注意力會損害社會階層和道德秩序。

事實上，啟蒙運動文化珍視「專註」，認為它是對思考推理來說最重要的精神能力。歷史學家邁克爾·哈格納（Michael Hagner）在 2003 年出版的《注意力的文化史與科學史小探》（Toward a History of Attention in Culture and Science）中提出，到 18 世紀末期，「專註已經不止隱喻著啟蒙的雄心志向」，它還被認為是教育、精神和道德發展的媒介載體。

法國哲學家克勞德·阿德里安·愛爾維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認為，專註是啟蒙開悟的一項重要根源。在 1758 年出版的《論精神：淺談精神及其幾種能力》（De l』esprit, or, Essays on the Mind, and its Several Faculties）中，他把「持久的專註」和「優越的思維邏輯領悟力」聯繫在了一起。然而，和大多數其他珍視專註能力的人不同，這位激進的無神論思想家對社會傾向於譴責注意力缺失是一種道德敗壞惡習的風氣大為不滿。他在抵制這一道德控制慣例前問道：「人們為什麼不斷把他們注意力缺失的行為看做是一種犯罪？」

在那些受困於這一注意力逐漸薄弱情況現象影響的人看來，他們的感覺狀態有一種特定的說法：「他們坐立不安」。

專註被人們當成了一種培養良好品格的關鍵道德修養加以推廣。18 世紀蘇格蘭常識學派（common sense）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哲學家托馬斯·里德（Thomas Reid）在他 1788 年的著作《論人的行動能力》（Essays on the Active Powers of the Human Mind）中指出：「目前有一系列和數學公式一樣清楚明白的道德規範：尊重專註。」這種讚揚專註能力的道德規範要求社會對人們進行培養和訓練，而教育家的工作正是確保年輕人不要沾染上「注意力缺失的惡習」。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注意力缺失會阻撓年輕人的社會化。

防止兒童和年輕人沾染上注意力缺失的惡習，成為了 18 世紀教育學關注的一大核心要務。一直以來，教育家們總是在操心該如何抓住兒童的注意力，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但是在 18 世紀，教育家們關切的這一問題被抬高到了一個空前重要的地位。注意力被認為是有益於理智以及精神和道德發展的重要「滋養品」。瑪利亞·埃奇沃思的《實用教育》（Practical Education）以及其他針對家長的建議書籍強調，培養（孩子）注意力集中需要精力與技巧。

當時，在把注意力集中視作一種美德大家讚揚的同時，教育家、宗教評論家和醫學專家常常會對注意力缺失所造成的道德危害表示擔心。從 18 世紀晚期起，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把「注意力缺失的習慣」看成一種道德疾病。1775 年，德國醫師梅爾希奧·亞當·魏卡德（Melchior Adam Weikard）在他編纂的醫學教科書中，對他定義為「注意力缺乏」（Attentio Volubilis，也寫作 Mangel der Aufmerksamkeit）的一種情況進行了診斷。他對此的診斷描述始終在醫學缺陷和道德缺陷之間搖擺不定。據魏卡德所言，注意力不集中的人缺乏穩定性和集中注意力所必要的道德品質。他們「被認為是不謹慎、粗心大意、浮躁、愛狂飲作樂的」，被刻畫成了一種較為不成熟、魯莽、靠不住的形象。

魏卡德認為，糟糕的兒童教養是注意力缺失這一疾病的根源所在，而且注意力缺失在年輕人中更為常見，在年長的人中則較為少見。為了對注意力缺失加以治療，他提出了一種 18 世紀性格培養教育的變體，要求孩子喝酸奶、服用鋼粉、騎馬。

第一份關於解決注意力缺失這一疾病的英語文獻是 1798 年出版的、亞歷山大·克賴頓（Alexander Crichton）的著作《神不守舍的本質和起源初探》（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Mental Derangement）。

克萊頓認為注意力缺失「屬於醫學的範疇」，但是受到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他聲稱，教育程度低、缺乏動力和不良家庭環境都能對注意力產生不利影響。習慣性的注意力不集中和極端的過度集中都能削弱專註力，並且嚴重到使其成為一種醫學疾病。克萊頓斷言，遭受注意力缺失之苦的人都被一種「非自然程度的心理躁動」而攪動。他寫道，不幸處於這種消耗性狀態的人「對其自身感受有一個特定稱呼」，他們「說自己坐立不安。」

在 19 世紀，人們充分地從道德角度來考慮了注意力缺失的狀態。他們把不專心視為對工業的進步、科技的進展和繁榮的威脅。蘇格蘭政治經濟學家威廉·普萊費爾（William Playfair）對關於這個問題的普遍共識進行了總結，他說：

最重要的是，道德的墮落和注意力的缺失有損一個社會的繁榮和安全（且這兩點都伴隨著財富），而繁榮和安全的缺失則是導致國家衰退的最強大作用力。

普萊費爾甚至宣稱，在法國，「貴族對自身職責的疏忽是導致革命發生的原因之一」。

到 19 世紀末期，注意力缺失還標誌著種族的退化。社會批評家馬克思·諾爾道（Max Nordau）在其 1895 年的著作、屬於當時「世紀末文化」經典之作的《退化》（Degeneration）一書中警告說：「如果不關心注意力、奔放不羈，那麼敗壞且不受控制的大腦活動就是反覆無常的，而且缺乏目標和目的。」

事實上，直到 1970 年代，對注意力缺失症（或簡稱 ADD）的正當醫療診斷進入了主流語言，並被用來去理解一個有實際殘疾的邊緣人群的時候，人們才開始傾向於將注意力缺失的廣泛社會條件主張為有缺陷的道德控制的一種。喬治·斯蒂爾（George Still）著於 1902 年的開拓性著作《兒童的一些異常精神狀況》（Some Abnormal Psychical Conditions in Children）聚焦於這樣一類負面特質，如「充滿惡意的殘忍、嫉妒、無法無天、不講誠信、肆意惡作劇和搞破壞、厚顏無恥、淫亂和惡毒」。這種意見從未消失。它甚至支撐了瑪吉·傑克遜（Maggie Jackson）2008 年的著作《分神：對注意力的侵蝕和即將到來的黑暗年代》（Distracted: The Erosion of Attention and the Coming Dark Age）中的觀點，即注意力「馴服我們內心的野獸」、「對良心的培養必不可少」。

在最近幾十年中，對注意力缺失的概念化發生了戲劇性的扭轉。不同於在 18 世紀被視為不正常，注意力缺失在今天往往被表現為一種正常狀態。現今的這個時代經常被描述為「分神時代」（Age of Distraction），人們也不再把注意力缺失形容為僅僅折磨少數人的病症。如今，人類專心致志的能力正在被侵蝕，這也被描述為了一種實際存在的問題，並與疑似具有腐蝕作用的、堅持不懈地流向我們的數字信息流息息相關。「網路抓住了我們的注意力，卻只為分散它們，」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在 2010 年著作的《淺灘：網際網路如何改變我們閱讀、思考和記憶的方式》（The Shallows: How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 the Way We Read, Think and Remember）中寫道。而根據美國神經學家丹尼爾·列維汀（Daniel Levitin）的說法，現代世界中的干擾可以真正破壞我們的大腦。

然而，一直支撐著社會對注意力缺失的成見的道德顧慮依然潛伏在後台。正如美國文學評論家斯文·比克茲（Sven Birkerts）最近承認：「我所知道的是，注意力和道德兩個詞總像電光似的一起出現在我的腦海。」

對任何一位歷史學家而言，這麼說是有道理的。縱觀歷史，人們曾出於對道德權威的憂慮而把注意力缺失上升到一定層次。它在 18 世紀被發現也並不令人驚訝。理性時代的知識分子脾氣拒絕傳統的神聖真理，堅持論點應基於證據和理由。

愛爾維修深信每個人都有獲得「持續專註」和「戰勝懶惰」的潛力。

歷史上的所有教師都知道，贏得年輕人的注意力著實是一項挑戰。但是，一旦凌駕於年輕人之上的道德權威成為了一場拔河，誰會獲得他們的注意力這一問題就成為了當務之急。這就是道德哲學家被吸引到注意力缺失這一問題上的原因之一。這是約翰·杜威（John Dewey）在 1897 年的著作《努力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Effort）中承認的一點。他指出，我們開始意識到注意力，是因為社會面臨了與之相抗衡的主張。

因此，儘管注意力缺失被表現為注意力的對立面，但分神這一問題還是應當被看成對人們對未能專註於理應專註的事物的擔憂，如此會更為有用。它也同樣表達了如下憂慮：注意力缺失可能是對錯誤的文本和文化實踐投入了過多注意力。在麻省理工學院研究網上人類與世界關係的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認可了這一論點。她在 2015 年的著作《喚回交談：數字時代談話的力量》（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the Digital Age）中寫道，注意力「關乎很多事情」，因為「我們把它放在哪兒，就表示我們看重哪兒」。

對分神時代的看法和我們對「關注什麼或誰」的答案的不確定性有關。由科技驅動的分神造成的對道德權威的焦慮，已經在兒童和年輕人身上獲得一定比例的病理性表現。然而最明智的觀察者也明白，不專註聽老師講課的孩子往往痴迷地沉浸於自己接收到的文本信息。對英美世界的年輕人缺乏注意力的不斷哀嘆，可以解釋為對成年人行使權威中存在的問題的一種徵兆。

通常情況下，年輕人若未能成功啟發或捕捉自己的想像力，那麼受到責難的往往是他們注意力不集中的精神狀態。更經常的是，教育工作者們聽天由命地用「數字原生代本來就無法專註閱讀」的所謂包容來回應這種狀況。這種模式在高等教育中更為明顯，因為人們假定大學生再也無法閱讀又長又晦澀的文字，或者去聽非常嚴肅的課程，以至於課程的教材要去適應數字原生代們的注意力缺失。在高等教育中，讓教育環境「適應學生」的呼籲已經屢見不鮮。

而這和同樣關心學生注意力缺失問題的如杜格爾德·斯圖爾特（Dugald Stewart）等的道德哲學家的反應南轅北轍。在 1793 年著有《道德哲學大綱：供愛丁堡大學學生使用》（Outlines of Moral Philosophy: For the Use of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斯圖爾特認為，注意力缺失問題可以通過道德教育來克服。不同於一些當代學者，他將「注意力缺失的早期習慣」視為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而非一個存在的不可改變的事實。愛爾維修深信每個人都有獲得「持續專註」和「戰勝懶惰」的潛力。

遺憾的是，愛爾維修的樂觀主義導致了一種逆來順受的情緒。人們依然渴望注意力卻求而不得。正如某種危言聳聽的警告一樣（見上文），「迅速蔓延的對注意力的侵蝕，是黑暗年代即將來臨的明確信號」。愛爾維修會為這一哀嘆中的宿命論而感到悲傷。

翻譯 熊貓譯社 錢功毅 Ariel Yang

題圖來自 AEON，forbes、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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