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下的逃民：中國歷史上周而復始的無解循環

文史 04-26

作者：梁發芾

大概從戰國開始，國家就實行編戶齊民制度，凡政府控制的戶口都將人戶的姓名、年齡、籍貫、身份、相貌、財富情況等項目一一載入戶籍。被正式編入政府戶籍的平民百姓，稱為「編戶齊民」。編戶齊民的義務就是給國家納糧當差，為國家作貢獻。這被認為是老百姓天生的本分，天生的義務。

在賦稅和徭役義務太重，無法負擔的時候，這些列入國家戶籍冊的老百姓，只能選擇用腳投票，逃走。這些被賦役壓迫而逃走的編戶民，叫做逃戶，也叫逃民。皇權禁止編戶民逃離，但編戶民的逃離卻幾乎與皇權相始終。

其實所謂逃走，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真正逃走了，逃到他戶籍所在地的官府管不到的地方，逃到山高皇帝遠，皇權鞭長莫及的地方，過一種「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世外桃源日子。另一種並不是真正逃走，而是庇托到當地的豪強大族的保護之下，成為豪強大族的浮客、部曲。國家失去了對這些人的控制，他們不必再給國家納稅服役了。這時候，他們或許還在原來居住的地方生活，但戶籍和身份已經是屬於豪強的「私屬」，而非國家的編戶民了。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的編戶民通過庇托於豪強大戶，而逃脫國家的控制，不再對國家承擔沉重納稅服役義務的做法，非常常見。那時候國家動蕩不寧，戰爭頻發，老百姓雖然承擔沉重的賦役卻並不能從國家得到什麼安全保障，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投靠豪強大族，雖然社會地位降低為差不多屬於奴僕，但至少能夠得到一定的保護，而且，經濟負擔也有所減輕。在魏晉南北朝這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國家與豪強之間，進行了長時期的爭奪人口的拉鋸戰式對坑。這樣的對抗，對於處於國家與地方豪強之間的老百姓來說，或許還多了一種選擇，多了一條活路。國家要把庇蔭於豪強大族羽翼下的逃戶爭奪過來，讓他們重新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給國家納稅服役作貢獻，就勢必要給予多種優惠措施；豪強大族要把客戶們留在自己的保護之下，也必須對這些人予以善待。所以，魏晉南北朝時期地方豪強勢力的存在，對於當地老百姓來說，未必就是一件壞事。

那時候，國家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布命令，恩威並用，一面禁止百姓逃亡，威脅說，如果不聽命令，將會對逃民的妻子兒女一起治罪，或者發配到遙遠的邊鎮。另一面又說，對回來從事舊業的逃民，國家蠲免一些賦稅，以示扶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出台占田制，課田制，均田制，按人口給農民們授田，限制豪強大族對土地的兼并和佔有。對於逃民，國家也作出一些讓步，只要重新回到編戶民，國家給他們分配土地。

隨著隋朝的統一，中央集權的加強，國家對地方豪強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國家對於逃民也越來越不耐煩，農民連逃戶也作不安穩了。隋文帝時期一個叫做裴蘊的地方刺史，就給皇帝建言說，國家應該大索貌閱，查驗戶口，「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裴蘊得到隋文帝的賞識。唐朝初期，唐高祖採取的一些政策，大體也是來自裴蘊的建議。唐高祖開皇三年，「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以下，兼令析籍，各為戶頭，以防容隱。」所謂貌閱，就是官員親自驗看每個人的年齡大小，相貌特徵，驗證是不是與戶籍簿上的記載相符。隋唐時期，貌閱曾經年年舉行，後來改為三年貌閱一次。為了防止像魏晉南北朝那樣有大戶隱蔽人口的情況發生，唐高祖還對人們家庭規模與結構作出限制，要求堂兄弟之間必須分家，各立門戶，以防止大家庭由於人口眾多可能存在隱蔽人口的問題。

唐朝開元年間，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說，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眾，請求加以檢括。朝廷下命令說：「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任命宇文融為戶口檢括使，在全國進行了一場雷厲風行的檢括逃亡戶口的運動。和中國歷史上歷次運動一樣，這次運動搞得雞飛狗跳，人人自危。歷史記載說，「使者競為刻急，州縣乘風勞擾，百姓苦之」「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聲勢，或以實戶為客」。這樣在全國檢括出80萬戶逃亡戶，宇文融也成為唐朝增加戶口的功臣。在唐朝，官員政績考核的一項重要指標，就是看在任期間，戶口是不是增加。這種考核辦法強化了官員對於逃民的防範和打擊力度。

雖然唐朝經宇文融的強力檢括，大量逃亡的民戶被檢括出來，重新成為國家的納稅服役戶，但農民身負沉重的賦役，地方貪官污吏隨時巧取豪奪，敲詐勒索。農民平時或許能夠勉強度日，一遇戰亂災荒，便無法生存，逃亡仍然是他們無可奈何的選擇。農戶逃走了，當地的賦役總額卻不會相應減少，那些賦役就只好由未逃走的農戶承擔，這逼得他們也走上逃亡之路。歷史記載就有官員抱怨說，「凡十家之內，大半逃亡，亦須五家攤稅，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這就是「攤配」，也叫「攤逃」，它造成了逃戶的惡性發展。唐代宗曾經多次發布詔令禁止「攤配」，但效果甚微。朝廷不去調整各地賦役的總額，地方官員為了保證賦役總額的完成，必須將逃走人戶的賦役攤派到尚未逃走的人戶頭上。

唐朝中後期賦役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由原來的租庸調製轉變為「兩稅法」。這種轉變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民的逃亡現象。在租庸調製度下，賦稅和徭役都是以人口為基礎的，本質是一種人頭稅。而「兩稅」從賦稅角度來說是一種財產稅，賦稅主要落在土地上。但由於徭役仍然是以人丁為對象，所以，兩稅法只能緩解卻並不能完全解決賦役對農民的壓迫。隨著唐朝後期政治和財政危機加深，貪官污吏敲詐勒索變本加厲，農民逃亡問題越演越烈，最後導致了大規模的流民造反。

明朝對於逃戶的防範比唐朝更為殘酷嚴密。明朝實行「配戶當差」「役皆永充」的辦法，既不允許人們自由擇業更不允許自由遷徙。朱元璋建立政權後，就將全國的戶籍人口分為「軍民灶匠」四種，民籍中又分為更多的小類。這種戶籍身份伴隨一個人一輩子，不但他本人不能改變，就是自己的子孫後代也永遠不許改變。為了防止遷徙，朱元璋還實行了「路引」的制度，「凡軍民等往來，但出百里者，即驗文引。」沿途各地巡檢司對過往行人加以盤查，對無文引者要擒拿送官，進行查究。在城市住店的話，旅店也有詳細的旅客登記，以備官府查驗，如今日住店的身份證登記制度。

朱元璋的明朝還發明了「里甲制度」（農村）和「廂房制」（城市）。里甲制度，是將一個地方的110戶人家編入一個里，每10戶人家編入一個甲，每年由一位里長帶領10戶人家當差，十年一個輪迴。被編入里甲的人一旦逃走，他的當差義務就由剩下的人戶分攤。這本來就是唐朝的「攤逃制」，奇怪的是，唐朝的皇帝曾經不斷要求禁止攤逃，但明朝的皇帝似乎連這個姿態也沒有。「攤逃制」的弊端就顯露無遺，而明朝卻在明知故犯。正德年間有官員就報告說：「遞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賠償。小戶逃絕，令里長；里長逃絕，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由是流移載道，死亡相稗，戶口耗矣」。所以，「攤逃制」與其說是防止逃戶的辦法，毋寧說是大量製造逃戶的辦法。

為了防止和打擊逃戶，明朝不許逃走的農戶在落腳地入籍落戶，往往要強制遣返，嚴厲治罪，甚至派兵鎮壓。明朝的逃戶政策，與歷史上其朝代相比更為嚴酷而無道。在唐朝中期實行「兩稅法」之前，歷代曾經實行過占田制、均田制，授田給農民。農民與國家的邏輯關係是，國家給農民土地，農民給國家納稅服役，國家與農民只有有一種相互義務。農民如果扔下土地逃走了，可以被認為是農民違約。而那時逃戶入籍也可以重新得到政府分配的土地。而明朝時期已經完全土地私有化，農民失地後無法生存也不能離開，逃離是有罪的；強令逃戶歸還原籍，國家卻不可能給予土地。農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完全變成農民單方面的義務。這比唐朝更加霸道而無道理可講了。當然，明朝也和唐朝一樣，是在逃亡流民的武裝暴動中最後失去江山的。這樣殘暴無道的江山最終被流民推翻，實在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