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的滅亡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切

羅馬帝國的滅亡不是一天之內的改朝換代，中世紀的歷史也並非一夜之間開啟。西羅馬帝國的末代皇帝羅慕洛·奧古斯都退位的公元476年，是歷史書加重描述的一年，但是對大多數帝國的子民而言，這一年中他們的生活毫無改變。

因為在羅馬帝國最後的日子裡，蠻族的闌入和基督教的興起已經徹底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在帝國最終分崩離析的時候，對生活起決定作用的各種制度和傳統沒有隨著皇帝的退位和國境的消失而改變，而希臘-羅馬文明的精神更是一直延續到今天。

從西方之複雜演變的一個長遠觀點看，與其說這些新力量（蠻族與基督教）完全排除或取代了希臘和羅馬的文化， 不如說它們把自己的一些獨特成分嫁接到高度發達且根深蒂固的古典基礎上。

——理查德·塔納斯，《西方思想史》

帝國被摧毀了，再無重生之日，雖然從查士丁尼到查理曼，試圖復興羅馬、繼承正統衣缽的人物一直不斷，日耳曼民族也曾用「神聖羅馬帝國」這樣的名稱嘗試喚醒榮光，但這個伏爾泰所評價為「既不神聖，也不羅馬，更非帝國」的國家從未實現它的理想，羅馬的輝煌最終沒有再現。

文明在帝國龐大的殘骸上重建。歐洲擺脫了東方式的中央集權，在蠻族與基督教精神的指引下，走上了一條與眾不同的文明之路。

蠻族闌入

羅馬帝國的擴張終止於圖拉真，在他之後，皇帝們開始建設防禦體系，鞏固帝國的邊疆。在邊境線之外，是一群被稱為「蠻族」的帝國敵人。蠻族一詞並不是字面上「不開化」或「野蠻」的意思。對於羅馬人來說，就像當初他們自己被希臘人稱為蠻族一樣，它泛指是指生活在羅馬的邊境之外的人，其中最主要的是日耳曼人。

哈德良長城是羅馬帝國防禦體系的代表工程

從二世紀開始，羅馬帝國就陷入了緩慢而不可逆的解體過程。帝國邊境無法阻擋蠻族的腳步，他們進入羅馬境內生活，隨後被吸收成為帝國的一部分。四世紀，在匈人入侵的壓力之下，日耳曼部落大舉進入羅馬境內，在隨後的一百年時間裡，他們曾肢解帝國、洗劫羅馬，也曾和帝國聯合，擊退上帝之鞭。

一支從邊民和野蠻人中招募來的僱傭兵是惟一一支保護他們的獨立 ,同時又破壞他們獨立的力量 。

——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

蠻族從羅馬的鄰居變為敵人，又從敵人變成公民，再從公民變為戰士，最終成為帝國的實際統治者。在羅馬緩慢的衰敗過程中，蠻族的將領在帝國的中心執掌軍權廢立皇帝，蠻族的子民則在帝國的邊疆建立了形形色色的子政權，這些政權不僅決定了中世紀歐洲的輪廓，也基本構建了現代歐洲的大體模樣。

蠻族的王國

公元476年的歐洲

狄奧多里克被稱為中世紀的第一個國王，他在一場鴻門宴中殺死了罷黜末代皇帝小奧古斯都的奧多維克，隨後在義大利建立了三十多年穩定的統治。作為一個文盲，狄奧多里克尊重羅馬原本的文化與官僚體制，在他的治下，亞平寧半島呈現了幾個世紀未曾有過的復甦景象。在哥特人的武裝保障下，管理國家的仍然是羅馬的精英，人們如往常一樣繳納賦稅，生活水平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在義大利的北面，克洛維斯統一了法蘭克部落，並帶領族人最終征服了高盧地區。在他的妻子勃艮第公主克洛蒂爾德的影響下，克洛維斯放棄了大部分日耳曼人信仰的阿里烏斯教派，昄依了天主教。這一事件影響深遠，在統一的宗教信仰下，法蘭克人和曾在這一地區處於統治地位的羅馬貴族通婚，形成了一個共同的貴族階層。數百年後，克洛維斯演變成了路易，法蘭克則變成了法蘭西。

不列顛群島上，還沒有信奉基督教的盎格魯人和撒克遜人建立了諸多小王國，在隨後的融合過程中，這些王國被統稱為「盎格魯人之地」（Angle-land），由於古語中A通E，所以這裡便被叫做「英格蘭」（England）。

騎士制度

公元378年的亞得里亞堡，哥特騎兵出現在羅馬軍隊的側翼，徹底擊潰了驕傲的羅馬軍團，殺死了羅馬皇帝瓦倫斯。從此，裝備裝甲的騎兵成為步兵的噩夢。在上古時代，馬匹是一筆不小的財產，騎兵是一個精英階層，這個階層逐漸演變，最終成為騎士。

日耳曼人在漫長的對羅馬作戰中發展出親兵制，是歐洲騎士制度的基礎。對蠻族而言，戰爭是必要的資源來源，頻繁的戰爭要求戰士對首領保持絕對的忠誠，而首領則為士兵提供土地、特權和榮譽。這種關係是贏得戰爭的保障。

在戰場上，酋帥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恥辱；侍從們的勇敢不如酋帥，也是他們的恥辱。

——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

在羅馬末日的混亂之中，人們為了尋求安身立命之所，委身於具有土地和武裝勢力的封建領主，形成了一種庇護制。在世界性的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時期，親兵變得不可或缺，軍事領域的庇護制最終形成了一種由下向上進行效忠的騎士制度。

隨著時間的推移，騎士階層演化出一種屬於上層社會的精神文明，它將日耳曼民族的尚武精神與貴族階層的道德榮譽結合起來，代表了鋤強扶弱高尚的品質和永不退縮堅定的勇氣。這種騎士精神使歐洲人在漫長的歲月里堅守住了基督教的堡壘，保護了希臘-羅馬文明得以長存。

勇敢的騎士是歐洲文明堅強的壁壘

習慣法

除了依靠軍事忠誠，蠻族的部落維繫還依賴於法律。日耳曼的法律和羅馬法有諸多的不同，它是不成文的、基於習慣與傳統的，與其說是一種法律，不如說是一種風俗和日常行為規範。這種習慣法最大的特點是對暴力的限制，它追求的是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可能引發流血與世仇的爭端。

在日耳曼的王國代替羅馬的年代，習慣法與羅馬法一直處於膠著狀態。蠻族法律強調通過共識或外力來彌合分裂，羅馬法則強調通過有效力的權威來維持總的秩序。從日耳曼王國頒布的法典中可以看出，在效仿羅馬法的過程中，習慣法仍然是不可違背的原則，它代表了共同體無言的同意，具有絕對的權威。習慣法與羅馬法的結合，是中世紀後國家統治的有效手段。

法律是屬於民眾、或人民、或部落的，它幾乎好似集團的一種屬性或者一種共同的財富，而集團是靠著它才維繫在一起的。

——喬治·霍蘭·薩拜因，《政治學說史》

早在羅馬仍然名存實亡的年代，蠻族的國家就已經建立和發展了起來。軍事首領和他身邊的族人一起，在征服或被征服的道路上兼并部族和吸收追隨者。當部族發展到足夠強大時，首領就成為國王；在國王死後，部族會議選舉賢能繼任。這種選舉習慣持續了幾百年時間，相對於羅馬帝國混亂的王位繼承製，這也是蠻族強大的原因之一。

基督教興起

不管今天的基督教如何是工業文明的正統，也不管它是世界範圍內的何種理所當然，從基督降世到三世紀中間的這幾百年時間裡，基督教只是羅馬廣袤土地上的一支略有聲勢的另類宗教力量。

今天我們看到的基督教並不完全是耶穌本人所傳播的那個宗教，在成為今天這樣世界性的宗教之前，它經歷了極不尋常的演變過程。在從羅馬帝國中的被迫害者，到中世紀的統治者之間的這段時間裡，來自三個方面的塑造對基督教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其一是基督教的信徒，其二是羅馬的皇帝，其三是希臘化的傳統。

中世紀的基督教是脫胎於羅馬的基督教，沒有羅馬帝國的迫害與支持，就沒有今天的基督教文明。作為一個千年的統治者，歐洲的基督教會成為了宗教信條下包裹文化光輝的膠囊，它讓蠻族的國家心悅誠服地拜倒在一個統一的權威之下，使希臘-羅馬的文明沒有在漫長的歲月中斷代。

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獲勝的野蠻人也同樣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雖然他們並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們有共同的教義和神靈的啟示。一條聯接著歐洲各個民族。一個世界性機構遍布所有國家，它無比強大，而且是羅馬時代倖存下來的惟一成為系統的機構。這一機構的首腦是羅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職的形式，恢復了羅馬皇帝已經喪失的權威。

——溫斯頓·丘吉爾，《英語民族史》

聖保羅的詮釋

生於大數的羅馬公民掃羅（拉丁名保羅）擁有極好的希臘化教育背景，他是耶穌之後對基督教影響最大的人，是不是使徒的使徒。從某種意義上講，對於基督教而言，保羅起到的塑造作用甚至要大於耶穌基督本人。他改變了當時基督教作為猶太教分支的現狀，第一次在外邦人中傳教，並且不要求他們遵循摩西的律法和施行割禮。他創造出了基督教中普世的價值與行為規範，使基督教從民族宗教走向世界宗教。

聖保羅的傳教路線

作為一名行動者，聖保羅秉承耶穌「福音必須傳遍大地各國」的教誨，在羅馬境內進行了廣泛的傳教工作。他在政治力量的打壓和其他宗教勢力的阻撓下，儘管遭遇各種危險仍矢志不渝，詮釋了一名使徒的精神。聖保羅最終死於羅馬的審判，成為一名殉教的聖人。

「上帝之子」……這一名號由聖保羅創建，他使基督教塑造成一個普世（如伊斯蘭教一樣，迎合全人類）的，同時對政治緘默不語的宗教，從而成為帝國統治著的理想之選。

——經濟學人，《基督教的起源：一個無神論者的見解》

如果基督教只是猶太人的基督教，那麼它將註定無法承載文明的重任。只有在足夠希臘化之後了，它才構建起自己的形而上學，成為了那個時代的另類。在命運將天選之位定於基督教身上後，它能夠得以創造出一個複雜的神學整體，和柏拉圖學派與斯多葛學派的影響密不可分。或者說，早在君士坦丁大帝將基督教推上歷史的前台之前，基督教本身就已經做好了改變世界的準備。這一切都是從聖保羅開始的。

君士坦丁大帝的星空

對於帝國末期那些試圖力挽狂瀾的皇帝而言，容得他們迴旋的餘地並不太多。羅馬的衰退讓世界末日降臨的緊迫感日漸加深。擁有公民身份的人越來越多，羅馬帝國早已不屬於羅馬人自己。帝國需要在一片危機之中凝聚人心，宗教成為了最好的選擇。

傳說君士坦丁在米爾維安橋之戰前夜仰望星空，看見天空中出現閃亮的十字，聽見上帝的低語：「憑此十字你將克敵制勝」。世界歷史從此拐向另一個方向。

拉斐爾筆下的《米爾維安橋之戰》

君士坦丁在米爾維安橋之後成為了羅馬的皇帝，讓他在歷史書中長留名號的，是他為基督教樹立了正統的地位，並且利用國家權力平息教義的爭論。他在臨終時受洗，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基督徒皇帝。他選擇了金角灣旁邊的希臘小城拜占庭作為自己東方的陪都，這座城池作為基督教的東部邊陲屹立了一千一百餘年。

君士坦丁之後，基督教的發展成了名正言順的事情。幾十年後，公元393年，狄奧多西大帝確定基督教為羅馬國教，從此，羅馬的一部分在基督教中變為了永恆。

聖哲羅姆的噩夢

聖哲羅姆曾經夢見上帝將他趕出天堂，並對他說，「你是一個西塞羅主義者，不是一個基督徒。」

作為基督徒的掙扎，在於是否應該將屬於希臘文化的經典奉為圭臬，聖哲羅姆如此的糾結因此可以理解，因為充滿理性主義與樂觀好奇的希臘文化與宗教精神並不融洽。這個疑慮一直存在，對此聖奧古斯丁採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他相信優秀的基督徒不應把異教的經典作為個人的喜好，但使用它們為基督教服務卻並無不可。在奧古斯丁的基督教哲學框架下，古代希臘的柏拉圖主義哲學和羅馬時代普羅提諾的新柏拉圖主義，都成為建構基督教哲學的材料。

奧古斯丁終其一生都在通過證明永恆的真理來證明上帝的存在，這種永恆的真理，就是融合了希臘-羅馬文明的形而上學內核。聖奧古斯丁的哲學體系，統治歐洲直到十二世紀，今天仍然是思想史中濃墨重彩的一頁，它解決了聖哲羅姆的恐懼，使基督教是一個內蘊希臘化精神元素的宗教。

公元430年奧古斯丁逝世以後，哲學已蕩然無存。

——羅素，《西方哲學史》

在那個分崩離析的歲月，教會用手抄的方式在浩瀚的文海中保存了古典文明的精華，用詮釋者的權力發展和演繹了古典哲學的教條，用希臘的七藝在基督教體系內完成了古典文化的傳承。

結語

如果抱著惋惜帝國隕落的心情看待羅馬的衰落，或像曾經的歷史學家一樣，憑著對中世紀的厭惡感懷帝國昌盛願景，那麼我們將永遠無法真正理解羅馬覆滅和中世紀的意義。文藝復興不是一次復興，而是一次萌發，它的種子植根於所謂一千年「黑暗時代」的土壤里，而播種它的，正是集權帝國的衰亡。

在古老帝國積重難返的五世紀，蠻族的新鮮血液注入到拉丁國家古老而腐敗的身體里，讓文明煥發了新春——部落的建制和羅馬的體制相結合，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日耳曼的習慣法與羅馬法結合，形成了一套合理的法律體系；行使自衛權的部落傳統，形成了封建下的騎士制度；而新的國家，也正是大體今天歐洲的面貌。

一方面，蠻族入侵造就了歐洲的外部面貌，使它擺脫了集權帝國龐大丑陋的必然歸宿；另一方面，基督教塑造了西方的精神世界，它把蠻族捏合在了拉丁人與希臘人之中，讓歐洲作為一個精神上的整體，安然度過了中世紀的一千年。吉本本著理性主義的精神提出基督教對帝國的衰退負有責任，但宗教的興起與帝國的衰頹誰為因果尚且無法言說，更何況理性主義本身也是孕育在基督教精神之中。

羅馬政府在敵人眼中一天比一天軟弱，而對它自己的臣民來說，一天比一天更為兇惡、更為可厭了。隨著公眾災禍的增多，賦稅日益加重；愈是到了必須勤儉度日時候，勤儉的風氣愈被人忽視，心術不正的富人把不平等的負擔從自己身上轉移到人民身上，富人用欺騙手段奪走有時還可以略為緩解他們的災難的一些特惠待遇。

——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

在羅馬帝國這顆參天大樹最後的日子裡，曾經輝煌的國家已經變得面目可憎，它的倒掉已經不可避免。 蠻族的國度在羅馬龐大的屍體上生長起來，和基督教一起，在漫長的歲月里吸收、保存了希臘-羅馬文明中最精華的部分，促使其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蛻變，使歐洲這片土地在一千年後再次成為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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