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史可法是什麼樣的？

史可法（1601—1645），字憲之，又字道鄰，祥符人。北京失陷時，他是南京的兵部尚書。

朱由崧到南京時，史可法已在南京。軍隊最管用時，史可法正是兵部尚書。如果史可法不炙手可熱，哪只有天知道了。

但這麼好的天時地利，卻讓史可法一直處在困頓之中。

史可法應該是個大有作為的人。當年的史可法，尚為一介書生，即獲左光斗的異常器重。左光斗主試時，當聽到門史唱出史可法的名字的時候，「瞿然注視」，當即「面署第一」。在史可法拜見左夫人的時候，左光斗更是當著子女的面，對史可法讚賞有加：「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一切皆如左光斗所願，史可法走上了歷史的前台，但表現卻令人大失所望。後人多將南明政權瓦解的矛頭，指向馬士英和阮大城，在政治失敗中以壯烈塗抹史可法的平庸。其實，史可法在南明政壇的極速衰落，與馬士英、阮大鋮的正面競技並無太大的直接關聯。倘若不是史可法在決策上的重大失誤，馬士英和阮大誠即便有影響，也會退居很次要的位子，自己也不至於始終困頓，進退維谷。

北京失陷，崇禎駕崩，冊立新君成為當務之急。崇禎的三子均未逃出北京，繼位者只能是散在各地的藩王。以血緣關係講，崇禎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子孫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灜最有資格當選。但桂、惠二王均在廣西，距南京太遠，且均比崇禎帝高一輩，不如福王以兄弟關係繼統更為妥當。除此之外，神宗的侄兒——潞王朱常淓，也因避亂逃到淮安，擁立新君，他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項。

按倫理，福王即位順理成章的。可是，由於福王朱由崧牽涉到黨禍問題，以錢謙益為首的東林黨人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東林黨人將再次受到打擊，因此傾向於擁立潞王。

——這個原因，其實很表象。最深刻的玄機，還是在國家領導人的初始提名權！憑心而論，將潞王與福王相比，擁立潞王確實沒有更合適的理由。但讓不當立的立了，這才叫「意義」！如果真是件順理成章而又天經地義的事，你扯破嗓子，也只是跟風，誰都不會拿你當回事。就像你做醫生，只是替人家治好了感冒，還指望人家拿你當神供，也太有辱人家智商了。只有人家疑似癌症，你又讓他起死回生，人家才會奉你為菩薩，一輩子對你感恩戴德。

潞王本不當立，東林黨人明知不當為而為之，那是替自己的日後前程作打算的。

主持大局的兵部尚書史可法，並非不明白這個常理。不明白的，是我們不知道他是一個十足的書生。這種書生氣，就是道理你不說他都明白，怎麼下手你說了他也不明白。

由於在感情上傾向於東林黨人，在思想上又力主按倫序迎立福王，史可法陷入猶豫，但又試圖說服東林黨人:「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帷是聽，而又何患焉？」

史先生的高論，顯然知識淵博，但明顯是兩頭不討好——贊成潞王與反對潞王，贊成福王與反對福王，史可法都不是旗幟鮮明。不表態，先講個歷史故事讓你琢磨。你琢磨透了，他告訴你，本人早就是這個意思了！

他沒有人出來幫史可法解套，他還得自己拿主張。主張一拿，又出錯了。

猶疑糾結的史可法，這時想到了折中。他的前往浦口，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密議。最後，二人達成共識：擁立遠在廣西的桂王。

這個決策有相當的科技含量，史可法對自己兩全其美的智慧決策，幾乎感到滿意——既避開了矛盾的焦點，又淡化了南京官紳的意見。而且，又借馬士英在軍隊的實力，獲取軍隊方面的支持。

謀劃完了，史可法靜靜地等著好消息。

馬士英雖說也是書生出生，卻沒有一絲書獃子氣。當軍方開始動作，出手謀劃擁立福王時，馬士英果斷轉舵，並成為擁立福王的領軍人物。至於史可法那邊，他連個招呼都沒打。

「定策」中的重大失誤，是史可法最終在弘光退出核心層的根本原因。

——這個失誤，不單單是沒有立功。相當致命的，是在謀立桂王時，史可法還將論文做得滴水不漏，他詳盡地論證了朱由崧德才不備。並且，以書面的方式留在了馬士英那裡。現在，不可避免地轉到了朱由崧手中。

要說朱由崧，還真不是朱由檢。否則，與「一把手」過不去，史可法受到的就不是打壓，至少也該是殺頭了事。

在弘光朝，史可法自請外出督師，這是他一生中無奈而又值得稱道的明智之舉。

但是，史可法外出督師，手握軍權，其軍事戰略卻令人匪夷所思。史可法的軍事戰略，充滿了書生的想像。面對滿清大軍，他想到的是軍事聯盟——借虜平寇。

在這個國策的指引下，史可法安排了左懋第為首的北使團。新政權雖然財政很困難，但再大的困難也要克服。一干人帶上「大明皇帝致書北國可汗」的御書，賜吳三桂的誥敕，白銀十萬兩，黃金一千兩，綢緞一萬匹。詔諭清朝，並稱順治帝為清國可汗，提出四件事：安葬崇禎帝及崇禎皇后，關外土地給予清朝，每年十萬歲幣，建國任便，開始實施外交救國。

結果，禮物人家收了，派出去的人只收到一頓打罵。

史可法身居兵部尚書之職，後人能叫好的，無非是他以「大司馬」身份寫出的精彩美文——史可法死守揚州時，多爾袞致書勸降。這封史可法「復多爾袞書」，真實地反映了他的想法和思路，人們從中可看出他謀略。

「越數日，遂命法視師北上，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為我先皇帝後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群黎，且罷剃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複次江淮。」

後人皆曰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漢奸十足。但史可法聲稱，如果我是吳三桂，我也會這麼做的，因為吳三桂打敗了李自成，報了「君父仇」——這就是史可法對形勢的判斷。

在當時情況下，自顧南保半壁尚不足，卻還要欲圖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先討伐李自成軍，使得北岸清兵贏得時間和精力。他前期戰略失誤，最後要作困獸之鬥，固守一城而不知不應計較一城一池之失的兵家常識。史可法到底是怎樣考慮戰略的呢？

史可法的未來戰略是：「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卷上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泄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

——用「同仇之誼」感動滿清，幻想用清兵消滅李自成，這就是史可法的完整策略。

胸中謀略如此，實戰又有何奇招？弘光元年，多鐸部出潼關直趨揚州，攻擊高傑、劉良佐、黃得功等明軍主力。四月十三日，清軍至泗州，明守泗總兵率部南逃，清軍當夜渡過淮河。面對嚴峻的形勢，史可法驚惶失措。

據應廷吉記載，當時一部分南明軍隊駐於高郵，史可法一天之內三次發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

一日三調，應廷吉糊塗了。

史可法受後人追捧的，似乎尚有揚州之戰。在揚州之戰中，史可法本身就是缺兵少糧，明明知道既無外援，敵軍強大不可勝，城破是遲早的事情。太平時節，國不知有民，國難之時，民不知有國，但無論如何，也不應該為敵國為倀鬼。時局不可為，還要作近乎自殺的抵抗，那便又回到了國不知有民。

二十一日，甘肅鎮總兵李棲鳳和監軍道高歧鳳帶領部下兵馬四千進入揚州城。兩人的意思是劫持史可法，獻城降清。史可法也清楚，只是說：「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為，如欲富貴，請各自便。」李棲鳳、高歧鳳見無機可乘，於二十二日率領所部及城內四川將領胡尚友、韓尚良一道出門降清，史可法則以恐生內變為由，聽之任之，不加禁止。

當清軍初抵城下時，總兵劉肇基建議乘敵大眾未到，立腳未穩，出城一戰。史可法卻說：「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

既不能戰，也不願降。最終，史可法選擇的是書生的氣節，執意一死，並且讓全揚州的人陪他一死。

二十四日夜，清軍用紅衣大炮轟塌城牆，「城上鼎沸，勢遂不支」。入夜，揚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眾人擁下城樓，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多鐸勸降他，但史可法不從，史可法被俘後遇難。之後，便是多鐸的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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